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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风少校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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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又回到桌前，仔细地涂去了这句话。
“修正元首吗？”他想。“这未必会不被发现。加尔德和克劳希奇没有什么负担：他们早就成了反对派；他们过去做的一切将会得到宽恕。我要成为反对派为时已晚──结果会两面不是人。我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原则：‘应及时撤退。’我相信了我们元首那震耳欲聋的逻辑，其实应该首先重视不声不响的、自己的逻辑思想。全民族的歇斯底里也压倒了我。这是显而易见的。”
霍伊布特叫来值勤的绍尔弗中校，对他说：
“把我召集的讨论克拉科夫命运的会议记录拿来。”
绍尔弗把他召集的讨论消灭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会议记录放在将军面前。
霍伊布特身穿制服坐在写字台前，样子十分严厉；腰间系了一条黑色的宽皮带，长筒皮靴的两个后跟紧挨在一起，就象在阅兵式上似的。他认真地看了一遍会议记录，在自己下面这段话的前面打了一个勾：“不过，比尔戈夫，我曾为卢浮宫流下了狂喜的泪水。假如我不是意识到这个行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军事措施，那我是会加以反对的。”
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想道：“是的……照我看，这是公正的。我是作为一名士兵这样讲的。”
他把会议记录放到一边，伸了个懒腰，把两只手的手指叉在一起，便凝然不动了。接着他又苦笑了一下──就在他的两只手旁，恶魔的十只手指正抓住今天送来的几份邮件。
“就是它，”霍伊布特想道“我最重要、最可怕的东西全部保存在这些魔掌之中。当希姆莱讲消灭斯拉夫主义及其文化中心的目的时，我是在场的。这些目标是由他们的政治和种族意向，而不是军事形势的要求决定的。而我同意了他的看法。大家也都听到了。很难说哪件事更可怕：是这份记录中我的那些话呢？还是在希姆莱办公室里对消灭斯拉夫文化中心的必要性的论证。如果我不是以一个士兵的角色，而是以一个廉价的、口是心非的憋脚演员的角色去接受后代人的审判，那就再糟不过了。”
霍伊布特松开发僵的手指，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拳头敲了一下桌面，关上灯，打开窗，说道：“只有打下去……打到底……”
他说完这句话就躺下了。很快睡着了。
一阵风刮起了桌子上的几页纸。它们飞过整个房间，然后飘落到了床下。
霍伊布特照例六点起床。他做了个早操，冲了冷水浴，刮了脸，然后把绍尔弗叫进来。
“让人把这个夹子给我换一下，”他瞟了一下恶魔的手指，说道。“什么无聊玩意儿。纯粹是靠拉皮条发了横财的鬼祟市侩的低级趣味。”
绍尔弗立即去传达命令。几分钟后，将军在值勤副官陪同下走出了房间。他从站得笔直的党卫军保安处军官、楼层值勤兵和波兰女仆身旁走过时，停下脚步说：“我把衬衣留在了小桌上。请洗一洗。可千万别浆。领子要保持柔软。”
“是，将军先生。”
霍伊布特递给卓夏太太一块水果糖：“给你的孙子吃。”
她接过礼品，行了个屈膝礼，小声说：“谢谢您，我没有孙子。”
“那就给儿子吧，”霍伊布特微微一笑，“让他磨牙用吧。”
卓夏太太又行了个屈膝礼：“我孤身一人，将军先生。这块糖我自己吃吧。”
她的儿子正在监狱里等待处决。他已被布雷斯帝国人民法庭判处枪决。他是谢多伊的联络员。他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否则卓夏太太就不会在这里工作了。卓夏太太没有去求将军帮忙，尽管也许他能救儿子的性命。地下组织需要卓夏太太待在军官饭店。
卓夏太太走进将军房间，把衬衣放到提包里，然后开始整理房间。她首先把床重新铺了一次，随后擦去尘土，并用一块浸过蜡的细毛毡擦地板。她看到床下由两张纸，便拿起来放进了手提包。两小时后，她结束了工作，挎着值勤兵的胳臂走出了饭店：值勤兵在卓夏太太家里搭火吃饭。
3、一杯酒
冯·施特龙别格获准离开后，叫来一辆值勤的小汽车，坐到将军通常坐的后座上，对司机问道：“你知道我要到哪儿去吗？”
“去散散心，少校先生。”
“亲爱的汉斯，你真聪明。你仅仅是个司机，这再一次证明我们作为一个组织的失败。你的位置应该在柏林。”
司机笑着说道：“我还不愿意呢。”
“为什么？”
“女人喜欢司机，而且不需要租房间：把座位一放就行了。”
“你说的当真？”
“只不过皮垫太凉。有的女人发牢骚。有一个女人──那是在罗兹──拒绝跟我再次见面：她患了坐骨神经痛。”
冯·施特龙别格哈哈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只好弯着腰走出汽车。他冲司机挥了挥手，答应司机可以把车开走。
“什么时候来接你？”
“不用了……我就留在这里了。”
特劳布身穿粉红色长衬裤和齐腿的毛料衬衣，正躺在床上等冯·施特龙别格的来访。
“向战士致敬！”
“向作家致敬！”冯·施特龙别格回敬道。“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正期待着你去完成呢！”
“伟大的事业完蛋了。只剩下一堆粪土了。”
“我清醒的时候是没法跟你争论的。”
“抽屉里有威士忌。”
“你从哪里搞来的威士忌？”
“《洛桑报》的一个小伙子给我留下一箱。”
冯·施特龙别格从桌子里取出一冯酒，倒了一杯，掺了点水，一饮而尽。他怡然自得地眯缝起眼睛，说道：
“作家先生，这种饮料散发出真正的粮食味道，你感觉到了吗？至于烧酒我可没法喝，我看它不是用粮食，而是用尿素做的。化学迟早会把美食原理给毁掉的。人们将要去啃填满卡路里的圆珠笔。”
“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
“很快又要开战了吧？”
“你指的是什么？”
“我喜欢这个女郎！我指的是什么时候又要逃跑？”
“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红军。”
特劳布苦笑了一下。
“可笑，”他说。“今天到哪儿去？”
“随便什么地方，只要有很多人和好音乐。”
“那就是火葬场了。”
“作家先生，你是个凶狠而讨厌的人。”
“我们到娱乐场去吧，实在无处可去。”
“你一点新闻也没有吗？”
“你是指女人吗？”
“眼下我还不怀疑你搞同性恋。”
“没什么特别有趣的。”
“你这人心眼儿不错，可是把女人包得很严实。”
特劳布穿好衣服，把收音机开得稍响些，然后停在这台棕色的、体积很大的装置跟前。
“你听这个匣子时不觉得可怕吗？古戈。”
“为什么？相反，我为这个奇迹感到惊喜。”
“你是为人们能把世界塞到六个一碰就碎的小灯泡里而惊奇吧？是这样吧？”
“不错。”
“你这是出于野蛮。你是个野蛮人。野蛮人不懂什么叫害怕，因为上帝没有赋予他们想象力。收音机使我感到恐惧，我怕它，古戈。你听，”特劳布转动键钮，红色指针沿着刻度滑过一座座城市的名称：伦敦，马德里，莫斯科，纽约，开罗。“听到了吗？世界是由二十亿种意见组成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意见、命运和真理。在我们这里，一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把纳粹主义的真理强加给几百万同胞。而谁又能判定，这几百万人在睡觉之前都说些什么呢？当然，这要在他们确信盖世太保的窃听器不会录下他们的话的情况下。他们对自己、对我们、对学说到底是怎么想的？在帝国中，谁了解这些情况？没有人了解。我们崩溃的根源就在这里。我们的真理不是从几百万人通向个别人，相反，是从个别人通向几百万人。世界是注定要毁灭的。看来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不同的真理在封建时代可以归结为一种真理，而现在不同的真理是注定要互相消灭的，因为它们都是由科学家的智慧和工业化的威力加以支撑的。”
“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跟谁睡觉？”
“我们是些胆小的鼠类，我们射击的方向不应该与士兵在前线射击的方向相同。”
“我可没听见你的话，我刚到浴室去了一下，”少校打了个呵欠说。
“我们全都把自己出卖了：我们对正在逼近的失败看得很清楚，可我们沉默不语，无所作为，回避现实，害怕盖世太保把我们的侵入关进集中营。看来叫醉醺醺的哥萨克把他们打死更好些。我们已经被搞得不敢思考了，我们已经不会幻想了，所以我们才害怕身边的盖世太保，却忘记了遥远的契卡。”
“汉堡来的那个金发女郎在什么地方？”
“见你的鬼去吧！”
“你怎么啦？亲爱的作家？哪来的这么大火气和绝望？”
“你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火气──是一种概念，绝望……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概念。有火气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绝望，而绝望者不懂得什么叫火气。你是个聪明人，可是跟戈培尔唱一个调子。‘有火气的悲观主义者’──他是这么讲的吧？既然对当前形势的清醒理解被称为有火气的悲观主义，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上层，他们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实质和冲突的必然性。而在下层，凡是敢于这样理解问题的人，就要被关进集中营医治火气。我第二次出卖自己是在一九三九年。我那时就明白了，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首先将寄希望于每一个单独的公民，然后再寄希望于全民族，是可以建立一个千年帝国的。应该从每一个德国人的个体解放出发，可是他们却搞起了群体奴役。我当时认识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人，既有依靠共产国际的人，也有与伦敦保持联系的人。我本应听取他们的观点。可我把他们从家里赶了出去。我尽管把他们赶了出去，但心里明白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哦，恐怖教育！它的功效来得多快！我们将长久地受到它的毒害！我们，德意志民族。”
“咳，作家先生，你太不够意思啦。”
“为什么？”
“很简单。咱俩既是朋友，何必非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呢？我是个士兵。你是个作家，你享有充当现行制度反对派的特权，最多不过把你关进监狱。可我是要被砍头的。砍头可不是好受的。其次，我们大家都象痨病患者。而痨病患者一旦勇敢地认清了病情，就不会抱怨和痛楚地呻吟，而是要活下去，并且轰轰烈烈地活下去──度过他剩余的时间。我的话完了，现在该去找女人了。”
“咱们走着去吧。这里的夜景很美。”
“强盗会开枪打死咱们的。”
“没关系。如果真的现在死了，那倒不错──可以享受光荣的葬礼，亲人也会知道墓地在什么地方。我真担心死于混乱之中，死于复仇的节日期间，那时将会血流成河，既有正义者的血，也有非正义者的血。我真害怕无声无息地死于俄国哥萨克的长矛下，对他们来讲，你是个饱尝痛苦的文化人也好，是个纳粹党的官僚也好，都是一回事。”
他们来到安静的、夜色笼罩的的大街上。冯·施特龙别格沉思地说：
“作家先生，我向你提个忠告吧。你就躲在你身上这件弗伦奇式军上衣和这些军章的下面吧。军章──标志着对民族应尽的义务。这样一来，你就不用这么害怕了──首先是在自己面前。至于在战胜者面前，那就更不用害怕了。你是执行自己的义务。懂吗？你要象祈祷一样，每天早晨对自己重复下面几句话：‘我执行自己对人民的义务。如果我不执行自己对人民的义务，那么讨厌的美国人和红色布尔什维克就会进入我的家乡。’你试试看，这是个很好的解数。”
他们来到旧集市广场上。在月光的照耀下，那座尖顶的教堂，那排搭着棚子的货摊，那些与广场石板争地盘的房屋，宛如一副中世界版画。
“真美，”冯·施特龙别格说，“也很可怕。”
“为什么？相反，这给我以安慰，我感到自己加入了永恒的行列。”
“真可怕，这一切是注定要遭到毁灭的。”
“不对。这是反自然的。这样的美是不会死亡的。炸弹永远也消灭不了它。”
“你不了解情况。已经收到希姆莱的命令──准备把斯拉夫文化中心之一的克拉科夫彻底摧毁。有一个人正在策划这件事。不过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是绝密……”
特劳布于次日凌晨回到家里：他们先是在游乐场里喝酒，后来党卫军坦克师的克莱茵上校把他们带到坐落在维斯瓦河畔的自己家里，然后便找女人去了。来自防空部门的是些年轻的胖女人，有一个女电报员，长得又高又黑又大，叫康斯特鲁克茨娅。特劳布就是跟她睡觉的。起初她玩得很高兴，喝很多酒，讲一些关于男人的淫秽笑话，可是等他们躺下之后，她便浑身颤抖起来，小声告诉特劳布说，他是她遇到的第一个男人。特劳布在暗中苦笑了一下：为什么大部分女人都说他是第一个男人，或是第二个男人？只有苏台德的一个年轻女人告诉他，说他是第十三个。特劳布后来爱上了她，希望她嫁给他。他当时随部队住在利沃夫，她应该到那里去找他。可是她乘坐的列车被炸了。特劳布一开始对这件事抱着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怕的冷漠态度，只是到了后来，当他想起她的时候，他才逐渐地，越来越经常地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摆脱不掉的苦闷。
特劳布回到家里的时候脸色发黄，憋着一肚子气。他毫无睡意。他煮了一杯咖啡。当他把黑色的液体倒入茶杯之后，他想起了冯·施特龙别格的话：“克拉科夫作为斯拉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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