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5-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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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开绷带。在旁边，乖娃已经生起了一小堆火，水也打来了，放在罐头盒里烧。老高的伤口有核桃大小，皮肉发黑，流出来灰黑色的脓和淡红色的血。我用绷带给老高擦干净伤口，又从包中找出那块干净的纱布放进罐头盒中煮，最后，我取出一粒黑盐。隔着那一小堆火，乖娃的眼睛黑亮亮地盯着我手中的盐。我把盐粒放入水中，故意没有看他。　
　　我一个人，两只手，既要用盐水替老高清洗伤口，同时又要小心地用罐头盒在他的腿下接住流下去的水，很是不方便，但是我没有叫乖娃帮忙，把盐水交到他的手上我不放心。老高躺在那里像是睡了，不动也不出声。洗净伤口后我将纱布在盐水中洗干净，便又将罐头盒放回到火上，让乖娃烧。盐水终于烧开了，我喂老高喝下去一半，我喝了一口，剩下的全让乖娃喝掉了。乖娃喝罢故意叹了口气，但是我没动心。那几粒盐可是我们的半条命啊！　
　　煮过绷带之后，我又让乖娃烧水给老高洗脚，他自己也洗。如果不把脚上的黑泥洗干净，明天一步也休想走得动，因为这泥里边有毒，第一次走草地时我们便明白了。看到乖娃干得很熟练，我也就放心了，便去跟那一小块牛皮搏斗，但是我很困，不小心把牛皮烧焦了，不过还能吃，只是老高不肯吃，我就全给了乖娃。不想他吃得太急，皮子卡在了喉咙里，咳了半天才咳出来，再用水煮煮，这才吃到肚子里。　
　　老高的老婆来了，她叫小王，是护理队的队长，脸和屁股上都没有肉，只显出中间怀孕的大肚子。她翻开老高的眼皮看了看，摇摇头，又看了看他的伤口和脚，便向我笑了，面皮上全是褶皱。又一个女护理员走过来，和小王一起给我们唱歌，乖娃也凑过去跟着唱。护理员没有药给伤员，却可以给他们唱歌、跳舞鼓舞士气。我原本是应该和她们一起唱的，但是我不会唱歌，我什么节目都不会，为此没少挨批评。小王她们今天一定是唱过无数次了，所以声音不大，有些沙哑，但很有斗志。乖娃和那个女护理员都是闭着眼睛，边睡边唱，小王的两眼却一直盯在老高身上，老高没有动静。我躺在老高身边，听她们唱，能感觉到身上不再那么累了，心里也有劲。　
　　这时，又有几个掉队的伤员跟了上来，小王赶紧过去照料，临分手她将背上的竹斗笠摘下来塞到我手中，我没要。那是她从江西出发时就带在身边的斗笠，路过遵义，老高不知道从哪弄来一点红漆，给斗笠上漆了一颗红星。全军中只有她这只斗笠上有红星，而且是老高漆的，所以我不能要。　
　　第二天中午，我们三个人又掉队了。前边龙　一　1961年出生，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作家。出版发表有长篇小说《另类英雄》和《纵欲时代》，小说集《我只是一个马球手》等，曾获得“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的大军走得极慢，远远地望去好像根本没有移动，但还是渐渐地远去了，留下的依旧是龙　一蓝得虚假的天空，还有草地和泥淖。这时乖娃已经走不动了，老高也走不动了。我从烟荷包里摸出青稞，给了乖娃五粒，给老高塞到嘴里五粒，放到自己嘴里三粒。乖娃嚼得很香，老高的脸色也好看了些，我却又将青稞吐了出来，放回到烟荷包里。如果我还没有累糊涂，便应当算得清楚，加上我吐出来的3粒，现在烟荷包里还有一百零六粒青稞，两粒盐。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感觉到饿，只是脚疼。　
　　突然，走在前边的乖娃在一只草墩上停了下来，回身向我们摆手。等我们趟过泥水好容易爬上那个草墩，我才看明白，在不远处的泥淖中摆放着一顶红军的军帽，帽子上边压着一双破草鞋。这是个危险的记号，是第一次走草地时便被发明的方法，用来通知后边的队伍，指明那是一个能够陷人的泥淖，因为，帽子下边必定会有一个红军战士。在走草地之前，每一个战士都要准备好几双草鞋，但即使走到光脚的时候，他也必定要在身边留下最后一双新草鞋。如果能够走出草地，他穿上这双鞋立刻就能战斗；如果陷入泥淖中牺牲了，他就会把这双鞋扔给附近的战士，那名战士穿上他的新草鞋，再将换下的破草鞋放在牺牲者的头上，做成一个指示后人的路标，然后继续走。　
　　我们沿着大军踩出来的脚迹，绕过那片危险的泥淖，往前走。乖娃依旧负责在前边探路，不小心踩到一杆被丢弃的旧枪，把脚扭伤了，于是他咧开嘴大哭，但哭了一阵又不哭了，摘下马枪拄在手中接着走，一瘸一拐。他是我最小的弟弟，我娘生下他后立刻就死了，我希望他能够活着走出草地。老高的情况也不好，虽然天气很冷，但他的手心却很热。他在发高烧，眼屎也糊住了双眼。他已经两天没有睁开过眼睛，但他受伤的腿还在走，光着脚，最后一双草鞋挂在腰里，不停地走。　
　　当我再次发现陷人的泥淖，并且在泥淖中看到小王的那只斗笠时，我居然没有停下脚步，为此我挺佩服自己，因为我做到了对护理员的最高要求——一切以伤员的健康为目的。如果我现在把这件事告诉老高，让他知道他的老婆，还有他未出生的儿子一起陷入泥淖中牺牲了，他即使不会立刻死掉，也会失去那双仍在不断迈动的双腿。　
　　我注意到小王的斗笠上放着一双小巧的新草鞋。这一定是近旁的战士穿不下她的鞋，便将这双新鞋放回到斗笠上。我很喜欢小王的这双草鞋，鞋上结着一对粉红色的绒球。我希望后边的大队红军中有女兵能穿得下这双鞋，他们与我们相隔两天的路程。于是我接着走，没有回头。　
　　宿营的时候，我们没能追上大军，只有我们三个人。天不很黑，却是深深的蓝，有星星，没有月亮。当我扛着老高的胳膊走到硬地的时候，乖娃已经找来了不多的一小堆柴草，正在将子弹塞入枪口中拔下弹头，接着他又用火镰打着火药，引燃柴草，点起篝火，然后烧水。他干这一切都很熟练，如果不是力气太小，他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护理员。我检查了乖娃的伤腿，发现肿得很厉害。他倒是满不在乎，许是不知道明天他可能会疼得走不了路。接下来我们照例是洗伤口、洗脚、洗绷带、喝盐水，这是护理员每天必须要做好的工作，马虎不得。　
　　我又拿出青稞来，老马不吃，我便多给了乖娃一粒。现在我的烟荷包里还剩下整整一百粒青稞和一粒黑盐。乖娃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将青稞放在罐头盒里炒，弄得满世界都是麦香，炒好后便一粒一粒地放在口中嚼得咯咯响，然后又烧水。吃饱喝足之后，他开始给老高唱歌。我想他一定是腿疼得站不住了，便倚在我身边唱，头枕在我的腿上。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万一，我是说万一明天必须得由我来给老高表演节目，我该怎么办？　
　　我知道，我天生不会唱歌。离开江西之后，别的同志都是一路唱歌走过来的，只有我一首歌也不会唱。小王告诉我，我们既然没有药给战士，我们就必须用唱歌和表演来减轻战士们的痛苦。但是我仍然学不会，便拼命地干活，不休息，希望多做些工作，好给其他护理员腾出时间表演。只是，一路上伤员越来越多，护理员却越来越少，每个人自己的工作和表演都很难完成，但他们仍然腾出手来帮我表演。为此我心中很难受，觉得对不起战友们。　
　　在毛尔盖的时候，大军休整了一段时间。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会表演，哪怕能够说上一段鼓励伤员的话也好，但是，我太笨，胆子太小，到了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我仍然什么也没有学会，于是我很苦恼。有一名伤员发现了我的苦恼，便主动教我讲一段小笑话，是很小的一段，只有几句话。那是一个非常可笑的笑话，第一次听完便笑得我满地打滚。那人告诉我，伤员们最想听的就是笑话，只要你能让他们笑，哪怕身上再受些伤也不在话下。　
　　第二次走草地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一次表演的机会。给我当观众的是一位腹部中弹的营长，也和老高一样，紫黑的面皮上浮着一层难看的青灰色。当时营长被从担架上抬下来，放在一块略高些的草墩上，枕着一小卷毛毡，闭着眼睛。大军从我们身侧大步地向南走，我背向着大军喂营长青稞面的糊糊，他吃不下，我便决定给他讲那个能够让人笑得肚子疼的笑话。我讲得很慢，很认真，生怕丢掉一个字。他也听得很认真，身子一动不动，脸上的神情很专注，闭着眼。我讲完了，他也听完了，然后，他翻个身便牺牲了。事后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这里边的道理：护理员的文艺表演就像是药，唱歌跳舞药性温和，可以给伤员消炎止痛，但笑话不行，笑话的药性太烈，是虎狼药，不适合于重伤员。所以我认为，是我的笑话把营长给杀死的。　
　　转过天来，天亮后许久我才决定动身。乖娃的脚髁肿起了一只馒头似的大包，青紫色，于是他让我们先走，他要再休息一会儿，说是等脚上好些他就出发，一个人走路方便，很快就能赶上我们。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乖娃这是怕拖累我，我一个人毕竟不能同时带走两个伤员。为此我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带着老高先出发。因为，乖娃是我的战友，而老高却是我的任务，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没有选择，我必须得完成任务。　
　　临分手，乖娃想让我教他放一枪。这是他的梦想，他做梦都想开枪参加战斗，但是我没同意，把枪中的子弹卸了下来。我们只剩下3颗子弹了，如果追不上大军，后边的路上点篝火全得靠它。我把子弹装进自己的衣袋中，从烟荷包里取出最后一粒黑盐，小心地放在乖娃满是馋涎的舌头上，没有给他留下一粒青稞。　
　　天还是蓝得虚假，夹雪的暴雨照例准时到来，泥淖中依旧摆放着稀稀落落的军帽，每顶帽子上都放着一双破草鞋，帽子下边是一名牺牲的红军战士。我扛着老高的胳膊向北走，越走越远，每走一步，都会离草地的边缘近一些，离乖娃远几分。今晚宿营的时候很可能只剩下我和老高，没有乖娃帮我，就只能由我一个人来给他表演。于是我便担心他会像营长一样，被那个能笑死人的笑话杀死。　
　　从前几天开始我便发现，大军经过的地方，除去摆在泥淖中的军帽与草鞋，沿途没有陷入泥淖却牺牲的战士越来越多。他们散落在草地上，给掉队的战友指示大军前进的方向。我没有到这些战友们身上去翻找粮食，他们必定没有粮食。我只是后悔没有让乖娃放那一枪，让他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因为这些牺牲的战士身上多半都有子弹。　
　　离天黑还很远我便决定宿营了。如果乖娃还能走，天黑之前他一定会追上我们。老高歪倒在地上，紧闭双眼。我仔细地给他洗伤口，洗脚，洗绷带，喝热水，然后我也学着乖娃的聪明，将青稞放入罐头盒里炒，弄出满世界的麦香。　
　　麦粒塞到老高嘴里，他的嘴动了几下，我却没能听到焦脆的麦粒被牙齿咬碎的咯咯声。我扒开老高的嘴，闻到一股腐臭的气味，发现他的牙龈已经变黑腐烂。于是，我伸进手指去找到了那几颗麦粒，并顺便替他拔掉了两颗已经脱落的牙。　
　　我将麦粒再次放入罐头盒中，加满水慢慢地煮。我盼望着那几粒青稞能坚强些，慢一点被煮烂，最好是等到乖娃追上我们的时候再煮烂。这样一来，就可以由乖娃来表演，我只干活便成了。然而，等到天已经黑透了，我也没能看到乖娃细小的身影，于是，我下定决心自己表演。小王说得对，如果不能激发起伤员心中的斗志，他们很快就会牺牲，哪怕受的伤并不重。我不能让老高牺牲，他是我的任务，所以我必须得表演。　
　　金黄色的火光照亮了老高的半张脸，他的眼睑偶尔会动一下，没有睡，一定是在等待着我的表演。我扣紧军装上的每一粒纽扣，用刺刀将已经烂成碎布条的袖子裁得整整齐齐。我再看看脚，脚洗得干干净净；摸摸脸，脸上也很干净。我身上唯一不整齐的地方，是头上缠着的绷带。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老高的绷带每天都得洗，但草地里却没有地方晾晒，我只能把头洗干净，再将绷带缠在我的脑袋上，让绷带和我的头发一起晾干。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但很好使。　
　　我最后向来路望了一眼，没有乖娃的影子，也没有其他掉队的伤员赶来帮我。大队红军中，我们两个一定是落在了最后，而且离下一队红军还有两天的距离，至少两天。我开始讲那个笑话，声音很大，吓了自己一跳。我讲得小心翼翼，一字一句不走样，连口音也变成了教我笑话的那名湖南战士的口音。这个笑话的最后一句最可笑，我几乎是喊出来的，如果乖娃这个时候正在赶夜路，走得近了，他一定能够听到他哥哥的声音。　
　　笑话讲完了，老高也像营长一样翻了个身。金黄色的火光照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他笑了，露出缺齿的牙。　
　　　
　　最高奖赏　
　　　
　　从上午开始我就趴在这条石缝中，头前是老马，脚后是小刘和另外两名战友。不算桥边与隘口中牺牲的一百多名红军战士，五次攻击过后，就只上来我们五个人。　
　　这腊子口是个浑蛋透顶的地方，周围几百里只有这一条路。隘口的右边是光秃秃的石山，得有一百丈高，只飞鸟才能上去，人不行；隘口的左边倒是长满了密不透风的杂树，但这山壁是倒悬的，能爬上去的只有松鼠；隘口中间是一条溪水，很深，水流也急，站不住人。这个隘口的最窄处只有一丈多宽，却有十几丈长，右边石壁的半腰上，敌军布置了一百多人，专往这里丢手榴弹。此时地上已经积起了成堆未爆炸的手榴弹，而爆炸了的得有上千颗。　
　　　

　　要攻上山顶，我们就得在过了隘口之后，再跨过小溪。小溪上边是两根树干并排搭成的小桥，过桥之后再向上爬三十几丈狭窄的小路，就能到达山顶。山顶上敌军建了四座碉堡和许多机枪掩体，交叉射击的子弹如同顶头风中的暴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