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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生问题abc-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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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经》说:往昔有夫妇两人,烘了三个大饼,作为晚餐。大饼烘就,夫妇二人各自吃尽名分下的一个饼后,还剩大饼一个,不便给谁独吃,于是互相约定,不许说话,谁若先说话,就莫吃饼!两人既然互相约好,便坐在家中,沉默不语。到了半夜,来了一个贼徒,到家偷窃东西,掠尽家中所有宝物。两人皆因有约在先,关怀大饼,谁也不愿出声。贼人眼见这家中人痴呆如此,胡来乱为,全不妨事,且觉得主妇静婉可人,便傍近妇人,作了些小小轻薄行为。那丈夫虽亲眼见到贼人胡闹,却仍因为不忘记那个大饼,故不作声。到后妇人忍无可忍了,就叫唤她的丈夫:“大伍,大伍,你真是个傻子,为一个饼,尽人把我如此侮辱调戏!”那丈夫快乐得拍手大笑,他说:“咄,咄,愚蠢丫头,你已说话,你输定了!饼应归我,你已无分!”这是两夫妇的问题,谁最愚蠢,别人似乎不能置喙,轻易加以判断。《百喻经》故事所注重的是人的性格。千年前世界上既俨然曾经有个这种丈夫,这性格也似乎就有流传到如今的可能。我们如今已不容易遇到这种丈夫了,但却可从别种人物的治国政策生活态度得知一二。譬如说,一大片土地忽然丢了,或家中老婆跟人跑了,有些人不正是因为守着一点类似有关大饼相的约言,不发一言不作一事,沉默支持下去?若有人说了一句话,想提醒他,这些人不正是顷刻之间就会天真快乐的向人喝着:“咄,咄,蠢东西,大饼归我了!”读到这本充满了愚人故事的小书时,我总疑心写这本书的人,书虽在一千年以前写成,他的讽刺却预备留给一千年以后。不过如今争大饼的聪明人,大都忙忙碌碌,虽作了不少不折不扣的蠢事,却好像从不曾注意到这样一本小书上来,因此这讽刺,也等于无用了。若希望他有用,又似乎还必需从现在起始,再过一千余年,才能为作主人的明白的。不过我总想介绍这本书给那些应读这本书的人。一九三三年十月
穷与愚
一到双十节,使人总忘不了孙中山先生。中华民国由之产生,是一件事。我记起的却是,因为他在三十年前即明白,中国问题在“穷”和“愚”。社会的腐败与退化,无不由之而生,因此言建国,即针对此两大病根下手。必去“穷”与“愚”,方能把那个外来压力所形成的“弱”去掉,否则无可望。中山先生不幸于二十二年前即作了古人,国人失去一思想深刻、眼光远大、性情宽厚的领导者。然而一切国家重造的理想,还保存他的学说中,待后来者熟读深思,并理会其用心所在,克服一切困难与挫折,矛盾与分歧,慢慢实现的。治穷自然为开发地利,征服自然,好好认识地面所生长、地下所蕴藏,加以运用处理。在分配上复有个制度使之比较平均,或有种政策使之渐趋于平均,国民生活有个转机,整个国家也方有个转机。治愚则为开发头脑,推行个广泛而长久的教育政策,使多数人知识加多,加深,使人人对于新的时代新的世界,能有个新的态度新的习惯去适应,普通人民既感觉自己是个主人,同时也就是个公民,对国家关系,权利义务分明,因之知自爱也能爱国。政治家既有政治家丰富广博的知识,且有兼容并包的气度,知道珍重国力,不作无意义浪费,而又尊重制度,能用战争以外方式调整一切社会的矛盾取得平衡。换言之,也可说他得艺术、他懂艺术!——像这么一个国家一群人民,把这个国家传统长处好好保持,或想法发扬光大,弱点则努力去掉,如治毒瘤恶疮,国家还会不进步?然而穷和愚至今似乎尚成为绊住中国进步的两个活结。这活结且若出于一条绳索,彼此牵缠。不论你在上在下,在朝在野,不论是“中国的主人”或“公仆”,凡欲向上挣扎,总不免让这个来自四面八方看不见摸不着的有历史性的活结套住,越缚越紧。这个抽象阻力,不仅来自敌人,自己的普遍而长期的怠工,萎靡不振,且更加强作用。俨若任何高尚理想与合理事实,都无从着手,无从生根。我们对日本算是打了个胜仗,把这个很自大的国家,用我们的长处也用我们弱点紧紧拖住,从而崩毁了。但对我们自己这个有历史性的弱点挣扎时,直到如今,却真是一个惨败!我们责谁恨谁都无意义。我们只应当承认这弱点是一种有年分的老病,与全体民族体质多少有点关系,远之与所谓哲学的人生态度有关,近之又与所谓现代政治思想和教育方法有关,我们得弄明白,想办法。这悲剧是中华民族全体的,这责任也就不是少数人可负的!这挫折惨败的主要原因,从远一点说,我们的历史太久了。帝国新旧交替大一统局面,就延长了二十来朝,还有个偏霸分崩割据的较短时期不算。改朝换代照例是用武力,支持偏安更需武力。在这个历史背景中,读书人就有个“从龙”“附骥”的心理状态,延续了二千五百年。这个心理状态,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得承认那有个历史的鬼在起作用!至于教育呢?从近一点说,恐为由张香涛起始,即只知道救穷,枝枝节节来动手。仅记住管子所说的一句话,“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他的全不在意。革命轻轻松松推翻了一个帝国。旧的毁去,新的未能建立,属于历史上另一弱点,自然在另一群人生命中又得到的抬头机会,即“中原逐鹿捷者先得”的英雄意识。因之有帝制,有复辟,有军阀割地而治的督军团。直到大小书呆子将国家重造观念注入多数年青人头脑中,经过八年,与少数武力情绪相结合,革命成功了。然而又分裂,又内战,……在这么一个不安定局势下,支持到九一八,东北完了。也幸而东北热河的完事,真正敌人势力一直侵入平律,我们才有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警惧与觉悟。福建的人民政府的结束,两广的暗礁和平,以及西安事变的良好解决,都可见出有兵者亦未尝必需用兵。大智若愚,其实不愚。然而我们还得收另外一种“苦果”,即由教育疏忽得来的另外困难。我们的家长从办新教育起始,比如说,北大的蔡老先生,和教育部范静生先生,本明白教育的理想不止传授知识,还容许有个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抽象愿望在内。愿望虽抽象,却能于另一代证实。可是到军阍时代,书呆子办的教育,即连点缀性也缺少了。一省一县小些地方,学生的用处,还可排队持旗到郊外欢迎将军镇守使的凯旋,这些伟人也还可就中挑取绅士人家的女学生作第几房姨太太,逼得那家长不能不允许。大至于北平,似乎从民五六以后,即已与政府完全游离。虽然照例还有个教育部长,除了做官外,中国有多少国立大学,多少学生,就绝不在意。因为只要稍稍在意,就会明白教授有好几年是无从靠公家薪水活下去,关于薪水一定要集团请愿闹了又闹,才在逢年过节时,从什么银行借一笔钱点缀点缀的!大至国家财政小至个人收入,穷既然是种事实,因此革命成功后,到读书人来作部长时,教育政策不知不觉便成了张香涛总督的继承者,解决穷,提倡理工。另一面或且以为可以使英雄入穀,转入笃实,免去文法中的“思想”混乱。一切针对现实,可就决想不到还有另外一种现实,即世界上有好些国家,地面地下都是穷得出奇的,只因为人民不愚,或直接面对贫乏,解决了穷的威胁,或虽穷而不见穷相,社会上一切有条有理。人民知爱美,能深思,勤学习,肯振作,即产生不出巨万财富,百层高楼,但精神成就上却支配了这个世界大部分,也丰饶了这个世界人类情感和智慧!只除了现代政治作成的中国,不明白那些成就的价值和意义,不特不知尊重,还常常作成不必要的摧残,其余就决无相同的一国,对属于足以教育人类情感的一切,有这样忽视现象的!我们不知可有教育家能想得到,贪污自私的心理基础,还有个比贫穷更深远的背景?即在那些孩子们在受小学教育时代,由于教育者的无知,一面极端缺少图画和音乐,一面却在文史课只背诵历史上伟人名字,一直到现时伟人为止,即作成他们心理上的损害不健全。在中学时代,学生不知文学和美术,而居然有个吃政治饭的打算,引诱他们习于不思不想。到大学,资质好发展比较平均的,入理工,和社会隔绝游离,自成一体。资质中平,或少年时代即有孤僻性情的,拣文史。而中学时代即准备吃政治饭的,学经济、政治、社会、教育,企图由一小单位扩大则成为一个大据点,十年过去后,这些活动朋友上了台。只想想我们这个中层的组成,我们就接触着这个问题全部了。在这个发展趋势下,我们怎么能希望这个国家上轨道,有秩序,得进步?无怪乎到处是社交式的小聪明,到处是有传染性的拖混与适应,到处是公文八股,而使一切年青人麻痹瘫痪,弄得个社会国家恹恹无生气?我们一提起官僚,就觉得厌烦。而作官僚的,他们的一切,却是从小学教育即起始的。若国家的教育政策,还在那么一个公式中衍进,到我们第三代,才更是悲剧!最近,各国使馆设“文化参赞”的消息发表了。我们知道,所谓文化参赞,至少是对于所在国“文化”和本国“文化”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的人始能胜任。这种人我们当前有几个?照目下教育设计说来,国立大学就很少开文化史或美术史的共通课程。而近二十年习惯,习文史者不仅难望如五四初期所望,从认识传统建设一新的道路,即当时所底毁的会哼哼唧唧人材,亦已十分感觉缺乏,而一般趋势,只不过是从字义章句间着手,从不让学生从欣赏入手涵泳古人性情人格历史记载与诗歌表现中,对传统的精神情感毫无理会机会。这种学生从什么方面可望接受传统,淘深生命,作出新的创造?若照这样下去,我们的文化参赞也就只能像目前许多特种机构一样,得将援留用技术人员例,借材异邦。这多可怕,多可耻!以个人私见说来,我们物质上的穷有办法,易解决。我们的愚似乎还得一些有心人对于教育有个崭新观念,重新着手。从小学到大学,每一级教育都注意到如何教育他们的情感,疏理它,启发它,扩大它,淘深它。若这件事得从明日“人之师”入手,大学教育近二十年中所无形培养的“愚”,得稍稍想法节制了。而美术、音乐、文学、哲学知识与兴趣的普遍提倡,却可以在十年后,使新的中层负责者再不至于想到调整社会矛盾还用得着战争,儿童玩火的情绪,也绝不至于延长到一个人二十岁以后。从这些问题上看,代表中国的头脑的北平,还有个新的运动待生长,待展开,事极明显!这运动没有罢课或游行,没有呼嚷哭泣或格杀勿论,只是一些不曾硬化僵化的头脑,能从深处思索,能反应,能理解,能综合,能不为成见偏见所拘束,在一时一事现象上兴奋或绝望,却可以对于一些比较长远的事情,作个尝试。嵩公府有个蔡刁民先生的纪念堂,刁民先生的学说,似乎值得从此起始,来从教育上扩大它的时候了。还有个文学运动,我们也还有些事可做,为十年二十年的后来者做点试验。我们这一代本身所经验的悲剧,也许只能用沉默来否定现实忍受下去了。可是生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后来者,应当还可由一种健康希望带到一个稍稍合理的社会中,以及稍稍幸福的生活中!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
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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