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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无语 隆振彪-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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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琴吓了一跳,下意识地退了几步。
“站住!”春秀不看素琴,两眼望着山上“,听着,你以后要对小军好!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要不我变成厉鬼也会找你算帐!”
说完,春秀一扭头钻进草丛中去了。
春秀溯着河岸走到拦木坝下。
拦木坝,拦木坝,怕你塌时,你让人心惊胆颤好像立即就会天崩地裂,要你塌时,你怎么倒稳如泰山了,莫非九溪江采育场百十号人,今天你单要我杨春秀一人的命不可!
面前,一根根交错纵横架空重叠的木头倒梯形般地卡在黄色城墙的顶部,遮住了头上的一片天空,坝基下水花四溅,寒气袭人。春秀不由得打个寒噤。她放下沉甸甸的尼龙袋,将锁口拉链扯开,露出油纸裹着的炸药,再从身上掏出雷管插进炸药包,接上导火线这里的一切,都被一直在桥头站着的袁光清清楚楚看在眼里。素琴站在他的身后,眼前这从未经历过的一幕使她完全惊呆了!
突然,袁光推了她一把,狠狠地说了句:“这本该我去,小军就托付给你了!”
不待她回答,袁光已奔下河岸。碎石割破他的脚踝,他不知道,荆棘划破他的脸,他不知道,他拼命地往前跑,往前跑—
“你来干什么?”春秀冲他喊。
袁光没有回答甚至都没顾上看她一眼。
装满炸药的尼龙袋安然无恙,溅起的水花仅打湿了外面的一小块。他迅速检查了一遍,从春秀手里拿过火柴,便爬上拦木坝。
炸药强塞进拦木坝的空隙里,仅留导火线在外。袁光将火柴叼在口里,一只手攀着水淋淋的木头,一只手拿起火柴梗在磷纸上划。磷纸有些湿,好不容易划燃一根,又被上面渗下来的水珠滴熄。
春秀一把抢过火柴,仿佛在下命令“:你搂住我!”
他将腾出的那只手搂住她的腰,全身前倾,用背脊挡住上面渗漏下来的水珠,挡住唿哨的河风。水珠很快滴湿了他的后背。
又划断了几根火柴。
“我来划。”
“不,还是我来!”
嚓—
终于划燃了一根。
他将身子弯得更低,不让水和风透过。她用一只手掌弯成半圆形,拢住。
导火索点燃了。
导火索才一米长,嗤嗤地冒着火星儿。
他们定定地瞧着它越缩越短。
他自言自语“:跑也白跑”
她说“:我知道。”
“你想什么?”
“我在想我终于和你在一起了!”
袁光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渐渐地,眼睛似蒙上一层雾,模糊了。他想说句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将冰凉的脸贴在她那同样冰凉的脸上,将她搂得很紧,很紧。
嗤嗤的火星儿已缩进尼龙袋里去了。他们什么也没听到,整个世界在刹那间成为一片空白,几十米高的狂澜挟着如炮弹出膛般的木头,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着它前面的一切!九溪江采育场眨眼消失了
山坳上,一个女人凄厉地惨叫一声,双手前伸,跪向河川。
卖厂
宋师傅走过车间,见大门贴了封条;正纳闷,接着又发现仓库门上也交叉贴着盖有大印的封条,便愣愣地不知该怎么办了。
宋师傅是劳碌命,早先在车间里抡大铲,每天把酒糟铲进铲出,拌料、入池、起窖、装甑,都是力气活。他系个裤头,光着脊梁,还直淌汗水。一天下来,喝三两“谷烧”,洗个热水澡,周身通泰。后来厂里搞起了机械化,改固体为液体,生产食用酒精和色酒;他没多少文化,便调到仓库。仓库清闲轻松,宋师傅却忙乎,他总是拿块抹布,在齐胸高的酒坛子间转圈子,顺手将坛盖盖严,扫扫抹抹。仓库很大,每一列坛子装一种酒,宋师傅闭上眼也能分得清。他虽有嗜酒的习惯,却从不在仓库呷一口,除非兑酒时请他品评,他才舔一舔。
近些年来,酒厂越来越不景气。大气候不好,又贷巨款扩建新厂房;负债经营,效益滑坡,无力还贷,银行再也不肯贷款,厂子便瘫在那里。已经几年没生产了,工人想上班也没班上,年青力壮的便四处打工,年纪大的拾点破烂换两个油盐钱,日子迷迷糊糊地混着过。只有宋大有师傅,仍然作古正经地去上班,每天八小时、一分钟也没少;仍然有那么多的事要做,要抹洗仓库的坛坛罐罐,要到车间里去打扫、擦锈,常常弄得一身灰一身汗。大伙一见他往厂区走就说:
“劳动模范又去模范了!”宋师傅年年评劳模,不但是县里的劳模,还是市里的劳模。这几年厂里再也分不到劳模指标了,宋师傅才没参评。但没参评不等于不是劳模,宋师傅做事依然勤力勤心,风雨无阻,没分文报酬上班,谁能做得到?
厂长赵公明劝他“:厂子都稀烂了,你何苦还劳累?”宋师傅说“:我愿意。”侄儿宋爱国说“:你老糊涂了。”宋师傅说“:我心里明白得很,爱厂如家,谁听说家穷就厌弃家了?”有人怀疑他神经有毛病,他说“:你才有毛病。”宋师傅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他,忙忙乎乎地上班、总觉得自己仍然是主人翁。那年,他作为酒坊的伙计和老板一起“公私合营”,成了地方国营酒厂的正式工人,“国家工人”四个字便像金印似的烙在他心上。几十年了,他很为自己是“国家工人”而自豪。厂里几年没开支,他能体谅;再怎么样,咱还是国家工人,自己看重自己。不上班,便觉失掉了什么;上班,才觉得踏实。
可今天大门贴了封条,不能上班了,心里空落落的。他就怪自己,星期天不该去旮旯里栽菜,厂里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愣神了一会,见办公室那边聚扰了一群人,便走了过去。
办公室平时难得开门,今天打扫一新。宋师傅隔着门缝朝里瞅了一眼,见赵厂长和经委王主任身子朝前倾,与一个他有点面熟的银盘脸谈着什么。宋师傅不好意思偷听,转过身,人们便问“:他们谈得怎样?”
宋师傅说“:我没听。”
“咋不听?”他们就有点责备的意思,说厂子要拍卖了,买主就是那白脸汉。宋师傅恍然明白为何到处贴封条了。
早就传闻要卖厂,说是由造纸厂接收。宋师傅心里虽然难过,但一想到造纸厂也是国营厂子,自己还是国家工人,便觉得也没掉份,就不再凄惶。今儿,大概是来谈这件事吧?他想。
办公室里的声音大起来,只听赵厂长说“:刘老板,酒厂都是些勤力人,老实听话,留下他们你不会吃亏”
宋师傅听糊涂了。赵厂长为何称造纸厂的人为“老板”?为何央求他收留酒厂的职工?不是说连人带厂房一齐转过去吗?都是公对公,有什么求奶奶拜爷爷的呢?就问旁边的人。
“宋师傅,你是隔年的黄历了!”旁人告诉他:纸厂接收酒厂的事早就泡汤了,他们自己就嫌人多难养活,哪愿再增加负担。今天来买厂子的是深圳老板,叫刘三金。
“刘三金,是他—”怪不得有点面熟,宋师傅忆起了以前的事。
当年,刘三金跟他一起抡大铲。小伙子贪杯,那晚下班,他偷喝了一斤“老谷烧”,酩酊大醉倒在洗澡池里。水淹没了他的口鼻,他仍然人事不省。宋师傅听到澡堂里水哗哗响却无人声,以为是有人忘了关龙头。过去一看,才发现命若游丝的刘三金。他赶忙将他背出来,给他揿“人中”、灌凉水、喝醒酒汤,忙乎了一个通宵,他才救治过来。后来,刘三金跟厂长干架,一气之下跑到深圳,混了七八年,竟人模狗样地混出个脸面来了。
“他买酒厂,咱不成了他手下的伙计了?”宋师傅心里就有点苦涩。
“不叫伙计,叫打工仔。”旁人纠正道。
反正是一回事。
宋师傅想着就憋屈得慌。当了三四十年扬眉吐气的国家工人,又转到老路上给老板当马牛,累死累活不说,还得看人家的眼色行事,没你说话的地方。这世道越变越叫人不明白。
“我是买厂子,不是买人,凭什么硬把他们塞给我?!”刘三金声音很响,口气硬硬的“:再说,厂子也不是我想买,是你们找上门来要我买,现在又提这个那个,是不想谈生意了?”
“刘老板,别误会,别误会。事情好商量,好商量!”王主任在说话,声音不大,门外的人却听清楚了。有人发牢骚:
“政府想把我们撂给资本家,资本家嫌我们累赘,谁也不管咱死活,这日子怎么过?”
“谁在说怪话?赵公明你去看看。”王主任生气地道。
赵公明打开门,又关上,说“:厂里的职工在外面听着。”
“换个地方再谈。走!”王主任最先甩开房门,满脸不高兴地往外走。银盘脸的刘三金紧跟在他后面。赵公明最后一个出来,无可奈何地一脸苦相。宋师傅一见赵公明的神情,头也低下来,闷闷地回了家。
宋师傅住的还是许多年前的旧宿舍,一溜青砖黑瓦的平房,厂里唱着把这砖房子拆了重盖,唱了几十年,可总是没钱。墙上的石灰皮已经剥落,露出糊墙的泥浆底子。宋师傅早就应该搬进新宿舍,可是每次他都让给了别人,就一直住在这里。
宋师傅是“一张肚饱了,全家不饥”。他不是没结过婚,二十年前,妻儿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他就再也没有娶过。曾有好心人为他作介绍,他谢绝了。他想得很简单,自己是国家工人,生老病死有国家管着,再不用“养儿防老”,只要把工作干好就行。却不料如今形势不同了。宋师傅习惯地看看已经发黄的一张张奖状,心里有很深的感触。
闷闷地坐了一会,宋师傅便去热饭菜。侄儿宋爱国走了进来“:叔,下班啦?”
宋师傅声也不吭,只点了点头。
爱国掀开锅盖看了看,说“:叔,你又吃青菜?”
宋师傅说“:青菜好吃。”
爱国说“:我给你的钱呢?你又没舍得称肉吃?”
“吃了吃了。”宋师傅答道。隔壁的串长顺,一家五口,半边猪脑壳,炖锅白萝卜过的年,自己比他们强多了。
爱国不信,说“:下次我不给钱了,买东西来。”
宋师傅说“:我没说要你给钱。我有工资。”
爱国说“:你有啥工资!以为我不知道?”
宋师傅的老兄死得早,侄儿靠他抚养大,又送他念大学,当了外科医生。叔侄俩感情很深,爱国隔三岔五就要来看望他。见宋师傅苦涩地笑笑,不开腔,默认了,爱国便大发感慨:厂里的工人们死干活干,也挣不来多少;到头来还要失业,没人管没人问。钱都落到少数人口袋里去了,富的富得流油,穷的穷得打板屁。这世道可真是有点不公平。
宋师傅张罗着要给爱国弄饭,被爱国拦住了,说是病人家属请他到馆子里喝过几盅了,他就是想看看叔。
叔侄俩唠着家常,爱国又说起医院的事,说有一个姓李的失业工人,靠卖血供儿子上学;每次动大手术需要输血的时候他就来了;看到那张没有血色的脸,他都不忍再将针头插进去。有一个姓肖的“大款”,患尿毒症,肾坏了,靠换血活着,愿意花二十万元买一只好肾;现在没有谁挨枪子儿,也肖“大款”到处放信,要他留神点儿,看谁愿意卖肾。
临走时,爱国往桌上放了一百块钱,再三嘱咐宋师傅要注意营养;就低下头,跨出低矮的房门。
厂长赵公明有一种像狗被驱赶的感觉。
好说丑说,刘三金只同意留下二十个身强力壮的工人,还有六十个人没去处,经委主任王立阳只叫他签字;他实在拿不起那不到二两重的笔。刘三金也不肯在合同上划押,因为这二十个人他还没见过。王主任便叫他出榜,叫这些人集合,让刘三金当面敲定。
写名单的时候,赵公明手直打颤。睡梦里也能想象得出形容的那五六十号人,他们等了几年,身上衣口中食这回真的是没指望了,他们有什么罪过?他长吁短叹着,那张榜便贴出来了。很快围拢上了一群人,见没有自己的名字,就纷纷诘问赵公明。赵公明也无法辩白,借口再去找刘老板商量,逃也似地离开了。
酒厂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该找谁去?谁也说不清。前任厂长据说胆识过人,敢于上项目,上规模,盖起了新厂房,产值利润翻了几番,事迹上了报,他也升了官。等他赵公明来接手的时候,却发现帐面上的数字大都是编出来的,近两百万的贷款分文未还,库存的40吨酒精杳无踪影,原材料也已告罄。他只得到处借债,重开炉灶。一年下来,辛辛苦苦赚到几个钱,还不够还利息。他就像雨天背蓑衣,越背越重。去年冬,一个浙江老板怀揣两百万元来酒厂,打算两家联营生产笋罐头,条件只有一个:县内笋子不能外流。他打了个报告,经委主任王立阳递了上去,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大笔一挥: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书记的指示很明确:参予市场竞争,不搞地方保护主义。那浙江老板看重的就是笋子资源,见状拍屁股就走了。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熄灭了。
闹腾了好几年,也没闹出什么起色,妻子就说“:你还舍不得那破厂啊?不是我养着你这个大男人,你喝西北风去!”
妻子在邮局工作,旱涝保收。妻子早就嚷着要他调出去,可企业的干部跟企业一样苦命,不能调机关,不能调事业单位;再说,他也舍不得就这么扔下工人们。他们跟着他吃了这么多苦,少吃少穿,从不埋怨半句;他总得让他们有个念想。如今县里要把酒厂拍卖,他只求把工人安排好,谁知却落得这么个结果。
厂里没有会议室,开会时天晴在场坪里,落雨在食堂里。
食堂早几年就停火了,破破烂烂。榜上有名的二十个人不用喊,自动来了。刘三金照着名单一个个打量着,不时询问几句,像挑牲口生怕上当似的。
申长顺一见这阵势便有点发毛。他缺乏营养本来体质就差,这几天又拉肚,紫色的脸更显得老相。刘三金端详了一会,摇了摇头,申长顺愈加胆怯,讷讷地说“:我我…
能干活—”
旁边的人低声说“:他是个老实人。”
刘三金说“:我知道。”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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