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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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一个温暖的家可能会好起来？我就怀着这样善良的幻想，于1973年春和赵其昌结婚。

　　　　1974年春，天如人愿地我生了个女孩，起名“春歌”，我每天亲着小女儿，仿佛沉溺在春天的歌曲中，我有了新的幸福。

　　　　但赵其昌几乎每天都要生事。起因多是创作中的问题。他和任何人合作表面上很谦虚，不计较名次，但他很敏感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语气，他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但又不敢和别人争论，事后就把气撒在我身上，和我吵闹。摔碗、摔杯子，成了家常便饭，摔得碎渣片蹦溅四处，不管是否会危及一旁的幼女。以前在我生活中从没见过这种局面，非常后悔这次婚姻，我想他一定是有神经病。可赵其昌前妻的女儿说：“他没有神经病，我妈活着的时候，他们也是天天打，我吓得直往被窝里躲。”我问赵其昌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毫不讳言地说：“从小我天天都看到夫妻吵嘴，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过去平均每周要摔一个暖瓶，吵完就好，稿费来了就下馆子，没钱就吃清水白菜。”赵其昌把吵架当成家常便饭，这大概是他从小生活在贫民窟内深刻的烙印之一。他不懂得人情，和我浪漫的爱情观天差地别。他是个业务至上者，和任何人谈话，一张嘴就是他的曲艺。迷曲艺，使他曲艺事业有成；迷曲艺，使他不食人间烟火，不懂得关心别人，不懂得平常人的心理状况、生活，不会与人沟通心灵。爱情是首音色丰富的交响乐，不是单调的念经，不和谐的音符怎么也谱不成美好的歌。曾见过一个对“爱的定义”诠释。

　　　　不是一方钟情加另一方怜悯，

　　　　不是一份奉献加另一份回报，

　　　　不是一个强求加另一个无奈，

　　　　爱是两只心弦合奏的旋律。

　　　　不是精神与物质的错位，

　　　　不是施舍与掠取的凭籍，

　　　　不是放纵与贪欲的外衣，

　　　　爱是两颗灵魂的相互撞击。

　　　　不和谐的家庭一直维持到1995年女儿大学毕业才解体。便于孝顺的女儿照料双亲，我们仍是邻居，仍然是朋友。

　　　　在我们分手后的10年中，赵其昌在曲艺界贡献不小，为许多曲艺演员写作了许多好唱段；被中央戏剧学院聘请教授曲艺课；《曲艺》杂志连续发表了他的讲义，他被北京市文联评为“优秀曲艺艺术家”。我为他的成就高兴，他有三个孝顺的女儿，是他的幸福。

　　　　十一、物极必反

　　　　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规模和时间都超过了1949年后的每一个运动，整整十年。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癌症去世，终年78岁。4月1日，自发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声讨操纵文化大革命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的群众近10万人。

　　　　4月4日群众达到200万人次以上。全市工厂、院校的学生都出动了，花圈从纪念碑周围一直摆满到天安门广场，又由广场摆到了对面的金水桥，还挤占了长安街街道。诗词随着花圈飞扬。悼念伴着口诛与笔伐，到处是激昂慷慨的朗诵、讲演和控诉，表达对总理的怀念，发泄对四人帮的愤怒。我印象最深刻的诗，是：

　　　　洒泪祭雄杰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钟建一这时已经24岁，跳楼摔碎的脚跟早已治好，在和平里的一个街道工厂当冲床工兼业余理论教员，独立居住在我们永安东里那个简易的独单元里。他热情地、不顾一切地参与“四。五”运动。而我估计“中央文革”对群众残酷的镇压必会到来，我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下了班就骑车去看他。连续半个月，群众活动一直发展到罗列四人帮的罪状。

　　　　4月4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市委立即调集车辆，连夜把全部花圈、标语等送火葬场销毁。

　　　　4月5日，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群众同在场的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冲突，江青等岂能容忍，血腥的镇压开始了。抓、打

　　　　在镇压开始的第二天傍晚，我推开建一的房门一看：一片狼藉。书籍被扔得满地都是，橱柜敞开、床上、地上散扔着被翻出的衣物，可就是没有建一，但锅里的饭还是热的，切好的菜还没炒。啊！儿子！你果然被抓走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痛苦地想着：“儿子！你在哪儿？”时针已走至夜九点，儿子还是没有回来，何处去寻？何处去打听？一个摘帽右派，谁会帮你？一阵恐怖，无情袭来，吓得我心房发颤：江青对反抗他们的人能放过吗？他们对毛主席当年的亲密战友都毫不留情地往死里整，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百姓那不是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吗？只怕儿子这次永远回不来了。我突然号啕痛哭，谁也听不见我的哭声，除了那四壁氤氲的黑雾。

　　　　我度日如年地企盼着上帝在冥冥中的同情。居然在20几天后，我终于等回了亲爱的建一。我一边给儿子洗衣服，一边听儿子讲他的历险记。儿子说：“那天我正在纪念碑台阶上分析‘物极必反’的道理，忽然就上来几个警察抓我，听众拦警察，警察就大挥警棍，而且跟着又蹦出十几个便衣，我怕他们打伤群众，多抓人，就让大家快散开、快逃。到了拘留所，扔了一星期才开始审讯。我和审我的公安人员进行辩论，他们说不过我，看来他们心里也是同情我的，态度还好。抓的人很多，他们也很累，稀里糊涂地瞎审一通，拘留所也装不下了，就把我们放回来了，但还让我们每天去派出所汇报。”

　　　　我又一次失而复得亲爱的儿子，但此场虚惊非同小可。儿子从此变得凡事必辩，而且辩得极细，可能在拘留所天天和审讯员辩论的结果。

　　　　“四、五”运动被镇压下去。文化大革命似乎接近尾声，毛主席也仙逝。可人们心中都在打鼓，也在盘算：毛、朱、周不在了，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被打倒，难道就让万恶而无知、无能的“四人帮”来执政吗？传闻外省区掌有军权的老将已开始跃跃欲试，如果四人帮正式宣布执政，各路人马纷纷起兵攻打北京，那不形成混战局面？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就在人们担心的时刻，有天早上一起床，就听见外面放鞭炮。急忙忙出门一看，只见街道的墙上刷着大大的标语：“四人帮倒台了！”“江、张、姚、王被逮捕！大快人心！”我和看标语的人们一起欢呼。破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1976年以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感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有魄力的几位领导人，终于将全国人民置于死地的万恶的四人帮拉下马来。

　　　　伟大的林肯说过：“你们可以一直愚弄一部分人民，你们也可以一时愚弄全体人民，但是你们决不能一直愚弄全体人民”这就是四人帮的下场。

　　　　几乎任何人谈起“文化大革命”，无不对那段疯狂恨之入骨。

　　　　亚里斯多德曾说：“人，在最完美的时候是动物中的佼佼者。但是，当他与法律和正义隔绝以后，他便是动物中最坏的东西。”泰戈尔也说：“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毁灭文化、毁灭人性、毁灭经济、毁灭生灵、特别是毁灭良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是罄竹难书的。

　　　　巴金老作家在文革后，曾提出应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就是让世代子孙知道这段历史，不忘记这段历史，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相信巴金的愿望终会实现。

　　　　第十四章再生

　　　　生活像万花筒，

　　　　永远不会重复，永远变化无穷。

　　　　我从小就喜欢眯着一只眼睛看万花筒，小小纸筒底部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小碎玻璃片，在六条隔片中、随着手的转动，变化着永远不同的图案花样，我非常惊异和佩服创造这玩具的聪明人。生活的河流，如万花筒一样，每一个浪花、每一条波纹也都是瞬息万千。自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阴云一直覆盖着我，那些逝去的浪花和波纹不论它是什么花样，都是低沉呜咽地流过。在我已经绝望的时刻，忽然太阳出来了，生活的河流上又飘起粼光闪烁着波纹和浪花。

　　　　一、拨乱反正

　　　　“遭冤狱，受迫害，无损于一个人的名望，你不能使真理和正直受到任何损伤；要给别人脸上抹黑，不是件好玩的勾当，一不小心，害人者会弄得满身肮脏”（英国作家笛福）

　　　　‘四人帮’的倒台正是这样的下场。

　　　　党中央大举拨乱反正。首先给所谓的“走资派”平反，把他们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恢复了许多干部的职务。1978年春夏之间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和主持下，右派问题得以重新审订，认为绝大部分右派属于错划，应予以改正。从此我也翻了身，回归人民中来。

　　　　1977年传出了右派改正的消息。1979年春节前，剧团人事科科长戴泊到我家，恰好我出门了，他留张纸条给我：“钟鸿：好消息！上午我接到市委宣传部一个同志来电话，说你的问题解决了！并说尽可能节前告诉你，让你全家高兴。还说让你节后到市委去办手续。戴1979，1，27”

　　　　母亲在老戴的纸条上加了句：“恭喜恭喜祝贺工作胜利和一切都好！母”父亲得信息，也立即回信：“亲爱的江静女儿：接阅来信，喜得老泪横流，20年的冤气冤案解决了，人生的遭遇多可怕啊！今天又是多么可喜啊！全家都为你狂喜，顺此祝你母和你愉快健康。以后一些情况盼继续告我。父29晚”

　　　　而我自己更激动得填了几首词。

　　　　十六字令

　　　　归，手扶党旗泪水飞，青丝雪，重举幸福杯。

　　　　归，闻讯全家展笑眉，白发父，狂喜泪双垂。

　　　　归，难耐胸中响迅雷，心如火，四化战鼓催。

　　　　人月圆

　　　　手持萧管拂尘土，一曲怨全抛，今年此夜，愁眉尽

　　　　展，红蜡高烧。

　　　　冰河解冻，风和夜暖，月色妖娆，华灯争艳，千门笑

　　　　语，万户吹箫。

　　　　春节后，我去市委，大门外人行道边的丝绒花树是当年我们在等待处理时栽种的。那时，我一边拔除树旁的杂草，一边开玩笑地说：“毒草也可以作肥料。”如今树大叶茂，看来我们这些当年被当作毒草的人，确实起了肥料作用。市委宣传部人员已更换数班，此时的支部负责人让我写个思想总结。当然还不能写打成右派是错误的，而是要求写这些年思想改造的成果。又过了一个多月，原单位给了改正书，原文如下：“关于改正钟鸿右派分子的决定钟鸿，女，四十八岁，家庭出身：职员，一九四九年参加工作，一九四八年入党，行政十八级，现在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原市委宣传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定钟鸿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我们做了复查，钟鸿同志定为右派的六条，构不成右派言论。经研究，予以改正，恢复党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我问发通知书的人：“那档案销毁吗？”答曰：“存档市委！”。

　　　　欣喜之中一串问号钻进脑海，不理解的问题产生了：“走资派“的档案销毁，还补发工资，为什么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就不一样呢？我虽然当时被划为第六类，未降级，工资未减少，但其他被降级或完全剥夺工资的为什么一个不补？给我的结论标题是：“关于改正钟鸿右派分子的决定”为什么还将“右派分子”四字作为我名子的属性？应该是“关于改正钟鸿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的决定”，把通知拿回家后，我自己按我的提法重新写了一条纸，覆盖在原来的标题上，保留下来作为记念。

　　　　满妹《回忆父亲胡耀邦》中说：…“父亲到中组部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接着组织了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父亲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

　　　　“五部门在山东烟台第一次联合召开了会议。父亲委托杨士杰（中组部副部长）参加，嘱咐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果然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分歧集中在三个方面：1、右派分子改正的范围有多大；2、对改正的右派怎样安置；3、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了套。

　　　　“对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提出，只对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改造确实好的人才可以改正；对改正的人只能就地安置，单纯解决生活问题。杨士杰等大多数人则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正多少；对改正的人量才使用，全面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被压制多年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四化做贡献。父亲表示完全赞成杨士杰等同志的意见。

　　　　“经中央批准同年9月，五部门在京再次开会，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批转下发了这个方案。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消开除团籍的处分。’”

　　　　“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人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父亲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

　　　　全国55万被错误对待的人们，终于熬过了20多年的凄风苦雨，从精神的炼狱里解放出来，从生活的煎熬中走了出来。他们喜泪横流，充满希望地走进了1979年的春天。”

　　　　读了满妹的回忆文章；了解了胡耀邦为解放我们这些被冤屈的人已经呕心沥血了；我应该感谢他。

　　　　二、“泥土”又呈芳香

　　　　乾坤一转丸，日月双飞箭，

　　　　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