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九月 [苏] 维克多尔·斯米尔诺夫-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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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柴的微弱亮光，照出一团麻絮。这团麻絮粘在一件破棉袄上面，棉袄的腰部束着一根虏获来的黄色电线。麻絮顶端奇迹般地顶着一顶士兵戴的光板无毛的灰皮帽子。我举着火柴细看，一直到火柴烧痛了我的手指。我终于发现，帽子下面蓬蓬的乱麻里，隐藏着一对乌黑的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再往下，有一张湿润而鲜红的嘴巴。

　　“格纳特？”我说。“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嘿、嘿、嘿，”格纳特放声笑了起来。

　　格纳特也完全可以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两个，村里的痴子和我，真是半斤八两。

　　“嘿、嘿、嘿！”格纳特又放声笑了起来。“妞儿们！嘿、嘿、嘿！娘儿们！过节！马—马斯科漂—漂亮的妞儿！马—马斯科漂—漂亮的娘儿们！嘿、嘿、嘿！”

　　应该说，“马—马斯科的“这个修饰语在格纳特的嘴里是一个说明质量最好的定语。当年，集体农庄曾用公家的钱送这个痴子到莫斯科去治疗过。格纳特从首都没有带回来清醒的理智，倒得到了一整套非常复杂的印象，就这样出现了夸奖人的修饰语“马—马斯科的”，这个印象主要是参观地下铁道得来的。

　　“砰！”格纳特在黑暗中说，这时夜色更浓了，因为那根发着微弱亮光的火柴头已经从我手里掉下去了。“砰，砰、砰！开枪！步枪！长官！”

　　他又纵声大笑起来。

　　我车转身，迈开大步，沿着高低不平的沙土路跌跌撞撞地径直往家里走去。我感到害臊，恨我自己不争气。为什么站在瓦尔娃拉的门口呢？我站在那儿有什么必要？十天还没过呐，就是在这么个黑漆漆的夜晚，我从这座房子走出来，发誓永远不再跨进这一家的门槛，甚至也不走近她家的门口。

　　我问当过土地纠纷调解人的萨盖达奇内同志：为什么作家都要说谎？为什么他们要把男女的床第之欢描写成爱情的顶峰，描写成那么好，那么美，不知何以名之的感情？莫非是所有的作家都串通好了，来愚弄一无所知的读者，给他们解解闷，或是来引诱他们？……写到这个问题，自己完全清楚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还要谎话连篇呢？如果大家清醒地看待这个问题，看得简单一些，不带任何幻想，没有什么奢望，不要求什么超脱自然的东西，那么他们在感受到这一切之后，就不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就不会萌生逃到天涯海角的念头，就不会感到这是一种巨大的、无与伦比的损失。我跟萨盖达奇内谈话时，又回忆起那一夜的感受：我是怎么从瓦尔娃拉那儿出来的，心里又怎么不是个滋味。虽然我应该引以自豪，我同别的男人一样，也是一个堂堂男子汉，但使我高兴的只有一点，只有一点：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我又一个人了，又无拘无束了，周围是树林、是田野，是能够使我产生真正生活感和自由感的一切。我还回忆起生平第一遭的那种事。当时，全师撤下来休整，杜鲍夫和库卡尔金带着我，他俩望着我，微微地笑着，交头接耳地嘀咕什么。两个人衣袋中塞满了酒瓶，库卡金手里还拿了一把吉他。他们说，都商量妥了，不必担什么心，而库卡尔金还没完没了地唱着：“……我们领来了他，你的心上的人儿……”库卡尔金真是个插科打诨的能手。

　　……土地纠纷调解人萨盖达奇内认真地听完了我的话。他之所以吸引人，首先也就是因为他总是认真地听人家说话，不管人家对他说什么。他的背后有几层搁板，上面摆满了书，书多极了。我脑子里不知怎的冒出了一个想法：这些书要是一下子倒下来，准会把萨盖达奇内埋在里面。书堆起一座金字塔，而这个土地纠纷调解人就象古埃及的祛老一样躺在塔的当中。叫人纳罕的是，萨盖达奇内这个小小的、剃得精光的脑瓜儿，竟然能够容纳得下这么多书籍中所叙述的全部智慧。

　　“总之，”萨盖达奇内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个巧妙的骗局……不存在炽烈的、忘我的爱情！如果一个成熟的男人有这种看法，那是很糟糕的。但是倘若你……我看不出有什么坏处！我希望，你能完全搞清楚。作家写的全是正确的，你说的那种感情确实是爱情的顶峰。应该有爱情，明白吗？造化把一切安排得这么巧妙，就是为了使假的东西无法存在。如若你体会了这一切之后，想跑到田野、树林里去，那你就跑吧！跑吧！这就是说，你经历过的那些东西不是真的，是虚假的。你不跑掉，那么，那些东西就会使你蜕化，使你变得非常庸俗。不要着急，别害怕……这一切还会出现的，出现的时候，你就不想往任何地方跑了。在这个时刻，你的田野和树林将会同你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是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那时你要善于评价这种感情！这就是幸福、巨大的少有的幸福，要珍惜它啊……

　　土地纠纷调解人萨盖达奇内是这样讲的。

　　“这是您……自己的体会呢，还是引用书本里的看法？”我问道。

　　他微微地—笑。他那剃得精光的头颅在闪闪发光，他的夹鼻眼镜在闪闪发光。萨盖达奇内说：

　　“我的一生之中只遇到一个女人，跟她在一起，我没有想田野和树林……瞧，这一切安排得有多么奇怪呀！只有一个！全世界只有一个。”

　　他没有回过头去，但是我不由自主地瞅了瞅这位调解人背后书架上放着的那张发了黄的照片。照片的下方是用金粉压出来的照相师的姓名，照片上是一位戴着资产阶级款式草帽的女人，她是萨盖达奇内的第一个妻子。真蹊跷，我耳朵听着萨盖达奇内讲话，眼睛望着戴着轻巧草帽的美妇人，可脑子里却想起了陶工谢麦连科夫小女儿在秋播田里走路的姿态。当然，戴草帽的女人和安东妮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只不过是眼前浮现出一幕图景罢了：一大早，秋播作物在瓦灰色的田里刚刚冒出一点儿苗苗，田间小径上有个姑娘挑着担子从泉水那儿走了过来。她身材修长，笔直，步子轻盈，姿态自然。我一看愣住了，身体里的五脏六腑仿佛全停止了活动，一片沉寂。秋播田，田那边的紫色林带，姑娘的体态——所有这一切仿佛都搬到我的心里，在深不可测的一个角落里凝结住了。

　　萨盖达奇内看到了我的目光。他不必回过头去，就知道我望着什么地方。他说：“她是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六日因患伤寒在基辅郊区病逝的。”　

第三节
　
　　走到栅栏门前，我停住脚步，想理一理思绪。我用拳头敲了敲额头，狠狠地敲了几下。我怎么也无法集中思想来考虑今后的工作。头脑里各种各样的想法纷至杂呈，实在太多了。

　　姥姥坐在油灯前等我，在补我的军大衣。

　　“你叫鬼拖到哪儿去啦！”姥姥埋怨我说。“外面黑咕隆咚的！牛奶都凉了。”

　　她把军大衣扔给我，便哽哽咽咽地数落起来：“哎哟，到了邪霉啦，独根独苗的，浑身上下全是伤，可他们这些没心肝的家伙还想把你往火坑推……明儿个正巧是你天使护神的节日，伊凡节。瞧，他们给我老太婆送来这么份好礼物——编进了‘小鹰队！’”

　　姥姥抹着一把把眼泪的抱怨很快就过去了，随之爆发的是一阵阵的狂怒。

　　当我开始喝牛奶的时候，谢拉菲玛已经是怒气冲冲在责怪：“娃儿吃这个苦，做娘的不闻不问，叫她发双料的抖抖病吧。她那儿不打仗，脂油八成有的是，她同自己的汉子倒吃得肥头肥脑的！”

　　“行啦，谢拉菲玛，”我说，“别发火啦……多作孽！”

　　姥姥果然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作孽”这个词儿一向对她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不算骂人这个癖好的话，谢拉菲玛过的可是严守教规的生活。她这一辈子干了多少活儿呀！

　　我把灯盏里的灯芯挑大了一点。格卢哈雷村家家户户用的都是这种灯盏，是铁匠克罗特用硬铝做的，每一只，卖二十个鸡蛋……我坐下来把马枪的枪闩卸下来，擦枪筒。杜鲍夫教导我们说：“一个战士应该信赖谁呢？首先是武器，其次是妻子，最后是指挥员。这种信赖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熟悉开始的！熟悉又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大拆大卸开始的。这对妻子和指挥员不适用……解散擦枪！”这几句话总要引起哄堂大笑。接下去擦枪的程序就不那么枯燥无味了。杜鲍夫这个人有条有理，同他在一起无论是在战斗前，还是在战斗的过程中，都是轻松的，保险的。唉，你现在在哪儿呢，杜鲍夫？……

　　我把枪闩的零件一样样摊在桌上，开始擦铁锈……我往黑洞洞的窗口看了一眼，在那块有裂缝的玻璃上，歪歪扭扭地反射出突突冒烟的火苗和擦亮的金属零件的闪光。站在街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屋子里在干什么。

　　我心里想象：在林子里的某个地方，在地堡里，大概，他们也坐在油灯前在擦枪吧。他们也在议论听到的消息吧；格卢哈雷村来了个新的“小鹰”，叫什么卡佩柳赫，二十岁。当然，土匪跟村里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他们正在决定我的命运。他们看我是了如指掌，而我看他们却两眼一抹黑呀。

　　看来，应该装个百叶窗。

　　夜里很不安生。快到十二点时，我经常被突然的疼痛痛醒，莫非动手术时医生把闹钟放在我肚子里了？这一次，浑身哆嗦得特别厉害。长途跋涉，大车上的颠簸，现在给我颜色看了。在这种时刻只能抓住一个解脱痛苦的想法：要熬过去，熬过去，到天亮的时候，一切都会好的，冷汗会消失，疼痛会停止，磨盘也会不再转动。

　　“你还想怎么呢？”我问自己。“从死神眼皮底下溜出来，还想不让它的爪子碰你一下，不让它留点痕迹吗？”

　　打仗打了两年半，我象涅仁①的黄瓜那样，完完整整、壮壮实实，甚至连震伤也没受过，大伙儿都认为我福星高照。但是，具冥之中那个最高会计处终于发现了错误，一下子给我算了整个战争以来的总帐，额外加上利息：一秒钟之间给我捅了三十来个窟窿。我们倒了大霉，德国人在黎明时分发现了我们全组五个人，打来了几枚“跳蛙式”迫击炮弹。碰到这种炮弹，你在单人掩体或者炮弹坑里也躲不开。这种鬼东西撞到地面之后会弹起来，从空中炸你。爱插科打诨的库卡尔金当场被炸死，而我和杜鲍夫都受了伤。“跳蛙式”炮弹炸的伤也很蹊跷：我摒住呼吸，正躺在炮弹坑里，弹片落在我的背上。所以我想，没啥大不了的，顶多擦破点皮，结果，弹片却飞到了肚子里面。“跳蛙式”炮弹就是这么厉害……杜鲍夫拖着我，我心想，这可真是福星高照了，浑身都淌着血，福个屁！

　　【注　①：黄瓜产地。】

　　我到底还算是福星高照，如果不是杜鲍夫，谢拉菲玛姥姥早就给我做“四旬①了。他，杜鲍夫救了我两次：第一次是“跳蛙式”炮弹爆炸后，他把我从甜菜地里拖了出来；第二次是他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自己说话都很困难了。他的棉袄，象吸墨纸一样给鲜血浸透了，舌头也转动不灵了，但是他还是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他说：“到了‘肚皮科’，记住，你要说，没过六个小时，没有超过，否则他们不会给你开刀的。你一定要记住，凡尼亚②，没有超过六个小时……”我记住了这句话，牢牢地记住了，拚命地印在脑子里，等见到了医生，我好及时告诉他。我按照侦察员的做法，确定了时间的标定点。当我在黄昏时分被他们用担架从登陆场抬到战地医院时，我看见头上亮着一盏蓄电池的小灯和流动手术室那个粗帆布帐篷，我确定了我要作为依据的界标。同此，外科医生问我受伤的时间时，我说：“中午，架桥的时候，在浮桥上……”我又重复了一遍：“中午，架桥的时候”。其实，我受伤的时间是在天蒙蒙发亮的时分。受伤后，我在岸边躺了老半天，浮桥一架好，就把我送过河来，那时太阳已经当午了。

　　【注　①：一种宗教仪式，在人死后第四十天举行。】

　　【注　②：伊凡的小称。】

　　……他们开始给我动手术。他们先打开腹部，把肩上和腿上的小弹片留在最后，作为“余兴节目”。后来护士告诉我，上了麻药之后，我说漏了嘴，说我受伤的时间要早得多，但手术已经开始了，医生不能半途丢下不做。他们动手洗我已经腐烂了的肠子，把肠子掏出来，放在盘子里，一公分一公分地检查，免得漏掉哪个窟窿或者匆忙之际把哪块弹片留在里面。咳，这位外科医生说不定破口骂娘了哩！

　　事情是这样的，七月酷热，最严重的腹膜炎马上会急剧恶化，给错过时间的“肚皮伤员”动手术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再说，又何必叫一个人多受不必要的罪呢？

　　是的：开头一切不妙，可是我按照经验丰富的杜鲍夫的主意决定冒一次险。手术结束后，我还是被送到错过时机的“肚皮伤员”躺的那个帐篷里去了。连续两天我一直昏迷不醒，后来睁开了眼睛。从此，这对眼睛，也象大家一样，只是到了睡觉的时间才闭起来。于是外科医生们几次三番来看我，什么也不问，只是撩起衬衫，看了之后又都面面相觑。

　　当我被抬上汽车准备送到车站去的时候，大家都从战地医院里跑出来，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把我当作一件展览品送到展览会去展出了。

　　谢拉菲玛姥姥听见我在抽搐，在格格咬牙，立刻跑到我的床前。

　　“喝光！”她递给我一只小铜酒杯。

　　我知道小酒杯里盛的是什么，但是我渴得要命，尽管酒杯里的东西霉中带点儿金属的涩味，我还是一口喝了下去。姥姥松了口气，擦去了我额头上的冷汗。

　　“啊，姥姥，”我说。“你要毒死我呀！”

　　但是她听了我这种亵读神灵的话，只是摇晃着两只手，说：“罪过，罪过！”战争期间，姥姥变得少有的迷信了，她用自己独创的一套来做各种宗教仪式。比如说，她做圣水就很简单：把圣像浸在盛井水的木桶里。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