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魏书-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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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宗即位，迁中书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相州大中正。出为使持节，加散骑常侍、镇东将军、相州刺史　，有惠政。征为太常卿，迁尚书右仆射，固辞，诏不许。肇于吏事，断决不速。主者谘呈，反覆论叙，有时不晓，至于再三，必穷其理，然后下笔；虽宠势干请，终无回挠。方正之操，时人服之。及领军元义之废灵太后，将害太傅、清河王怿，乃集公卿会议其事。于时群官莫不失色顺旨，肇独抗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赗帛七百匹。肃宗举哀于朝堂。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文贞公。　　
　　肇外宽柔，内刚直，耽好经传，手不释书。治《周易》、《毛诗》，尤精《三礼》。为《易集解》　，撰《冠婚仪》、《白珪论》，诗赋表启凡七十五篇，皆传于世。谦廉不竞，曾撰《儒棋》，以表其志焉。清贫寡欲，资仰俸禄而已。肇之为廷尉也，世宗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足令臣曲笔也！”其执意如此。及肃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并加封邑，时封肇文安县开国侯，邑八百户。肇独曰：“子袭父位，今古之常。因此获封，何以自处？”固辞不应。论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颇有学。历秘书郎，袭爵新泰伯。迁通直郎、国子博士，领尚书郎中。肃宗以肇昔辞文安之封　，复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论肇前议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县开国侯，邑七百户。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赠征虏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刺史，谥曰文。　　
　　子皓，字宾多，袭。侍御史。早卒。皓弟安居，袭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参军。齐受禅　，爵例降。　　
　　明根叔父矫，中书博士，濮阳、钜鹿二郡太守。卒，赠冠军将军、相州刺史。　　
　　矫孙馥，国子博士。馥弟思进，尚书郎中。　　
　　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汉楚元王之后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刘骏兗州长史。　　
　　芳出后伯父逊之。逊之，刘骏东平太守也。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　　
　　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时有南方沙门惠度以事被责，未几暴亡。芳因缘闻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知芳笃学有志行，言之于太后，太后微愧于心。会萧赜使刘缵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与缵相接。寻拜中书博士。后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恆侍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丰渥，正除员外散骑常侍。俄兼通直常侍，从驾南巡，撰述行事，寻而除正。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高祖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而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笄称。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栉溃�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邪？”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音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理义精通，类皆如是。　　
　　高祖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高祖南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萧鸾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民颇怀去就，高祖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从征马圈。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世宗经。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赈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　　
　　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诚复政有质文，兹范不易，谅由万端资始，众务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虎门。《周礼·大司乐》云：‘师氏，掌以�裎②�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之事，以教国子弟。’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敷陈六艺，以教国子。’今之祭酒，即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民，教学为先。’郑氏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又云：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惟以二，或尚西，或尚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趾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广。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名儒礼官，议其定所。”从之。　　
　　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廉清寡欲，无犯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转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是以列圣格言，彪炳绵籍；先儒正论，昭著经史。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之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贾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曰：“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郊。”贾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之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仍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得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稷、社、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祗，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高祖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世宗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则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时，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嘿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　　
　　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朱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民望见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唯诫社、诫稷无树。此其七证也。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