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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4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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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德里亚的学术思考始终专注对“表现”（Representation）的兴趣。从1981年出版的《拟像和仿真》开始，博德里亚后期的思考和写作重点主要围绕着信息表象对社会的支配而导致的现实的解构。有人指出：“博德里亚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决裂的基础就在于他认为社会发展的阶段就相当于拟像的秩序，或客体得以复制的形式。”（＇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有别于后现代思想崛起之前的西方学术界的各种宏大理论叙事，博德里亚认为意识形态好比时装，往往被简化成一种符号体系。而既然是符号，无论是什么符号，都只能是类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类像无限循环直至停止流通，我们不得不丧失现实的最终本质。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声称要建立的关于社会的新政治和新理论不过是幻觉。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演变格局基本上是沿着经济新秩序的路线，所有的知识新秩序不过是经济新秩序的说辞。他还指出客体和表象、事物和观念之间的界线消失，我们的现实演变成了一个拟像世界：它不仅能够将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为存在的事物，将想象的事物表现为现实的事物，而且它还逐渐削弱同现实的对比度，把现实吸纳为自身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播不再执行社会调解功能，而是满足于一种事物被模拟的快感，如各种代码、民意测验、指标和图示的场景。模拟者和被模拟对象之间的互动构成当下大众传播的景观，如当大众传媒在模拟日常生活的时候，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越来越接近大众传媒的提示，整个社会通过模拟机制逐步走向绝对控制。
二元对立的虚拟
博德里亚的理论创新在于他打破现实原则和认识原则的二元对立：“客体不再是过去的客体”。这个晦涩的句子试图告诉我们意识不再能够理解现实：因为客体在所有领域逃避自身，而仅仅以昙花一现的形式出现在屏幕上和虚拟性中。正常说来，传统哲学思想认为能够在客体面前站立一个主体，能够发明一种装置如交换价值、因果性和目的性来与之平衡，能够按照二元法则来与之区分，如好与坏，真与假，符号和参照物等等。但博德里亚认为，在我们这个世界，这种思维不再有效。因为各种宏大叙事所总结的矛盾规律在起作用。世界的命运转而在逐步淡化甚至放弃各种公共管理规则的前提下，成为各种非规则化所孕育的“灾难性程序”的猎物。例如，各种真实或虚构的现象，不再因为相互矛盾而相互排斥，而是在需要时进行相互补充、相互适应和相互证实，总之是按照差异或差异性进行相互交换。人类社会进入一个衍生物指数的阶段，能指被抵押，不再与所指的现实产生交换，而是不断膨胀和增生，干扰所有的秩序，自我繁殖和自行转移，直到影响一切或什么影响也没有。
人们很容易看出博德里亚把相对主义的观念推向极端。他坚信今天的人类面临着一种“不确定性原则”，人们试图对真理、工作、信息、社会财富、性别、语言、记忆、历史叙事、艺术作品、他者、文化、表现、事件本身等建立一种人为平衡的关系，结果是只能添加其他的虚像、伪装的意义、超级状态和虚拟性、整容术等等。欺诈和幻觉似乎更真实，事件在信息空洞中消失，现实在超现实当中消失。“现实的消逝”使我们从此进入一个虚像时代，表达一种“幻觉消失者”思维哲学，结果是理论上的虚无主义观点：“理论上最好安排这样的建议：它们能够被现实揭穿，实在的用处只是与其形成强烈对比并因此而暴露自己。因为现实是一种幻觉，而任何思想都应首先力求揭露它。为此，思想自身应该蒙面前进并使自己成为诱饵，毫不考虑自己的真实。它应以没有成为分析的工具、没有成为批评的工具而骄傲。因为世界应该自我平行。世界自己应该表现得不像真实而像幻觉。世界的现实感丧失将是世界自己的作品。”（la crime parfait；Galilee；Paris；1994；p143－144）理论上的虚无主义必然导致对现实感的丧失，从而走向不可知论。
博德里亚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法国现代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的科学幻想，这导致他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思维方式产生断裂，并充满幽默和反讽。甚至，“博德里亚”成为了“好奇心”的同义词。因为他把自己的批评活动称之为“对非真实事件的非现实分析”，而超现实亦是一种比现实更现实、比美更美、比真实更真实的模拟。在他看来，社会事实在事件之后成为一种流动的符号，难以把握。因此，在非现实当中比真实更真实，而在现实当中比虚构更虚构。在他的笔下和口中，几乎不会忽略任何产生符号意义的细节，如书、文章、姿态、面貌、展览、电影、表情、服装、头巾、标志、阴影、屏幕、戏剧、政治冲突、战争等等。他似乎在懒散地游走，轻轻扫视所有的事物，始终准备着一副笑容，而在各种公共场所面对各种挑战性的提问时，他也从来是温文尔雅，从容不迫。
博德里亚被称为是“奇异事件”的社会学家。他断定理论的目的是要抓住现实，实际上是一个意在统摄现实的圈套，在张网等待现实的自投罗网。要捕捉现实，“应该使理论自身成为一种怪事。应该使理论成为完美的罪行或者是奇怪的吸引者。”为此，他不惜在文字上采用种种特别的风格和形式，从谬误推理到自相矛盾，从模仿到疑难，从挑衅到反讽。他用思维的睿智机警和犬儒姿态打造思想的警觉，试图在现实消失之前抓住最后的亮光。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他的思想行为成为不可能的使命，甚至在他的思想自我系统化的同时亦在摧毁这种思想本身。的确，和常规的社会学家相比，博德里亚的社会学批评是令人困惑和难以置信的，因为充满着概念的发明和创新，他的表达往往具有特殊的印记，如类像、超导、致命战略、过于冷却、快速溶解、病毒、增殖、传染、克隆、脱衣舞、互动终端等等名词。不管什么主题，他始终能够说出别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人们总是在现实的不确定性面前措手不及。当人们往往还在追随事件的时候，他在拼命追赶事件的意义。
影像传播的虚无
博德里亚还借助其摄影爱好表达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他认为媒介类似一种毒品，尤其对政治家，新闻照片有一种谋杀形式，使政治家定型化为某种引起舆论评判的类型化人物。西方大众媒体为吸引大众编发的第三世界的苦难影像，往往激起博德里亚的道德内疚。他感慨面对世界经济的苦难，这些展现苦难的影像同时是发达国家的良心债务。证词是一种判决。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时间中，事件的展现好比摄影镜头的推拉摇移，思考的事件在缩短。在他看来，如果说照片是一种见证，那么现实与新闻照片的联系在何处然而照片本身往往被当作现实的碎片，我们以此镶嵌一个信息或者赋予一种政治含义。这无疑是在暴力影像中叠加暴力。影像是一种与真实不同的表现。人们一般看到的影像往往要在表现一种现实时遮蔽另外的现实，这亦是一种现实的赤字。我们希望看到的影像应该在表达部分现实的同时提示没有被表现的部分。当然，人们往往正是因为影像的无孔不入而无动于衷，影像的真正扩散是我们的认知突破了某种陈规，从而在多种形式的解读中还原影像的意义。
在博德里亚的摄影美学中，新闻照片应卸载过量的政治性、美观性和新闻性，突出诗学意义上的想象，比如原生态的照片，那些在内容上接近人类学而不是经济学的照片。要在摄影作品中创造空白。他一贯推崇的沃霍尔就说过要在影像中重新导人虚无。而在新闻照片的论战中，争论始终围绕着摄影的产业经济模式，如影像的号召力和市场价值，或者是技术和影像的权力，但从来没有针对影像本身。
当代视听传播手段在不断缩短和缩小时空差异，从而打破了事件、影像和感知的距离。如何分析由此产生的受众效果这是博德里亚后期的一个反思焦点。
作为坚持以事件的虚拟性挑衅事件本质的一个经典案例，博德里亚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提出“海湾战争未曾发生”的观点。他认为在热战和冷战结束以后，现在来临的战争是冷战结束后的衍生物：冷战的解冻所留下的是战争的尸体。在这一主题下，随着海湾战争的事件进程，博德里亚先后发表三篇文章，揭露以美国CNN电视台为首的视听媒介在新闻报道的名义下对整个战争进程的模拟，尤其是提出传媒的操作令世界各地的公众成为信息的人质这一观点。他指出：“把事件本身推人一个更加虚拟的境地并不是要重建真实，我们没有这个手段，但我们不要受骗。因此，我们只好重新沉浸在虚拟性所操控的信息和战争中。”“真正的好战分子沉浸在这场战争的意识形态的可靠性当中，而战争本身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造成极大的破坏，这是通过对事实和影像的伪造、超现实和拟像，通过心理威慑战略，这种战略玩弄事实和影像，虚拟预见支配现实，虚拟时间驾御事件，以及不可避免的两者之间的混合。”（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eu lieu；Galilee；Paris；1991；p71…72）可以说，在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中，海湾战争是第一次通过电视媒体的搬演而展示出来的具有仿真意义的战争。这不仅仅是电视媒体对战争的整个战事过程的程序控制，同时也是通过最新式的电子传播手段暗示虚拟战争和现实战争的差异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从而使得媒介本身成为战争的同谋甚至是幕后推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最终，运转起来的战争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特技，电影成了战争的范式，当战争仅仅是其电影存在的镜像时，我们却把它想象成‘真实的’。”（L’Herne Baudrillard，Editionsde l’Herne；Paris；2004；p。240）
9·11事件后，博德里亚于同年11月3日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恐怖主义精神”一文，声称恐怖主义遵循一种“逻辑”。他的观点被人认为缺乏对受害者和悲剧本身的同情：9·11事件本身建构一个所有人都梦幻的事件，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摧毁美国霸权；9·11事件的“真相”永远不可知，虽然人们怀疑伊斯兰主义者。2005年2月17日，博德里亚在《寻找绝对的坏》一文中认为，9·11事件构成一个根本性的断裂。和所有关于未来的伟大神话相比，它同时宣告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来临。因为缺乏对美好未来的主观愿望，我们应该生产另外一种有别于政治、经济或道德价值形式的思想观念。博德里亚清楚地意识到，冷战后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念不能忍受象征合法性的寂寞，迫切需要从国际政治的现实素材中制造一个敌人，指定一种邪恶，从中提炼自己的道德合法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博德里亚对试图改变生活的左翼思想和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不无嘲讽。有人批评他是“放弃政治介入的知识分子”，有人赞扬他是“乌托邦的掘墓人”，或被认为是无法分类的思想家，其悖论在于他是批评绝境中最杰出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成就往往来自大众传播的发展所涌现的文本的无限性以及能指的无限性。然而，针对信息传播新技术对受众定位的不断微分化的现实，他表达的是一种悲观主义逻辑：“传播在把界面平庸化，导致社会形式的分化。这就是为什么不存在传播乌托邦。一个传播社会的乌托邦没有意义，因为传播的存在，准确地说是因为一个社会不能自我超越走向另外一个目的的结果。”（LaTransparence du Mal；Galilee；Paris。1990；p。20）
博德里亚的批评风格尖锐而简练，有时晦涩，反成为一种个人标记，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写作被理解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显然是我的问题。我处在一种挑战的逻辑中。”这种逻辑的演变亦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人们把他的一生总结为20岁时充满幻想，30岁时是愤懑的境遇主义者，40岁时成为乌托邦主义者，50岁时开始跨学科挑战，60岁时被看作病毒或镇静剂。他一方面在不断进行社会批评，同时又因为虚无的观念而显得苍白和游离，因为他的批评亦成为西方后现代思潮当中的碎片，仅仅能够点缀人们的观念。博德里亚也不相信被批评的事物是可以得到根本改变的。正是他的思想的矛盾使得他如同他自己笔下的类像一样成为被各种争论反复挪用的对象。也许，我们最后可以按照他的逻辑来理解，即在一切价值越来越趋于平面化的今天，人们的价值博弈的方式和出路越来越平面化，也不再追求必有一方为零的博弈结果。因为，人们无法清算历史的纵深，而只能在时间的横断面上寻找博弈的可能性。
谈谈《傅斯年全集》书信卷的缺陷
朱 正
欧阳哲生教授主编的《傅斯年全集》，共七卷。我还没有来得及细读，只匆匆翻阅了一下第七卷，即书信卷。发觉它在编校方面颇有有待改善之处。现在写一点在下面，或者可以供第二次印刷时参考。
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中出现于文坛，用白话文从事著述。即使说偶尔流露一点文言的影响，也是十分浅近的文言，标点断句，应该说是并不存在多少困难。令我意外的是书中的破句还很不少。这里略举数例：
第21页《致罗家伦》。信的内容是谈罗的衣服被盗一事。信不长，书上只有12行，破句竟有好几处。像信中原有这样几句：
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邪？书中被点成：
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邪！
有谁能够按照这样的断句解释清楚这话的意思吗？
紧接的一句，原信当是这样的：
闻真人劫后，不改笑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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