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九月 [苏] 维克多尔·斯米尔诺夫-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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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强盗的斗争中”。格卢姆斯基父子俩都不喜欢多说话，他们有话，宁愿闷在心里。

　　可是现在，他把心里话都倒出来了！

　　“现在，咱们，这些非党布尔什维克，同你们站在这里…”他的目光突然朝我这方面一瞥，又补充说：“还有共青团员们！咱们那些在党的优秀庄稼汉，都上了前线，他们有的已经躺在他乡的土地上，有的还在战斗。这些，你们比咱知道的更清楚——他们都是你们的亲人啊。”

　　大家异口同声地发出低沉的叹息，算是对他的回答。

　　“咱们又来埋葬咱们的两个乡亲，他们也死在法西斯手里。是啊！法西斯似乎逃走了，可他们的残渣余孽留了下来。同志们，咱们绝不让他们自由自在下去。就算咱们的力量还有限，也不能叫他们的班德拉土匪政权存在下去！他们这些杀人犯，也明知这一点，他们隐匿在林子里，一有机会，就出来咬人。他们还吹嘘，说他们是“真正乌克兰人。”那咱们大伙儿是什么人呢？今天，谢麦连科夫同志在临终的时候，咱在他的身边，咱听到咱们这位最好的陶工说的最后几句话。这是一个大好人啊，他不声不响，但却是一个大好人。同志们，咱们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乐，再也不能叫土匪任意杀害好人了！现在咱提出，咱这儿有几位会打枪的汉子：马利亚斯，克罗特，瓦列里克，拿起武器吧，咱们发给你们武器。你们知道，这玩艺咱们够用的。咱们一定要消灭法西斯！眼下，咱们的朋友亲人都在前线上艰苦战斗，咱们在这里战斗，就是对他们支援。”

　　我猛然间掠过一个想法：这是阿勃罗西莫夫在讲话呀。这个阿勃罗西莫夫，这个热情的、煽动性计划的制订人，由于岁月的流逝和繁重劳动的压力，已经是驼背的老人了。也许，这些话，十五岁的塔拉斯／格卢姆斯基过去也说过吧！

　　“同志们，咱们要叫他们看看，苏维埃政权是怎么巩固起来的！”农庄主席说到这里举起了拳头，拳头象个特大的甜菜安在瘦骨嶙峋的长手臂上。“咱虽说已经这么一把年纪，已经领了“白票”①，可咱拿起了武器，咱还行，还能打打。现在，同志们，让咱们向死在法西斯手里的乡亲们鸣枪致哀！”

　　【注　①：指免役证。】

　　他从肩上摘下马枪，波佩连科早有了准备，他把自动步枪高高举过头顶。我连忙拉开保险，于是加弗里拉岗的上空，砰砰啪啪地响起枪声。成群的乌鸦哇哇地飞了起来，四散飞走。

　　马利亚斯和克罗特抽开杠子，开始往坟坑里放那具湿漉漉的棺材。安东妮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连放枪的时候，她也没有战栗一下。

　　我的身边有个婴儿被惊醒，他扯开嗓门，哇地哭了起来。这是帕拉斯卡·叶尔马钦科娃的头生儿伊凡，就是那个不久前被谢拉菲玛姥姥从窒息中救活的小家伙，他的爸爸是何许人，至今还没人知道。帕拉斯卡，这个外行妈妈，把孩子大摇大摆，仿佛要扔到柳树上去似的。

　　伊凡的小脸儿在我眼前一晃。小脸儿只有巴掌大，鼻子象纽扣。这是一个普通婴儿的小脸蛋儿。我仔细地瞧了一眼，好，小家伙还行，他的哭声盖过了所有声音。

　　我朝安东妮娜转过身。她发觉我在看她，就抬起眼睛。她仔细打量了一会儿，开头似乎认不出我，后来眸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一闪，帷幕落下。虽然面部表情没有变化，可她投来的目光，已经把我看作自己的亲人了。我想起格卢姆斯基的担心，愤懑而又痛楚地想：一定要活下去！决不在敌人面前退却，但是要活下去，我不能撇下她。我要抚养我们的孩子。人生应该享有的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放弃。

　　“你要全都武装起来？我俯身凑近格卢姆斯基问。“你以为，马利亚斯能加强我们？”

　　格卢哈雷村居民拖成长长的行列，从墓地归来。此刻，这长长的行列已经接近秋雨绵绵下，显得格外油绿的秋麦田。那条直通泉水的小径，明显地把秋播田从中切开。

　　农庄主席没有立刻回答。开头，先向左右望了望，然后，悄声地说：“有这个想法。因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咱们都要捉拿火烧鬼呀。”

　　“你这‘任何’是什么意思？”

　　“即使你从奥任带不回援兵。”

　　“我的主席！”我按捺不住说，“你别再签署安葬证了！兴许，你喜欢这个想法，可我并不欣赏。”

　　“咱也不喜欢！”格卢姆斯基冷静地说。“只是咱为农庄操心操惯了，这你还不懂。为了使你顺当地闯到要去的地方，咱把千里马借给你。”

　　“千里马？”

　　即使格卢姆斯基答应给我一辆加足油的装甲车，我也不会比这更惊奇。千里马！……千里马可是格卢姆斯基的命根子啊。燕麦发疯似的涨价，他也买，宁愿到市场卖掉自家的脂油和老母鸡，自己出钱买，因为农庄的金库常常空空如也。

　　千里马！这是一匹上等牡马，鼻梁边有条银灰色的毛。它是格卢哈雷村的光荣和骄傲。

　　我带着惊讶的神情望了望这位主席，那顶揉皱的无檐小帽歪戴在头上，蛮神气的。

　　“听我说，‘小鹰’有的是，可千里马，方圆一带就这么一匹，”我说，“你没有说走嘴吧？”

　　“咱还没有老到——颠三倒四，”格卢姆斯基嘟囔说。“千里马能够驮你过去，刀山火海，都不在话下，骑去吧！”　

第七节
　
　　安东妮娜站在昏暗的前室里，额头和手掌紧贴在弹洞累累的房门上。我小心翼翼地搂住她的肩膀，拉到自己的身边。我挨近她，借着幽暗的光线，看见她的两眼在闪光，在询问。两只扩大了的深邃眸子，闪出的每一道晶莹的光，都在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

　　她在问我，问我这个比她大，比她强的人。我怎么回答她呢？大地上有十几个国家的人民，都卷人了这漫长的战争，而我们承受的苦难比谁都多。法西斯把全部的压力都压在我们的头上了。不过，我们这里苦难的分配也不均匀。有的人总是被苦难选为打击的靶子。苦难抡起拳头，劈头盖脸地猛打，打得你家破人亡，孤苦无依；要不干脆齐根铲。

　　我搂住她的肩膀，微微俯下身，额头贴着她的额头。我们紧偎着站在一起。我觉得，她的绝望心情，她的可怕的、锁在心头的苦闷，她的痛楚，本想在这里，在空荡荡的板房里，更急剧地膨胀起来，拥出喉咙口。但此时此刻，却安静了，缓和了，它们仿佛象放电一样，都被我的身体吸收了。我更易于对付它们，因为我大一些，有经验一些。我们打过几天仗的人，比那些留在后方的，显得大得多。

　　我们紧偎着站在一起。我感到，她那注入我体内的痛楚，那奇特的、不表露出来的柔情，比那天夜里相偎在一起的欢乐，更加使我们心贴心了。在这战争制造的紧张生活中，落在我们头上的痛苦与欢乐，都是加重剂量的。哪一样都得照单全收。

　　要不是谢拉菲玛，我不知道，我们还要这样站多久。我的背后突然响起她的咳嗽声、骂街声和沙沙的脚步声。

　　“瞧这烂泥！雨再落下去，可都要翘辫子了。你，你这贼骨头，干啥老盯着我？呸，骚东西。”

　　最后两句话是对布尔康说的。它用尾巴啪啪地敲打着门框，仿佛打鼓点一样。它这是有贪图的。谢拉菲玛一只手拿着盛牛奶的大肚陶罐，另一只手拎一个小篮子，里面有面包和香肠。

　　“老戳在过道里，不饿死？”姥姥说。“唉，唉，年岁不大，苦水喝了不少……总得想办法活下去呀。咱的心肝儿，你来迎接咱这个大媒吧！”

　　安东妮娜醒悟过来，忙把谢拉菲玛让到屋里，按她坐下。我很喜欢姥姥，说实话，我把她忘了——顾不上她呀。她，这个骂街里手，并不生我的气。她是第一个进这个家门的。

　　“咋能叫她挨饿？”姥姥说，“看，愁成啥模样了。只有眼睛大了。对，”她想起一件事，“那边，那个没良心的，那个波佩连科在等你呐，咱没让他进来，他叫咱告诉你：格纳特回来了。这也是个喜讯！你们也想把格纳特收进你们的队伍？你们想让他当大头头！”

　　“姥姥，”我说，“你甭瞎扯了，你还是给她弄吃的。姥姥，她今天还啥也没吃呐。”

　　于是，我匆匆地走进前室。我的机枪就搁在那儿，闪着金属的亮光。安东妮娜随后一步跨过来，拉住我的袖子。她眼巴巴望着，要求我用目光直率地回答她。

　　“我马上就回来，”我脱口说出，“你别担心！”

　　“速告，社员何时运钞票去奥任。你的亚逊克。”

　　我站在格卢姆斯基的院子里，手里拿着防区送来的这张纸条，用身子挡着雨，看来看去。嘿，“亚逊克”，这名儿好美，两人的名字都挺动人！她叫亚逊卡，他叫亚逊克，我们叫“公社社员”。他们通常称呼我们弟兄：“公社社员”，“苏维埃人”，“红色佬”，他们以为，这是骂人话。

　　院子里，千里马用蹄子执拗地刨着土。雨在下。

　　“怎么样，都收拾妥当了吧！”我对格卢姆斯基说。“他们上钩了，现在我可以去找萨盖达奇内了，我相信，他们不会动我的。”

　　“兴许，”主席同意说。

　　“袋子在铁匠铺？有人看吗？”我问。

　　“有，波佩连科，瓦列里克和马利亚斯都在。”

　　格卢姆斯基嘭地打开板棚的门。牡马的眼睛射出了火一样的光芒。它的细长嘴脸，从栅栏的木桩中间探出来，歙动鼻翼，呼噜呼噜地直吸气。粉红色的下唇，不住地翻动。它的鼻孔柔软而又滑溜。

　　“这马出快，但不野，”格卢姆斯基一边关照我，一边　把一副骑兵马鞍从墙上搬下来。“你不必怕。它会听你话的。它已习惯换主人了……”

　　这位主席的一只手刮板似的顺着马背捋了捋，而后把毡鞍垫甩在　甲上，顺着脊梁，顺毛往后拉，免得鞍子把毛揉乱，擦伤马背。

　　格卢姆斯基的每一动作都很精细，

　　慎，从容不迫。他不让他的爱流露出来，但是从他那吝啬的动作中，可以意会到，这是在关切掩盖下的爱。

　　“我还从来没骑过这样的马，”我说。

　　“咱也一样！”

　　他用他那沉重的大手掌在马肚子上砰砰地拍了几下，让马把气吐出，然后麻俐地勒紧马肚带。

　　“你用不着催，”他关照我说，“它自己会跑的。实在不得不催它快跑，那跑完后，不能立刻停下来，要溜一溜，饮过水，也是这样，这你自己也知道。机枪带不带？”

　　“带。”

　　格卢姆斯基皱起眉。

　　“好吧，横着系在鞍桥上。”他决定说。“要用的话，你拔掉挂钩，懂吗？备用的弹盘放在背包里，背在背后，可要当心，别碰着马背。”

　　“碰着自己呢？”我问。

　　但是这位主席只是哼了一声。大概是说，你的背脊又不用开沟种芜菁，碰伤会长好的。

　　“有点认咱了！”主席一面给马戴嚼子，一面咕哝着。“开头老是想火烧鬼，火烧鬼把它宠惯了。白面包，白砂糖，尽它吃……娃儿们还弄不到糖，可千里马一直有得吃，真的！”

　　原来如此：他火烧鬼喜爱牲口。这是很好的特点，真格的，阿勃罗西莫夫的马不就是他放的，怕缰绳绊住马腿，还把缰绳整整齐齐缠在车身上。

　　“唉，火烧鬼的心肝，”我抓住缰绳说。“我可没白糖给你吃！”

　　“你不能因火烧鬼怪罪它呀，”格卢姆斯基生气地说。

　　我们正往鞍桥上系机枪。潮湿的黄沙小径上忽然响起了轻微的吱嘎声。迫使我急速转过身去。

　　克罗特！……他脚下蹬一双钉了后掌的德国短筒大皮靴，踏在潮湿的土地上，留下有图案的脚印；下身穿一条马裤，上身是一件打着整齐补丁的老式短上衣；头上戴一顶哥萨克的羊皮高帽。一副出去阅兵的打扮！

　　“来干啥？”格卢姆斯基问，用身子挡住牡马。

　　村子里人人知道，克罗特有一双“丧门”眼。

　　“他们把我的铁匠铺占领了：”克罗特的两只脚交替地站着。

　　“我知道，”格卢姆斯基回答，“暂时的。”

　　我趁这时光把几个备用弹盘装进了袋子。牡马的两条健壮的细腿，宛若两只白“长袜”，在枣红色的皮毛映衬下，显得更加洁白。它不停倒蹬两条腿，仿佛两只又大又长的白蝴蝶，在地面上飞来飞去。

　　“有人说，你们在铁匠铺寄存的是两袋子钞票，可当真？”克罗特很感兴趣地问。“就是那一笔吗？”

　　“是那一笔。”

　　“这可要……”克罗特不知为什么摘下羊皮高帽，搔了搔后脑勺。“少说，也有十来万吧？……”

　　“一袋子三百万，”我回答说。“上面这样写着的。”

　　让他动动心！

　　“三百万？”克罗特反问了一句。

　　他的手，本来举起帽子往头上戴去，此刻却僵住不动了。当钞票的洪流在眼前滚滚流淌的时候，那可不兴戴着帽子站在这儿啊。百万已是具有魔力的字眼。每个人都晓得这个数字老鼻子啦。克罗特也知道。他天天把赚来的一张张卢布投进板箱，天天清点数目。他的两个跑单帮的儿子，每次都带回卖货的款子，他自己从农庄的铁匠铺也进帐不少。他不是穷人，完全不是穷人。

　　可是，一下就是六百万。只不过是个破罐子，从地下挖出来！在这笔掘出来的钞票的映衬下，他那过分抠的生活黯然失色，太没有意义了。

　　克罗特心情沉重，象驴子似地站着，直咬嘴唇。

　　“哦，哦……你们准备把这笔钱怎么办，啊？”

　　他那两只石墨一般的黑眼珠打量着我和格卢姆斯基。这两只眼睛，在他那张熏得漆黑，如同蒙上一层铁皮的脸上，一点也显不出来。

　　“准备点一点，备一份交接书，”我回答说，“我这就去请萨盖达奇内，办好，就送到区里去。”

　　克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