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三)-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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敫�为愤怒外，不会有任何效果，中央此时仍有强大优势，岂能接受恐吓。而且即令中央想自动下台，这份高姿态的奏章，也把台阶拆除。信函，唯恐伤人。这位浅薄如纸的周重，平常自负他的才干及智谋，看起来不过一个大言不惭，只会发泄发泄情绪，出出一己鸟气的文痞而已。

　　庞勋招兵

　　庞勋招兵买马，民众贪图入伍后可以大肆抢劫掠夺，於是争着应募，甚至老爹送他的儿子、妻子鼓励她的丈夫，没有武器，大家就砍断锄头，把木棍削尖，拿着它前往投军。

　　庞勋招兵，暴露出九世纪六○年代人性的严重堕落，对忠义的认知，从此一笔勾消。人只想到自己削尖的锄桿刺进别人的咽喉，却想不到别人削尖的锄桿也同样会刺进自己的咽喉！老爹鼓励儿子、妻子鼓励丈夫踊跃从军，不是为了保乡卫国、反抗暴政，而是为了烧杀劫掠和自己一样贫苦，甚至更贫苦的农夫小民。贪婪一旦进入无耻之境，反弹一定残酷无情，整个社会都要承担恶果。此后一百年之久使人酸鼻的种种灾难，早在这里种下恶因。

　　父亲向儿子跪拜

　　庞勋命他的老爹庞举直当最高统帅（大司马），跟许佶等留守徐州（江苏省徐州市），有人说：「将军正在宣扬盛大的兵威，不可以因父子之情，失去长官与部属之间的礼节。」於是命老爹庞举直用小细步跑到大庭中央，跪下向庞勋叩头，做儿子的庞勋则骑在马上，手按马鞍，坦然接受。

　　儒家文化中，人有亲疏等级的画分，根据这项人为的画分，一种势利眼，和不平等的伦理观念，深入骨髓。庞老爹竟向儿子下跪叩头，以及连刘邦的老爹都不敢接受儿子的请安（史记　高祖本纪：刘邦每隔五天朝见老爹一次，像普通平民家人一样行礼，管家警告刘老爹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领袖，皇上虽然是你的儿子，但却是全国最高领袖，你虽是老爹，仍是臣属，怎么可以让领袖拜见臣属，这样的话，威令就无法执行。」后来，刘邦又来请安，乡巴佬老爹，跪在门口，一步一步退回屋内，刘邦大吃一惊。老爹说：「皇上容禀，你是领袖，怎么可以因我的缘故，破坏国法？」）唯一的原因不过是儿子的官比老爹高，权比老爹大。直到二十世纪，用官阶或财富来对人定位，仍是中华文化的一项传统，严重的扼杀民主和法治。必须建立人格的独立，人，生而平等，生而有尊严，不需要任何身外之物的零件。有这样的共识，才能脱离对「官」和「钱」的癡迷和崇拜。

　　崔荛喝尿

　　陕虢道（道政府设陕州【河南省三门峡市】）民变，驱逐行政长官（观察使）崔荛（音rao【饶】）。崔荛对自己的才干器宇，以及清高格调，和翩翩风度，十分满意，从不过问行政，农民向他诉说旱灾，崔荛指着庭院里的树木说：「它们还有绿叶，怎么能叫大旱？」把农民拖下棍打。农民们愤怒反抗，把他赶走。崔荛逃到一家民宅，口乾舌渴，乞求给一盃水，住民撒一泡尿灌他喝下。中央贬崔荛当昭州（广西省平乐县）军务秘书长（司马）。

　　中国人身负长期沉重的苦难，而仍不灭绝，大概由於仍有一线幽默，使精神生活得以滑润运转。对崔荛这种顽劣的官员，在那个杀人如麻的时代，却只让他喝一点尿，不由得不击节欣赏，这比砍下他的人头要有意义得多！当我们想到有些贪官污吏盃中的酒，有一天会忽然转化成小民的尿时，就忍不住莞然一笑，希望他也能像崔荛那样有幸，在史册上留下有趣的事迹，和可敬的姓名。

　　刘瞻荣归

　　唐政府命虢州（河南省灵宝县）州长刘瞻，当国务院司法部长（刑部尚书）。刘瞻当初被贬谪时（参考八七○年九月），无论是贤是愚，没有人不悲痛叹息。等他重回京师（首都长安），长安东西两市居民，自动自发的依照贫富比例收钱，演出各种戏剧杂耍，盛大欢迎。刘瞻听到消息，变更回京日期，改走其他小路。

　　当政府文武官员全都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只刘瞻一人为冤狱中的囚犯请命，岂止长安市民向他欢呼回报而已，千年以后，我们仍深为感动。遥祝刘瞻在天之灵，为迄今仍不能完全享受人权的中国人民，赐下祝福。

　　杨知至应得最佳勇气奖

　　八七五年，秋季，七月，一望无际、满天遍野的蝗虫，从东方飞向西方，把太阳都遮住，暗不见天日，所经过的地方，树叶跟田里庄稼，全被吃光，只剩下赤地千里。

　　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杨知至（参考八七○年九月）奏报说：「蝗虫飞到京畿（首都长安特别市），不吃庄稼，都抱着荆棘而死。」宰相们纷纷向皇帝祝贺。

　　胡三省曰：「杨国忠曾说连绵大雨不伤害田苗，韩晃曾说连绵大雨不破坏盐场，而今杨知至又说蝗虫不吃稻米、身抱荆棘而死。唐王朝官员蒙蔽领袖，早成习惯，其来已久。」

　　道德固需要勇气，谄媚尤其需要勇气。一个人的廉耻必须丧尽，或降低到某种程度，教人背皮发紧的言语，才说得出口；教人肉麻抽筋的行动，才做得出来；教人汗流浃背的文章，才写得出来。杨知至的演出，可得马屁精最佳勇气奖。

　　暴力索债

　　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省许昌市】）特遣兵团大将李可封，参加秋季边防期满，率军返防，路过邠州（陕西省彬县），用暴力威胁统帅，强迫偿还从前积欠特遣兵团官兵们的粮秣、食盐，在邠州（陕西省彬县）停留四天，全境惊恐。李可封回到许州（河南省许昌市），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崔安潜把他们逮捕，全部诛杀。

　　部属用暴力胁迫统帅，当然应该制裁，但部属如果只是为了讨回统帅的欠账，事情就不平常。当权的人只追究他们犯上作乱，却不追究他们为什么犯上作乱，是鼓励人们继续不断的犯上作乱。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追究统帅，而统帅的官位是向全国最高首领－－无论他被称为「皇帝」「宰相」「总统」「主席」，花大价钱买来的，统帅也只好剥削部属。威权政治下任何腐败，第一因永远是最高首领，没有人敢追究的原因在此，而中国祸乱之永不能消失的原因也在此！

　　辛谠垂死忧国

　　岭南西道战区（总部设邕州【广西省南宁市】）司令官（节度使）辛谠，派代理巡察官（摄巡官）贾宏等前往鹤拓帝国（参考八七八年五月），还没有到达，就前后相继的在中途病死，随从人员也逝世大半。此时，辛谠身患瘫痪，卧床不起，召唤另一代理巡察官（摄巡官）徐云虔，握住他的手，说：「我已上疏奏报，要派使节前往南诏（鹤拓帝国），想不到使节接连去世，怎么办？你既担任国家官职，自然想到为国献身，能不能走这一趟？我恨我半身不遂，不能向你下跪叩头！」流涕满面，呜咽哭泣。徐云虔说：「士为知己者死，大帅擢升我这个官职，一直自恨没有能力回报大恩，怎么敢不完成这次使命。」辛谠大喜，为他准备丰富的行装，送他上路。

　　唐王朝政府到了九世纪七○年代，已烂了个透，官全腐而民全叛，将领把士卒当猪狗，士卒则一有机会就把刀插到将领背上，所谓忠孝节义，到此完全失踪。辛谠先生垂死之际，还为国家忧心，为这个黑烟滚滚的世纪末日，带来一滴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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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邛州变民

　　邛州（四川省邛崃县）变民首领之一的罗夫子，战败后逃到另一变民首领阡能的大营，共同计划出动全军，决一死战，讨论还没有完，天色已晚，在延贡（四川省大邑县东南）归降政府的变民已经涌到，阡能、罗夫子骑马巡视防禦工事，打算反攻，可是命令下达后，部众没有人行动。政府军统帅高仁厚，率大军在夜色掩护下，逼近变民大营，明天早晨，变民军各寨知道政府大军已经逼近，就高声呼叫呐喊，争着出寨，搜捕阡能，阡能窘困交加，打算投井，被大家生擒，无法自杀，部众又打算生擒罗夫子，罗夫子举刀自杀。大家携带罗夫子的人头，把阡能绳捆索绑，命他走到前面，迎接政府大军。看见高仁厚，大家拥着马头，大声呼喊，哭泣叩头说：「人民含冤受苦很久，没有地方申诉。自从间谍回来，我们伸长脖子盼望，一分钟犹如一年，而今遇到大帅，是把我们从九泉之下救出，再见天日，我们已死，现在回生！」雀跃欢呼，不能停止。其他地方有变民军营寨的，高仁厚派出将领分别前往招安。共计出军六天，五个变民集团全被平服。每克服一个城或一个县，都委任一个卫戍司令（镇遏使），命他安抚返乡的新户。

　　被政府称为「盗」、称为「贼」、称为「匪」的邛州变民，一听到赦免不死，立刻欢欣鼓舞，举手投降；他们的顺服、善良、懦弱，跃然纸上。这样的人民竟会被政府逼反，说明官员们的贪污颟顸和凶悍，已无人可以克制。

　　历史上的中国，官如果不逼，民不会反。民如果反，一定由於官逼，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黄巢末日

　　感化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将领李师悦，会同降将尚让，追击变民首领、自称齐帝的黄巢，追到瑕丘（兖州州政府所在县），大破齐军，齐军几乎全被消灭，最后，进入狼虎谷（山东省莱芜市西南）。黄巢的外甥林言，格杀黄巢和黄巢的兄弟妻子儿女，砍下人头（黄巢自八七五年六月聚众起兵，於八八四年六月覆灭，前后十年），打算呈献给感化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司令官（节度使）时溥，中途遇到沙陀军及博野兵团（当是李寰所率博野军第二代。参考八二二年三月），把黄巢等人头夺去，同时斩林言，连同林言的人头，一并呈献时溥。

　　政治运转的轨迹，常被政治文化所决定，中国每次革命都停留在原地盘旋，不但不能起飞，反而更向地狱下陷，原因脉络可寻。西方则无论英国推翻专制、美国建立三权分立、法国砍掉国王人头，而政治品质，都在节节跃昇，人性尊严，也日益提高。西方文化中，很早就肯定人权、平等、自由、法治，和权力制衡，而用心追求。中国恰恰缺少这些，自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年间，政治以及学术思潮，漫漫如同长夜，一片漆黑，所有反抗暴政的斗争，几乎每次都带给人民比原来暴政更沉重的枷锁。

　　最使人困惑的一件事是：罗马帝国怎么一开始就有元老院？当中国正沉醉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求思想统一的时候，希腊、罗马已了解议会政治和权力制衡的功能。而中国知识份子，却只会裕г＇论语、解解孟子，寻章摘句的研究研究圣人的微言大义，盼望出现明君贤相；以致政治上的任何冲击，都只在原地踏步，没有崭新的终极理念，和最高的指导原则。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首领，和民族救星，他只要坐上帝王宝座，最初还有一点清爽的措施，最后千篇一律的都会堕落得比旧统治者更为腐败。中国人被美丽口号戏弄了个够之后，唯一的收穫是更痛苦和更失望。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面对的，仍是这种无奈。

　　黄巢在历史上得到两种极端的评价，一派称他为盗匪，一派称他为义军，事实上，他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在那个时代，无论政府军和变民军，无一不是盗匪，所以他不能单独承担盗匪的责任；至於义军，如果靠几句话、几份文件，几桩善行，就可证明好人好事，则政府军恐怕更像正义之师。而黄巢杀人之多，仅广州（广东省广州市）的阿拉伯商行就有十二万人丧生，残酷恐怖比政府军更甚，把两手染满小民鲜血的人称为义军，实是对「义」的侮辱。黄巢不过变民中的一支，暴政之下，他不得不反。在铮�饿的人民日益增多时，参加变民军是唯一求生的道路，所以他的武装部队越滚越大。

　　同时，黄巢也不得不当皇帝，而当皇帝后比当皇帝前更为凶残，也是中国政治上婆媳文化──「苦媳熬成恶婆文化」必然发生的结果。从前大家庭中，做媳妇的往往受婆母迫害，唯一盼望是自己也成为婆母，早日脱离苦海，可是等她成了婆母后，想到的却不是如何使她的媳妇永远不再受苦，而是，她要继续在媳妇身上肆虐，好好享受自己得来不易的婆母权威。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家，无论被称或自称为农民领袖、人民领袖、国民领袖、无产阶级领袖、资产阶级领袖，只要屁股坐上金銮宝殿，他就从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媳妇，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狠毒婆母，这正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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