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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的变革 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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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认同的破碎性和矛盾性的坚持。一旦丢掉后结构主义的透镜，那就没有理由不把这些重点保留在客观关系的语境之中。
社会心理发展与男性性征
依据肖多罗，人们可以证实的是，在生命的最初年月里——尤其是、也许仅仅是在当代社会里——母？的影响胜过了父？和其他照顾者的影响。楠茜·肖多罗：《母性的再生产》，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1978。儿童对母？的最初感受实际上恰与阉割和无能之人的形象相反；尤其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小男孩、女孩都把母？视作无上的权威。因此，早年的自我认同和一种潜在的？密关系首先是通过与一位无比重要的女性人物的认同发展而来的。要获得牢固的独立感，所有儿童都必须在某个阶段摆脱母？的影响，并因此解除母爱。不言而喻，这是通往男性之路，而非向女性的迂回。男性自我认同的根源与深切的不安全感密切相关，这是此后一直萦绕个人无意识记忆的一种丧失感。基本信任是本体安全的根源，在本质上是妥协的，因为男孩恰恰是被他所爱戴信任的那个成年人抛向男人世界的。
由此看来，对两种性别来说，阳物，作为对阴茎的想像性再现，是从女性统治的幻想衍生其意义的。珍尼·蔡斯古特…史摩格尔：《弗洛伊德与女性性征》，载《国际精神分析学杂志》；卷57，1976。它象征着分离，但也象征着叛逆和自由。在俄狄浦斯之前的阶段，阳性力量与其说来自纯粹的男性优越性，毋宁说来自母？和父？权威领域的分离。阳物表示摆脱了对母？的压倒一切的从属，也表示独立于母爱和照顾的能力，是儿童早期寻找独立的自我认同的关键象征。阳物妒嫉是一个真实现象；如杰西卡·本杰明所说；这种妒嫉表示男女儿童与父？相认同的愿望，父？是外部世界的原始代表。杰西卡·本杰明：《爱的纽带》，维拉哥出版社，伦敦，1990。俄狄浦斯阶段的到来证实了男孩与母？的分离，但作为交换，却给男孩以更大的自由——甚或更大的任性，这与自由决不是一回事。阳性因而充满了生气和抗争，而男孩的精力却掩盖着一种原始的丧失。
在习惯的层面上，？密关系越是变化，俄狄浦斯的过渡就越是趋于“和睦相处”：即父母和孩子们基于对对方权利和情感的理解建立起来的相互交往。“缺席的父？”的问题首先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来的，最近又由男性活动团体提出来，在此可以从肯定的而非否定的方面来看待。父？不是特别严厉的惩戒人物，因为早年的大多数惩戒都是由母？执行的，用汉斯·列奥瓦尔德的话说，父？（或理想的父？人物）比母？“慷慨”。汉斯·列奥瓦尔德：《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载《精神分析学论文集》，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在此，我们看到进入男性心理发展的一种耻辱感，尽管与女孩子相比，内疚占据突出的位置。最最重要的并不完全是与明显的惩戒人物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养育的防御性拒绝。
因此，男性的自我认同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哺育的；其中，趋于自足性的动力与具有潜在危害的情感缺陷并驾齐驱。一种自我认同的叙事已经势在必行，以便写出被剥夺童年母爱的痛苦。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多多少少都具有普遍性，但在当下语境中，重要的是男性性征在母爱——如果真的有过母爱的话——极为重要同时又已失去的环境中所造成的特别矛盾的结果。不错，阴茎就是阳物，但是，今天，阳物仍然保持的权力越来越聚焦于阴茎，甚或说把性交作为其主要表达。
以这种方式理解现代社会中的阳性有助于说明典型的男性性冲动。许多男人都通过对女性的审慎观察被迫寻找自身缺乏的东西——而这种缺乏可以在公开的愤怒和暴力中显示出来。在治疗文献中，说男人“不能表达情感”或无法交流情感已是习以为常的了。但这太过于粗鲁。我们应该说，许多男人都不能建构一种自我叙事，这种自我叙事能使他们与逐渐民主化的和重建的个人生活领域达成一致。
男性性征、冲动、色情文学
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男性性征的脆弱性在当代疗法的个案研究中均有文献记载。西德尔·弗尔马尼说，“不管阳性是什么，它对男人都是非常有害的。”她讨论的个案研究资料为这一观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西德尔·弗尔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陆》，第13页，曼达林出版社，伦敦，1991。与女人相比，更多的男人易于产生性急躁；然而，他们也把性活动与生活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能够找到稳定和一致的方向。
当女人确定出她们与男性隐蔽的情感从属性的共谋并加以拒绝时，趋于偶发性欲的那种驱策力便会具有更大的冲动性质。如我试图表明的，罗曼蒂克式的爱总是携带着对这种共谋的抗议，尽管在某些方面这种爱也帮助支持了这种共谋。妇女越是追求融汇之爱的伦理，男性情感从属就越难以维持；但是，对许多男人来说也就越难以对付这种伦理所意味的赤裸的道德。仅就阳物实际上变成了阴茎这一点而言，男性性征便易于在包括使用暴力在内的武断的性主导与有关性能力的持续焦虑之间被撕得粉碎（这些焦虑最常见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关系当中，在这种关系中，性行为已经无法与各种情感区别开来）。参见迈克尔·罗斯：《已婚的同性恋男人》，卢特莱支出版社，伦敦，1983。
男性性焦虑大多是隐而不见的，只要上述起保护作用的各种社会条件仍然存在的话。如果妇女表达性的能力和需要直到20世纪还仍然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的话，那么，同时发生的男性心理创伤也同样被隐蔽起来了。莱斯利·霍尔分析了许多男人写给玛丽·斯托普斯的信，阐明了这种性质的性骚动和绝望——决不是那种无所顾忌的淫欲或鲁莽放荡不羁的性欲。莱斯利·霍尔：《隐蔽的焦虑，男性性征，1900～1950》，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阳痿、梦遗、早泄、对阴茎大小和功用的担忧——这些以及其他焦虑在信中反复提及。与斯托普斯通讯的许多男人谨慎地指出，他们不是弱小男人，而是“高大健壮”，“体格超过一般”，“结实，强壮，身体非常健康”，等等。
由于缺乏性知识而引起的焦虑是一个恒定主题，正如长期的自卑和困惑情感一样。不能引起对方的性反馈是常见的一种抱怨，但男人缺乏快感也同样如此。一个人曾这样说：“我们两人从来没有感到最紧密拥抱时的那种满足，本能和理性告诉我情况应该如此。”莱斯利·霍尔：《隐蔽的焦虑，男性性征，1900～1950》，第121页；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斯托普斯的大多数信访者所产生的性忧虑或是集中在性交失败上，或是集中在不能正常性交的担忧上。缺乏“阳刚之气”威胁到男女之间的宝贵关系，而不是抽象问题。
尽管我不想详尽讨论这些问题，但前面的分析有助于说明大众色情文学的一些特征和男性性暴力的一些重要方面。色情文学可以视作性的商品化，但这种观点是非常偏激的。当下色情读物的大爆炸基本上是指向男人的，大部分只供男人消费，而在形式上则与低调情感和高密度性活动的流行做法相并行。异性色情文学表明了对标准化场面和姿势的偏执式关注，其中，在实际的社会世界上本质上被消解了的妇女的共谋又得以明确的重申。安迪·摩耶：《色情文学》，载麦特卡尔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征》。软色情杂志里妇女的形象——通过插入正统的广告、非色情故事和新闻而被标准化了的形象——都成为欲望的对象，但从来不是爱的对象。她们使人激动，激发性欲，但从本质上说是偶发的。
女性的共谋都被风格化了，因此，妇女通常都受到这种风格化的描写。软色情文学的“体面”是其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向人们暗示妇女是性欲望的客体，而非主体。色情杂志的视觉内容把女性性征中性化了，对？密关系的威胁被消解了。通常情况下，妇女的目光凝视着读者；在此，阴茎再次成为阳物，这是男人能够向女人施加的无上权力。有些色情杂志开辟专栏供读者商讨性问题。但这种期刊登载的大部分信件迥异于斯托普斯收集的信件。与以问题为指向的信件相对照，这些信件主要记叙勇敢的性行为；但也同样是分散的偶发的插曲。
在这些偶发插曲中有一个流行主题，即性快感，实际上不是男人的性快感，而是女人的性快感，而且往往是以特定方式表现的。这些故事讲述性交中进入极乐境界的女人，但她们总是受阳物的摆布。女人抽泣、喘气、颤抖，但男人则沉默无声，精心安排着即将过去的事件。女性快感的表达得到了细腻的描写，远远超过对男性经验的描写。女人的销魂状态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故事的主旨并不在于理解女性性快感的源泉和性质，或产生移情作用，而恰恰在于驯服和孤立女性性快感。安迪·摩耶：《色情文学》，第68～69页；载麦特卡尔夫和亨弗利：《男人的性征》。事件是根据女性的反应来描写的，但是，这样就把女性欲望变成与男性欲望一样是偶发的了。于是，男人开始了解女人需要什么，并如何根据自己的条件应付女性欲望。
色情文学由于其替代性质是很容易使人上瘾的。女人的共谋被肯定，但色情再现无法阻止男性性征的矛盾因素。女性表现的性快感带有一个价格标签——因为能够为这种疯狂状态提供证据的人也可以认为是强行提出必须满足的许多要求的人。失败并不公开表现出来，而作为未予言表的欲望前提潜伏起来；对女人的愤怒、谴责和敬畏无疑与这些故事表露的忠诚融为一体。软色情文学的标准化效果也许说明了它之所以受大众欢迎的原因，而非这样一个事实，即更明显的色情读物在市场上并非唾手可得。至少就其某些表达方式而言，硬色情文学可能更具威胁性，尽管其公开性似乎更迎合男性的“渴求”。在此，权力不再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女人共谋的凝视——而似乎更加开放、直接和武力施行。当然，对一些人来说，这正是其吸引人的地方。然而，硬色情文学也在阳物性征的外围运作，在另一端揭示可塑性性征危险的放荡不羁。
男性性暴力
武力和暴力是所有统治秩序的组成部分。在正统的政治领域，问题在于权力达到了何种程度的霸权地步，这样，当合法秩序垮台时就只能诉诸于暴力，或从另一个角度看，暴力表现了国家权力的本性。在有关色情文学和性暴力的文献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有些人认为，硬色情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在暴力得到直接再现的地方，描写了作为整体的男性性征的内在真实。安德列·德沃金：《色情文学：占有女人的男人》，妇女出版社，伦敦，1981。人们进而指出，对女人施加的暴力，尤其是强奸，是男人控制女人的主要工具。苏珊·戈里芬：《强奸，泛美罪行》，载《堡垒》，卷10，1973；苏珊·布朗米勒：《与我们的意愿相悖》，企鹅丛书，伦敦，1977。强奸展现了阳物统治的现实。
似乎清楚的是，在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恐吓和骚扰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而非明显的断裂。强奸、殴打甚至谋杀妇女与非暴力的异性遭遇、即对性客体的压制和征服具有相同的核心因素。里兹·凯利：《残存的性暴力》，政体出版社，剑桥，1988。那么，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色情文学是理论而强奸是实践呢？回答这个问题时，重要的是确定性暴力是否是男性长期压迫女性的组成部分，或是否与本书探讨的变化相关。
如前面关于男性性征的探讨所示，压制和侮辱女人的冲动也许是男性心理学的发生学方面。然而，可以商榷的是（尽管这样一种观点无疑是有争议的），在前现代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从根本上说并不依赖暴力实践。这种控制是通过男性特有的对女性的“所有权”以及不同分工的原则而得到保证的。妇女常常被男性施与暴力，尤其是在家庭场合；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在公共角逐场上受到保护，而男人却要相互施与暴力。在前现代的欧洲，强奸之所以“主要发生在边境、边疆、殖民地、战争状态和自然状态，在烧杀劫掠的入侵军队中”罗伊·波特：《强奸具有历史意义吗？》，载希尔瓦纳·托马塞利和罗伊·波特编《强奸》，第235页，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牛津，1986。，其原因就在于此。
这个名单长得可怕，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这种状况下，暴力极少是施与妇女的：在这些“边界”地区，暴力公开发生，而强奸不过是其他残酷和屠杀活动之中的一种，参与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从事毁灭和被毁灭的男人。这种边界环境的一个特点是，妇女并不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不介入男性领域，男人也不能保证她们的安全。
在现代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妇女空前地生活和工作在无名的工作场所，从本质上解除了过去把两性隔绝开来的“分离和不平等”的划分。假定男性性暴力已经成为性控制的基础，这在现时代要比以前更有意义。换言之，现在，大量的男性性暴力都源自不安全感和无能，而非缘自天衣无缝的连续的父权统治。暴力是对女性共谋的衰弱的一种破坏性反映。
除了战争状况外，今天，男人对待女人也许比男人相互间的对待更粗暴。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有许多种，但是，至少有些产生了前述的影响：暴力使性征成为偶发的了。这也许是主要的——尽管当然不是惟一的——把这种暴力与色情文学联系起来的特征。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不言而喻，色情文学，或大部分色情文学，就是霸权统治的组成部分，以性暴力作为二极支持而非作为阳物权力的例子。
当然，声称只有一种男性标准将是荒唐的，而假定所有人都不积极地欢迎变化将是虚假的。此外，性暴力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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