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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的变革 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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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的认识与今日有天壤之别。
让我们对汶蒂的故事稍加追述。在汉柯克采访她时，她39岁。汶蒂的生活履历证明，部分由于外在世界的变化，部分由于她本人必须克服的个人生活危机和生活变迁，从而产生了一种日益上升的自我反思意识。汶蒂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父母？严格遵循的行为法则是“行为正当举止得体”，她是4个孩子中最年长的大姐。她用嫁人的办法来挣脱父母的严格控制，做得非常主动、非常有意识，她是以跟人私奔来完成其壮举的（“私奔”经过几十年后已成了一个古字）。汶蒂认为结婚与进入成年，二者是完全等同的。她认为；婚姻就是“再造茧蛹，同时又使你再蜕变为一只完美的蝴蝶”。
对她未来丈夫的依恋促进了她的独立性，至少，在她看来事情是这样的：“与一个新的人建立这种关系，是我采取的第一次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行动，从这里接踵而至的又有如此多的事情。”但是她的自律行为也是一种假设的物质上的依托。“我想，不结婚才是更加激进，但这决不会是我的选择，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是个未婚的人，这是肯定无疑的。”她不想只当一位家庭主妇，因此决定不会像她自己的母？那样过着一种褊狭的生活，因为那种生活的最高关怀永远是家庭——是锅前灶后。汶蒂当上了中学教师，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甚至当她身怀六甲成了准母？的时候也没有辞去工作，而是改为半日制教学。
后来，她丈夫在一次偶发的事故中丧生，她经历着人生最严重的危机，丧失了作为一个成年人把握自己的能力。这个事故不仅是生离死别，而且还是失落依恋。她的安稳感与成就感原以这种依恋为基础，因而，失落依恋成为一种心理创伤。尽管仍要哺育爱子，她还是感到“一下子被抛回到少年时代”，茫然失措、心智衰微。她父母希望她搬回去和他们共同生活；她认识到自己为了一种整体感而多么依靠着婚姻，因而成功地谢绝了父母的好意。她的第二度婚姻，也像初次婚姻一样，完全是由爱情而发，最后水到渠成，所以梅开二度，亦是她“自我完全复归”的构成要素。但是这时，她已经比初婚的时候具有更宽阔的视界：“带着一种产生于灾难与混乱中的自我意识去做事，这有助于你认识到自己的潜能，你可以像一个雕塑家那样把它更清晰地刻画出来。”汶蒂跟第二个丈夫又生了几个小孩；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继续在她的工作中获得满足感；但已不再追求更高的职业成就。
与汶蒂相比较，海伦的经历完全不同，当她接受研究者测试时，已49岁。在她成长的年代，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极端“缺乏自信，几乎到了一种心理变态的程度”。在大学里，她碰上了一位事业有成、颇有名气的教授，并和他结了婚。为了结婚而甘愿辍学、放弃自己的大学生活，她的自我价值感基本上依赖着丈夫的抱负与功名。正如她后来说的，她管理着他的生活，就像一个“仆人”或者“管家”。当她丈夫宣布要跟她离婚时，他们正生活在大学住宅区；由于他具有专业职位，她必须离开；带着孩子到别处生活。和汶蒂不一样，海伦的父母没有邀请她回家，也没有提供任何道德上的声援和物质上的资助。
首先是被绝望所压倒，其次又为孤独所折磨，海伦最终想回到大学，半工半读而完成学业。她始终认定自己无可救药，处在“劳动妇女”的低社会层次，直到她谋到一份出版发行行业的职位。在她接受测试时已成为一名成功的编辑。汉柯克把她描述成一个敏锐犀利善于讽刺的人，全身充满嘲讽的智慧。然而她表面的强悍后面却隐藏着绝望与自憎，这是她婚姻之终结留给她的“财富”，她一辈子都不可能从中恢复过来。她感到是束缚在一种“空虚无聊的”生活中，不是致力去塑造自己的未来，而是任自己继续“向无限漂泊”。她还总结说，“你问我什么是我的成年生活？空虚，这就是一切。在35岁时，我就已是具行尸走肉；现在已近天命之年，但我甚至不能够描述这过去的15个春秋。我抚养孩子长大，但是，完全没有了时间感。”全部引文出自艾米莉·汉柯克：《少女之间》，伦敦，1990。
女人、婚姻与关系
一个相当满足而且十分成功的女人，一个孤独痛苦而且绝望憔悴的女人，两个故事都够平庸，尽管两个人的命运都渗透了相当的痛苦。既然在这两个女人的故事中爱都不是主导一切的主题，那它们又告诉我们哪些有关爱的道理呢？不难发现也不容争议的是，婚姻对两个女人都是陷阱，即使这个陷阱是每个人主动、故意地跳进去的。汶蒂能够从痛失爱侣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但海伦不能如此，她孤独地面对环境压力，永远抬不起头来。每一个都是为爱而嫁人，其中汶蒂为爱而两婚，但是每人都并未完全认清，都把结婚当作是对独立自主的肯定，当作捏造一种有限的自我认同的方式。谁知道假若第二个丈夫离弃她，汶蒂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掌管自己的生活
正像大多数被汉柯克测试过的妇女一样，汶蒂和海伦两人都追求摆脱她们母？所过的那种生活，她们把母？们的生活等同于被束缚的家庭生活。但这种摆脱过程又是充满张力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和母？分离，又不拒绝母？的女人气。在此，我们不将使爱和婚姻联结在一起的永恒化态度视作是一种“终极状况”，同时也不存在那种意图，即通过采纳工具价值而简单进入男性世界的意图。就像汉柯克所描述的另一些女人一样，这些女人真正是些拓荒者，正在穿越没有航标、也没有地图的区域，当她们在婚姻、家庭和工作的本质中遇到挑战和面对变化之时，她们就标出了自我身份的转向的标记。
悖论在于，婚姻被当作一种工具，用它来完成对独立性的测量。我早些时候就指出，浪漫之爱是同未来赌博，就女人而言，它是对未来的一种明确控制；这些女人在（现在被逐渐理解为）？密关系的问题上精明老练。在现代发展的早期时代，对于妇女们而言，爱与婚姻之间存在着一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联系，但是，即使在那时，与高瞻远瞩的女权主义作家的干预十分不同，妇女们事实上是在探索其他的道路。在婚姻与“外在因素”的传统婚姻根源之间的断裂，给女人身上强加的力量远远大于给男人身上强加的力量，那些男人在婚姻和家庭中原始地发现了规避经济个人主义的避难所。在男人们看来，依照一种期待的经济职业生涯对未来进行拓殖，这就易于通过计算来推进一种平行的但实质上完全不同的拓殖时间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为浪漫之爱所提供。对于这些男人们而言，至少在表面上，爱也还仍然接近于激情之爱。
当汶蒂和海伦第一次过婚姻生活之时，婚姻对于她们来说就已经是自相矛盾的；但也注入了更高层面的反射性。没有“外在”支撑，婚姻就不会受到珍视；婚姻派给妇女以一种作为贤妻良母的明确地位。就在她们生活的早期阶段，对她们而言，婚姻问题就已不仅是“找一位男人”，而是联系着很不同于她们母？一辈的使命与关怀。像汶蒂和海伦这样的妇女为重建？密生活而开拓了道路，在这种？密生活的背后耸立着的是第一章所讨论的变革的全部重要性。如果说，少女并没有过多地谈婚姻，这不是因为她们已成功地完成了向非家庭式的未来的转变，而是因为她们不仅参与、而且支持对真正意义的婚姻及其他的紧密个人纽带的改组。她们只谈论这样的关系，对婚姻不置一辞，对她们而言，这是十分正当的。
“关系”一词；意味着与另一个人的？近而持久的情感维系，它的普遍使用却仅仅是相当晚近的事。为了清楚揭示这里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引进“纯粹关系”这个术语来指称这种现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政体出版社，剑桥，1991。一种纯粹关系与性纯洁不相干，它是一种限定概念而不仅是一种描述概念。它是指这么一种情境，在此，一种社会关系的达成没有外在的原因，它只是因为个人可以从与另一个人的紧密联系中有所获，这样一种情境只有在关系双方都对关系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对大多数在性关系上“循规蹈矩”的人们而言，爱曾经是通过婚姻而与性相联系；而现在，两个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地通过纯粹关系来实现。对许多人，但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大众集团而言，婚姻关系正在日渐改弦易辙，变成一种纯粹关系形式，这带来了许多随之而出现的后果。再说一遍，纯粹关系是普遍性的重构？密关系的一部分。这种纯粹关系还出现在异性婚姻之外的其他性语境之中；它以一些因果相关的方式平行于可塑性性征的发展。浪漫之爱情结有助于敞开一条性领域的纯粹关系的构成之路，但现在却又被它协助产生的某些影响所弱化了。
女人、男人、浪漫之爱
迄今为止，所论一切几乎都是有关女人的。如果浪漫之爱情结首先是由女人所发展，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又首先被女人所消融，那么对男人又将如何呢？面对女人所创造出来的变革，男人们除了保持自己稳固优先地位的反动捍卫者的角色之外，就对这些变革无动于衷，岿然不动吗？几乎自不待言，男人们也介入到了该书中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实验中。但是，我觉得有理由对大体上把男人排除在外的浪漫之爱的演变提供一种解释。男人们在目前这方兴未艾的变动中总是些迟钝的落伍者，在某种意义上说，至19世纪晚期以来，他们一直如此。至少在西方文化中，今天才是男人们发现要成为男人，也即是说，他们发现自己的“男子气”颇有问题的第一个时期。在既往时代，男人们假设他们自己的活动构成了历史，而女人几乎存在于时间之外，永远自生自灭，干着同样的事情。
像女人一样，男人们也陷入爱恋，坠入情网，这贯穿了有文学可考的历史。在过去两个世纪，他们也受到了浪漫之爱的理想的影响，不过，这种接受影响的方式与女人们非常不同。那些处在这种关于爱的观点主宰之下的男人已经同特指意义上的“浪漫者”这样的多数区别开来。他们从来都是些出身于富贵之家的梦想之士，他们恭顺于女性的权力。这样一些男人抹杀了纯洁与污秽的女人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在男性性征中又是举足轻重的。浪漫者仍然没有平等地善待女人，他沉迷于某一个别的女人（或随之沉迷于几个女人），围着某一女人而组织自己的生活；但他的恭顺行为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他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这种正在兴起的对？密关系的探索，而更多地返顾于先前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浪漫之士并没有直觉地把爱的本质理解为与拓殖未来和重构自我认同相关的组织个人生活的方式。
对大多数男人而言，浪漫之爱与引诱律令处于张力之中。这个观点正好更多地意味着浪漫之爱的修辞贮存在大多数好色之徒的巧智交往当中。从影响着婚姻与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化与转型开始，男人就大致把自己排除在发展着的？密关系领域之外。浪漫之爱与？密关系之间的联系被抑制了，而恋爱行为紧密地与接近行为纠合在一起：接近一个德性和声誉都受到保护的女人，至少要到缔结婚姻。也仅仅在引诱或征服的技巧方面，男人才容易成为恋爱专家。
在体验、教养与教育方面，两性之间永远存在着鸿沟。“这些痴心妄想的女人！她们为何要围着我团团转！诗人是千真万确的：有她们在或没她们在，一样都活不下去！”（阿里斯托芬语）。但是，在19世纪，出于上述所论的理由，女人的一种新的方式对于男人而言是捉摸不透的。正如福柯所坚持认为的那样，那种试图认识女人的话语使女性的性征成为“一个问题”，把女人的疾病当作来自黑暗深渊的社会剥夺形式；也正是这些话语使女人变得神秘莫测。然而，她们之所以如此令人迷惑，也还起因于她们正在合力创造的变革。
男人们需要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以后两性都不仅作出了清楚的回答，而且这种回答是两性都理解的。男人需要在其他男人中间独拔而出，占有地位，这种地位受到物质奖励，又连接着男性共同体的仪式。但是，在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男性又在此误读了一种关键趋势。对于男人而言，自我认同是在劳动中被追寻的，但是他们不能（我们常常要补充说大体上不能）理解：为了把一种连贯的叙述投向未来，这种自我的反射性投射包括了一种对过去的情感重构。他们无意识地在情感上依赖于女人就成为他们力求在女人身上寻求答案的神秘；对于自我认同的追寻在这种没有公开承认的依赖性中被遮蔽了。男人所要的东西正好就是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的东西；因而毫不奇怪，男性作家，包括《我的私生活》的讲述者，也都沉迷于那种只有女人才能揭示的秘密，但爱的征服中又因为那种紊乱完全不能揭开这种秘密。
浪漫之爱对融汇之爱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女性的性解放与性自律的强大压力，浪漫之爱的理想几近裂成碎片。浪漫之爱情结与纯粹关系之间的冲突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就一般来看，每一种形式都越来越表现为日渐增长的制度反射性的产物。浪漫之爱依存于投射性认同，即激情之爱的投射认同，这种认同作为手段，使投射性伴侣彼此吸引和互相联系。投射在此创造了一种与他人共命的一体感，而且毋庸置疑，在男子气与女子气之间的既成差别又强化了这种一体感，伴侣的每一方都在互为反题的意义上得以定位。他人的特性是根据直觉而得以“认识”的。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投射性认同直达某种？密关系的发展。向他人敞开自己，即我们现在名之曰“融汇之爱”的情境；它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投射性认同的反面对立物，尽管这种投射性认同有时也给这种融汇之爱开辟了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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