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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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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会是专门针对我在文艺处处内小会上对党提的一些意见。最奇怪的竟然将我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的小诗《冬小麦之歌》也批成是反党的。
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8月，宣传部全体五十余人，日复一日，一次一次地开会批斗我，上午开完，下午开，天天开，还开了一次全机关几百人的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大字报有增无减，逐个问题掰开揉碎地批，并让我交代反党思想。来势比1955年猛多了。1955年我是陪绑，这次我成了主要目标。已经不存在劝我转弯的问题，只有批斗；而我只有站起来对一个一个问题检讨的权利，但我却一个劲地辩白。我越辩，批斗的火力就更猛。批判集中在《冬小麦之歌》和肃反问题上。硬说我攻击肃反运动。我一再解释，自己并没有在市文联会议上表态，只是在党内小组会上汇报情况和提出帮党如何总结经验改进作法的建议。我辩解道：“关于肃反运动我说的是要先调查清楚，如果真是反革命，再开斗争会，这样可以避免错误，少伤害同志感情。这样也符合毛主席的凡事应先调查研究的教导嘛！”
没想到我的解释只能招来更高的斥责声音和更可怕的批判言辞。批判中最卖力的仍然是那位在反胡风运动中就自以为是的头号“借风者”。他批判道：“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必须发动群众，斗争会就是发动群众的最好的办法，你否定了斗争会，就是否定肃反，否定肃反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革命！”好一个荒唐的‘逻辑’推理，一下子就把我推下了反革命的深渊，只觉得眼前“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几乎要晕倒。这位头号“借风者”，虽然借风上了青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从云端上摔了下来。
会上对《冬小麦之歌》的批判，更是让我难以接受。批判者根本不听我的任何解释，居然从中挖出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什么“有意把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说成是冰雪覆盖着大地”什么“你究竟在孕育着什么丰收？不是反革命的丰收又是什么？”这些出于恶意的推论和牵强附会的批判，如山倾倒、如海咆哮。我不能接受这些强加在我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我越不认罪，对我的批判就越升级。竟然将这几句诗印在反右战报上发至全北京市委系统，扩大批判。
那时青年作家王蒙在东城区委工作，自然是看到了，粉碎四人帮、右派得以改正后，他第一篇反映反右题材的短篇小说《布礼》中，所描写的那位姓钟的右派（改为男性）就因为这首小诗而打入了右派行列。他为我，为所有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伸冤叫屈。
他在为我1995年出版的诗集《梦未了》写的序言中也提到《冬小麦之歌》，他写道：“反右一开始，一些报刊批判她的诗来了，就是那首《冬小麦之歌》：野菊花谢了/我们生长起来了/冰雪封盖着大地/我们孕育着丰收。就这么四句，到了那个难忘的五七年，竟然被认为思想有问题而批了一通，这种荒唐使我永志不忘，我一直觉得憋气，于是把它用在我的小说《布礼》里边。”
在《布礼》小说中他写了这样一段与“灰色朋友”的对话：“是的，我们傻过，很可能我们的爱戴当中包含着痴呆，我们的忠诚里也还有盲目，我们的信任过于天真，我们的追求不切实际，我们的热情里带有虚妄，我们的崇敬里埋下了被愚弄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比我们所曾经知道的要艰难、麻烦得多。然而，毕竟我们还有爱戴、有忠诚、有信任、有追求、有热情、有崇敬也有事业，过去有过，今后，去掉了孩子气，也仍然会留下更坚实更成熟的内核。而当我们的爱，我们的信任和忠诚被蹂躏了的时候，我们还有愤怒，有痛苦，更有永远也扼杀不了的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曾经是光明的而且今后会更加光明。但是你呢？灰色的朋友，你有什么呢？你做过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呢？除了零，你又能算什么呢？”
我从来只从小说中看到“吓得冷汗直流”的字眼，可就在挨斗的那些天，我竟然体验了这种感觉。一天，在狂吼包围我时，顿觉腋下有冰凉的水滴流下，可再一看斗志昂扬的同志（在我心中还习惯地称呼同志，其实别人已不这样叫我了。）个个兴奋得热汗刷刷，脸红脖子粗，可不，时已盛夏。
八、只有她给了我一朵玉兰花
批斗会后，无人理睬我，回到办公室一人坐在窗前椅子上发愣时，副处长江雪进来，对我说：“吃午饭去吧！”随后从她身上摘下一朵白兰花递给我，一股酸楚涌上我心头，不知是感激还是委屈。在斗争会上，当批判我也同意社会上那些“诬蔑”有的革命老干部腐化堕落的“右派”言论时，我为了辩解自己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将江雪曾经在聊天时无意说出江青当年在延安如何勾引毛主席的往事，我就以此言为证。哪知话刚出口，马上被同志们压了下去，他们认为这是扩散对领袖的诬蔑。如今回想起来，我当时这样辩白，真是不知轻重，也伤害了江雪同志。如果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这样辩解，我的脑袋就会被砸得稀巴烂。看来“反右”的残酷性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性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了。江雪同志为人多富有爱心、多么宽厚。当时她将白兰花给我后也不再说什么就下楼吃饭去了。我仍然坐在窗前，低头闻着白兰花的清香，抬眼看见窗台上那盆依然蓬蓬勃勃开放的“死不了”，它们的花瓣虽是那么单薄，却呈现五颜六色，葱绿的枝叶长出盆外。我给它们添了水，理了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把白兰花别在衣襟上。江雪说得对，我应该吃饭去，我应该坚强，于是我目不斜视地走向食堂。
九、他的脸铁青
在食堂，我旁若无人地吃饭，可回到家中看到老查铁青的脸，我呜呜地哭了。老查没有安慰我，只说你好好想想大家的批判吧？他很苦恼，他了解我不是有意反党，但太幼稚、水平太低了，他知道他不能为我辩护。1955年我被牵扯到反胡风运动中，已经使他很难堪了，夫妻感情初现裂痕。1956春，我恢复工作后，家庭逐步得到修复。那知如今我在政治上又落到这个地步？老查对反右运动也感到突然，在他内心也有许多疑团，但他不会像我那么幼稚，在批斗我的会上，他人云亦云，这是能理解的。但他私下里对我的冷谈也与日俱增，这不仅因为单位对我的批斗声势愈来愈大，而且他在困惑中感情转向新的寄托。
十、强逼成‘伏雁’
不认罪，就继续深挖思想。
我的系列小诗：《冬天的小溪流》、《小杉树》《玫瑰与松树》等，被批为反动诗篇。这时也不让我再辩解了。这次不像反胡风运动时，只是把我当成嫌疑犯，而现在是变成正正规规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其性质已越来越明确，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不是停职检查能解决的，而是要被彻底地赶出革命队伍。又是想不通啊！想不通！毛主席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我应该是无罪的呀！而且是响应党的号召在党内的小组会上好心好意地给党提意见，怎么就变成了罪人？《引蛇出洞》，难道我也是被引出的蛇吗？真是将我丑化的漫画中那条咬党的毒蛇吗？那我自参加学运以来为革命工作的热情又如何解释呢？就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那也是不违背革命的利益呀！
在一个多月的斗争会上，我针锋相对地辩论了‘肃反扩大化的’‘领导干部中有腐化现象’‘农民生活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治校’‘同人刊物’‘每次运动定揪出百分之五不是实事求是的’‘冬小麦之歌’等问题。我为自己辩护；我为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追求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而辩护；我为千万如我一样的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赤子辩护；但我失败了，我寡不抵众，我的辩白被淹没在恶言恶语的黑色的海洋里；我被批得晕头转向，冷汗淋淋。
有苦向谁去诉呢？丈夫早已成为路人，母亲早已掉入“八卦阵”不知所措，又能说什么呢？在反胡风运动后期，杨述部长不是看了我的日记后说我不是反革命吗？怎么事隔不到一年我又是反革命了呢？我大胆地找杨部长谈话。杨部长倒是和蔼可亲地为我解决思想问题。杨述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死决斗，你站到了资产阶级右派一边，所以是立场问题，不是认识问题了，你赶快向无产阶级投降吧，向无产阶级投降不可耻。”我问：“那以后我还能发表诗吗？”他说：“你改个名字，叫伏雁。”有了部长的这番开导，我似乎明白一些了，认命吧！因为面对的不是敌人，正是我为之献身的比母亲还要亲的党啊！
“花儿为爱情而亡”（西班牙洛尔伽诗句）
我为母亲埋葬真理。
十一、无法律依据的宣判
批判告一段落时，已经是1957年冬天了，社会上的批判也进入低潮，不是浪潮逝去，而是进入处理右派的阶段。我和同单位的右派梁湘汉被临时安排在市委图书馆整理书籍，等待处理。我部还有一位右派徐宝伦因坚持不认罪，还在批判中。
逐步从报纸上或自己家庭或其他右派的传言中听说党对右派要宽大处理：右派虽然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根据言论轻重、态度好坏分成六类下放劳动，改造好了，可摘帽子。这时我还乞求什么呢？只乞求处理能轻一些；企望早一天回到人民中来，重新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而不是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怜啊！北师大的学生，热情的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年轻的革命干部，就因为天真地给党提意见，落到乞丐的地步。我这个乞丐的幻想：“当我也有了自由，像树叶那样，当我自由地在无垠的知识中探索寻求，不会因贪享安逸半途停留。”（美国诗人罗。弗罗斯特）
我多想早日恢复自由，继续在党指引下奔前程呀！
春天不管人间的变化，依旧花枝招展地来到，已经有不少人的头顶被扣上看不见，但却重如泰山的右派帽子，这样的时刻也光临我了。
1958年5月28日上午10点半，我被通知到支书办公室。窗台上有毛主席的石膏像，书桌上放着一摞文件，上面那个红头文件大概就是处理右派的根据。支书说：“你坐下吧！”他指着放在门口的沙发说。我想这就属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个现象吧。接着支书平和地说：“关于你的处理结果，机关党委已经批下来了，按第六类右派分子处理，开除党籍，不降级。这对你已经是很宽大了，希望你今后到劳动中认真改造，重新做人。下周开会宣布，宣布后就先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修建工程，你做好思想准备。”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涌出无限感激之情，这大概就是性格被扭曲的开始。我表态道：“一定不辜负党的宽大处理，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是狂风暴雨把我打晕了？好可怜哦，是谁扭曲了我的心灵？还是一种对命运无可奈何地屈服？还是对党的信任？如此复杂的心态，岂我一人？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当然也有不少烈性的右派男女以自杀表愤慨。
十二、家破子散
中午回到宿舍，这天不是星期六，孩子们自然都还在幼儿园，只有老查在家。我们的家也就是单位宿舍的一间普通房子，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两把木椅，没有卫生间和厨房，50年代一般干部也就住这样的宿舍，家具也都是公家的，吃饭也全在食堂。老查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着头颈、睁着眼睛，仿佛在凝思。他看我进来坐起来问道：“吃饭了吗？”他是处长，吃中灶，我是干事在大灶食堂吃饭，彼此不可能在吃饭时见面。我说：“吃过了，支部找我谈话了。”于是向他说了支书宣布的决定。老查说：“我知道了。”短暂的沉默后，老查冷静地提问：“咱们今后怎么办？”我知道他想提出什么？反问道：“什么怎么办？”老查说：“你成了右派，让我怎么和别人说？怎么向于光远说？”于光远是理论界的一位权威，是老查立身理论界的依靠。我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离婚吧！”既然将我看作臭狗屎，我又何必贴着人家呢？
在反右前半年，我和老查的关系虽有恢复，但这次可非同一般，我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老查难道应陪着挨骂吗？难道还不借此下决心吗？我的担心成了现实，老查已是那么赤裸裸地说出来了，我成了他前程的拌脚石，使他无脸见朋友了。老查的话如一束寒风杀进我的心田。虽然我已落到这个地步，但内心仍然是很高傲的。我从来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座右铭：“不做月亮，要做太阳。不靠别人的光来照亮，要靠自己发光。”如果现在自己不能发光，那就隐蔽吧。在政治上向党投降不可耻，在感情上就决不能乞求别人。就这样，我住回母亲家。过了三天，1958年6月1日，老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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