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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风少校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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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远处看了看我的手掌，眉头一皱说：“把手放到桌子上，你的手纹很长，很有趣，你还不到死的时候。”
我把手掌放到桌子上。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弓着身，在我的手掌上飞快地做了个什么动作，我顿时眼前一黑，接着便看见我的手指上露出了嶙嶙白骨，一股鲜血从手掌上流到桌上──这是他用铁指套找我十指猛击了一下的结果。
“把立柜打开，”他一边脱铁指套，一边对帕尔·帕雷奇说。
帕尔·帕雷奇打开立柜的两扇门。他俩把我推到里面，从外面锁上。血从破裂的手指上往外涌。我想把手举到嘴上止止血，可是抬不起来──两手紧贴在身体上。
“喂，囚徒，”我听到帕尔·帕雷奇的声音，“你别生我的气……他走了，我事先好心提醒过你。你如果同意了，就喊一声，卫兵马上会打开柜门，把你带到医生那里。如果不同意，千万别喊，那会更糟……”
在生活中不要害怕任何东西。但法西斯主义除外。无论它在哪里出现，人们都应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
有个老头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据说得了肺痨。一个在比利时被弗拉索夫匪徒抓住的俄国海员告诉我，大家费了很大周折才给这个老头换了一个最美满的工作──清洁工。
“鄙人是副教授，”我们被赶到营房的第二天，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就自我介绍道。“现在淘大粪。”
这里只让我们干一种活儿：把军官们要穿的皮靴穿合脚。因此我们的脚全都血肉模糊，肿得吓人。可是每天一早就得穿上这种靴子，否则就要被打死。把一双皮靴穿合脚需要一个小时。指标──每天十五双。每天要连走带跳十五个小时。靴子穿合脚以后便送往前线给军官们穿。有人在脱下靴子、放到一边之前，设法在靴垫下面撒上沙子。如果被发现了，就会拉出去绞死。绞架就设在操场的一角，不大显眼。一天绞死的人不超过两个。除绞架外，还有实验室，每天总要失踪两三个人。有几个人挺不住发疯了，结果被拖走了。在我待的那段时间，只有一个人向弗拉索夫匪徒屈膝讨饶。
晚上，我们一躺到硬板床上，那个年轻海员便开始念叨起比利时来。他在那里和游击队一起活动，住在阿登高原。他说一个老本堂神甫经常帮助逃亡者，有很多人都逃到了法国。那里有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由苏联人组成的游击兵团。他讲话快极了，就象已经病入膏肓，快要咽气似的。他是糊里糊涂被捕的：去找本堂神甫取粮食，在路边被抓住了。现在这里逼他交出接头暗号，特别是俄国游击队的驻地。年轻水手就是不张嘴，所以他头发全白了。他和我一样才二十来岁。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白天淘粪和打扫厕所，晚上给四、五个人讲苏联文学。他“讲课”时总是半闭着眼，也不知道他是否看见了我们这些专心致志的听众。他的嗓音低哑柔和，与他那四方脸和塌陷的面颊很不相称；他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两道淡黄色的翘眉毛。
“曼德尔施塔姆比任何人都希望理解和调整周围世界，”副教授讲道。“他的诗中活跃着一种向心力。他将寂静与纺车相比。他以此去猜度一个非理性的概念：在这之后，寂静可以用手触摸到，它变成了人人熟悉的东西──纺车。要真正理解曼德尔施塔姆，必须爱荷马。你们记得荷马的作品吗？”
没有人吱声。水手喘着粗气，用纤细的手指挠了挠脖子。
“我们学校刚开始学古希腊文学，”我小声说，“这里又打仗。没来得及学。”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
“戏剧学校，导演专业。”
“学校在什么地方？”
我说了地址。
“啊，上帝，我就住在附近呀。唉，这一切都多么遥远而又一去不返啊！谁教你们文学？是巴别内舍夫吧？”
“不是。是瓦西里恰夫卡，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
“等等，等等，他好象还在文史哲研究所上课吧？”
“没有。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学校教书。”
有人发话了：“你接着讲吧，教授，地址以后再打听。”
“好，好……请原谅……我们讲到曼德尔施塔姆和他对哲学术语‘寂静’的发现。我现在给你们背诵一段他的诗。让我想想……想想……”
在那间白色的房子里
寂静就象纺车，
散发出醋、油漆
和地窖里酸酒的气味。
记得吗，在那幢希腊房子里
人人钟爱的妻子……
不是海伦，是另一个……
曾久久地刺绣……
看到了吧，这里的一切都是身边每天碰到的东西：醋、油漆，地窖，酸酒。然而，在思考俄罗斯这样一类宏大的概念时，诗人也能找到形象的具体表现形式：
庞大有如船坞中的铁甲舰
俄罗斯正在沉重地喘息。
于是你一下子就能看清并理解了满身疮痍的，在沉默、高大的船坞包围中的俄罗斯……再听下面一首──不过有些地方我记不大清了：
世纪这只捕狼的猎犬向我扑来，
但依照血缘我并不是狼。
还是把我当成一顶帽子，
塞进西伯利亚原野的
暖融融的皮袄袖筒里。
在那里，叶尼赛河川流不息，
松树伸向苍天的星斗──在那里
我是人！依照血缘我不是狼！
只有同类才能杀死我！”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他有点吹嘘，其实他父亲只有一本这位诗人的诗集。
不知是谁小声地、痛苦地说道：
“是的……这里又是谁在残杀我们呢？是同类吗？是人吗？”
“我还是要请教一下曼德尔施塔姆。请听：
我不会象只白色粉蛾
把借用的遗骸复归大地，
我希望，会思考的躯体，
有脊椎骨的、烧焦的躯体，
意识到自身长度的躯体，
变为街道，变为国家！
年轻水手悄声说：“绞死和烧死──并不意味着消灭，一点不错。我真想活到这样一天：大地上将有一条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
“应该说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副教授纠正道。
“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水手坚持。
“不准闲聊！”看守吼道。
第九章 科利亚和斯捷潘
一片寂静，就象一架纺车。令人惊异。寂静不可能离开把它挤走的声音。在我们这里就是人们的呼吸。而在那里，在白色房子里，就是一架纺车。
“你叫什么名字？”副教授问。
“斯捷潘。”
“我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姓什么？”
“波格丹诺夫。”
“你是音乐评论家瓦西里·波格丹诺夫的亲戚吧？”
“不是，我父亲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残废军人。也叫斯捷潘。他失去了一条腿……”
“现在那边似乎好过些了。我的家也在那边。妻子和两个女儿。你住在什么地方？”
“乌萨切夫卡，７号楼。”
“我刚从莫尔恰诺夫卡搬过来。晚上走在街上，高腰套靴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月光皎洁，窗内散发着暖气，情侣们躲在大门附近。人们不会珍惜和平，总是折腾，争论，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记得，我有时感到吃惊──我觉察到时间的存在，它就象一道山间溪流，在我身旁。我是个兼职者：上午在大学，晚上在国家安全学校任教……”
“你？！”
“是的，那又怎样呢？”
“没什么，他们指控我，说我是空投到这里的间谍，说我是从安全学校毕业的……”
“那你？你……”
“问题就在于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从马利亚矿区逃出来的，那儿有一座苦役集中营，专门关于受惩戒的军人。我逃过三次，两次当场被抓，第三次成功了，可是又被抓住了。要是我说出马利亚矿区的事，就会把我送回去。那就意味着绞架，我背上刺有标记。”
“可怜，可怜……到了夏天，我们常到克利亚茨马的别墅去。晚上，一阵小雨过后，我们走出车站，地段上播放着留声机，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笑着，一切都如此平静，如此合理──天哪，多好！我一九三七年买了一座小别墅……早晨
“来，阳光洒满房间，红色的松树散发出蜂蜜的芳香，鸟儿悦耳地啼啭。你来到阳台上，夜里下过一场雨，形成一个个小水洼，阳光照在上面闪烁反光，刺得眼睛睁不开……”
听他讲话叫人心里甜丝丝的，因为副教授讲述的时候就象他看见了这一切，仿佛亲临其境似的；同时听他讲话也叫人痛苦，因为他的话使人变得软弱、柔和、忧伤，你会情不自禁地去想：你正在毫无意义地忍受痛苦，你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绿色的清晨，散发着蜂蜜芳香的松树，雨后阳台上的小水洼。
副教授开始沉默，并把身子转到墙边。年轻水手在我耳边悄声说：
“听我说，应该逃跑，咱们会死在这里的，白白地死在这里的。从这里一天就能走到比利时，我是徒步被他们押送到这儿来的。按照星星的方向往西走。比利时有个老头儿，人好极了，是他们的本堂神甫，他会把咱们藏起来的。”
“怎么能逃走呢？这里有卫兵，周围一片漆黑，围墙比营房还高，别说傻话了。从这儿是逃不脱的。应该想想怎样在这里活下去。”
“一天到晚嘟嘟哝哝，非憋死不可。”年轻水手说。“只有副教授一个人能在这儿活下去，而别的那些干苦力的人再活上个把月就该进火葬场了。你闻到又甜又腥的味道了吧？这时夜里正在点炉子烧人。可以撑竿越过围墙，一过围墙撒腿就跑。我是白天被押送来的，我把沿路情况都记下来了。”
副教授的背突然晃动起来，就象在不停地打嗝儿。
“你怎么啦，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唉，别管我，看在上帝份上！”他哭泣着说。“别管我！”
“别这样……我们的人很快就会回来的，”我安慰他说。“我在狱中听说希特勒在列宁格勒城下吃了败仗，他们正在拼命地逃跑……”
“别说了！我讨厌听这类东西。这时谁告诉你的？！”
“一个难友……”
“难友，难友！你听着，一切全完了！我们的祖国被蹂躏，家庭被践踏，文化被催残！可我们这里俄国人跟俄国人干架，找不到共同的语言，不能为了我们的生活目标，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唯一祖国而彼此谅解！”
“我和帕尔·帕雷奇有着不同的祖国。”
“和哪个帕尔·帕雷奇？”
“负责审查我的侦查官。”
“残忍之徒到处都有。”
“这话对。”
“唉，斯捷潘，斯捷潘，我多想到家里待上哪怕一分钟，在自己的书房走一圈，摸摸我的书，抚爱一下亲人的面颊……然后再回来，哪怕一直待到死……”
夜里营房被警报惊醒了，我们连衣服也没穿就被赶到了操场。不过弗拉索夫匪徒的院子不叫操场，也不象马利亚矿区的大门上挂着“工作使人自由”的牌子。在院子里我们排成四行一队，然后命令我们朝大门跑去。在那里，党卫军分子手提木棍，弗拉索夫匪徒手持皮鞭站成两排。
“快！快！”卫兵吼叫道。
走在前面的几排人在弗拉索夫匪徒前突然停了下来──那些匪徒一边狂笑一边挥舞着皮鞭。走在后面的人却往前挤，因为他们也在挨打。结果，我们的队伍就象一个活的机体，自己推着自己向大门移动。
在大门那里等待我们的是一场“血战”。可以听到沉重的喘息声和几百只脚均匀地踏动声。
弗拉索夫匪徒驱赶后面几排人群的吼叫声在这气氛紧张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可怖，以致有的囚犯抑制不住，竟然歇斯底理地用同样高的调门尖叫起来。
“血战”开始了。站在大门两旁的弗拉索夫匪徒朝前面几排人群扑去，逼他们通过自己这道“关口”。大门外是火葬场的狭小地带。党卫军分子和弗拉索夫匪徒组成一条人廊，用铅条、皮鞭，木棍毒打我们。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保护脑袋。人们用手臂挡住脑袋，弗拉索夫匪徒吼叫着，狂笑着，抽打着。
跑在我面前的而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他那两只尖削的胳臂肘紧贴在肋骨上，脑袋向后仰着，嘴里不停地喊：“先生们，停停，先生们！先生们，停停呀，要分辨清楚呀！”
探照灯亮了。在惨白的灯光中，我们这些身穿条状号衣、剃了光头、赤脚走在融雪上的囚徒，就象来自被遗忘的童话中那些给人带来灾难的不祥人物，连我们满脸的鲜血也不象是红色的。此时此刻它们是黑色的，如同油漆木板的清漆。
这天早晨我坐在帕尔·帕雷奇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来。
现在是瓦西里·伊万维奇坐在他的座位上。他偶尔懒洋洋地向我提一些问题，诸如：“你的智齿疼过没有？”、“你用过桦树菌浸液治过烧伤没有？”
我总是停顿半天才回答，仔细考虑其中有没有圈套？
有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唉声叹气，摸着自己的脉搏，紧闭嘴唇，懊恼地摇着头，流露出内心的恐惧。
“昨天喝多了，”他说。“我的血压很高。尤其是低亚。忽高忽低。可是我们这里的庸医除了淋病什么病也不会治。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他端详了一阵剔过的指甲，把指甲往上衣翻领上擦了擦，说：“就是这么回事，斯捷潘·波格丹诺夫同志。”
我的脸显然一下子变了颜色，因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发出一阵狂笑，笑得那么得意，那么富有感染力，那么开心，似乎这辈子他还没见过更可笑更快活的事情。
“怎么样？想起马利亚矿区了吧，斯捷普什卡？”神情愉快、面带笑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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