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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7期-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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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几千年来，它这么富有魅力，现在大家都去挣钱了，还有这么多人来听文学，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文学自有它一种很内在、很深层的东西。我觉得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文学几千年来都是个人来表达自己。你在按自己内心写作，它使得我们很多很多读者从很多很多文学个体中能找到自己所需要找的东西。所有人你只要按照自己来写，汇总到一起，在文学这个框框里的东西，你总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读雨果，他确实是一个大师，他总能塑造你的灵魂。你读他的东西确实很神圣，雨果他的这种人道精神，他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确实很感动我们。可是我们照样读金庸啊，读别的东西你可能读了一半就想睡觉，可是读金庸就可以一通宵啊。为什么他会制造这么多悬念，这么多离奇的事情，让你放不下。让这么多人去读他，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其实文学很难说通俗不通俗，就看你需要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通俗和不通俗之分。文学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我写小说也是一种倾诉的需要。实际上你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上是很孤独的。我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工作，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人处理家里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肩担，包括我上大学、工作，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我拿主意。参加工作，我当过四年装卸工，我妈妈都不知道我四年在做什么。因为当装卸工要拉板车、扛大包，我要告诉我妈妈，她就会很伤心了，我就根本不说。一直到我上了大学，她才知道我在做什么。实际上你没有人可以交流，你是很孤独的。我记得我当工人的时候很孤独我就写诗，那个年龄是写诗的时候，十九岁、二十岁不到的时候，拼命写诗歌，其实想来也是一种倾诉的需要。我觉得现在写小说也是一种倾诉，把倾诉感作为一种动力。就是你需要说，可是你没有人听。这个世上是没有听众的。哪怕你跟朋友讲也好，跟亲戚讲也好，没有人耐烦听下去的。还有你内心很内在很隐秘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你是很难说出口的。很多事情它只能用文字来表达。你说出来好像是另外一种味道，和你写在纸上是不一样的。语言靠说是不可靠的。所以我觉得在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听众，包括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听众，如果有人一天到晚絮絮叨叨地跟我讲，我也会烦，这是很正常的。可能人天性中就有这样的弱点。当然也有人可以把什么都放在心中一辈子不说也能过得好，但我不行。我要倾诉。那么这个时候我只能寻求纸和笔，只有纸和笔它最耐心。很多时候有些人问你为什么要写小说，我都回答说是一种倾诉的需要，我要说出来。借人物、借场景，有时候你说的就是别人的故事。我只是借故事的框架，但在故事的中间故事的背后包含着我想说的东西，包括我说别人，包括说我自己，包括我所见到的人和事，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包括对社会的一种判断，一种感受。
从1987年以后，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写作的感觉，就是写我想写的。后来我的写作过程比较稳定。不管你们外界玩什么花招，写了什么新的东西，我只是按我自己想的去写。而且我也很坚定地认为我自己这条路是对的，我不管你怎么样。所以我有时也开玩笑说，我是以不变应万变，随便你们怎么搞，我按我自己的写。但是也有人说你写年谱什么的东西，哪有多少市场，有多少人愿意看啊。你写知识分子的题材，这种书老百姓谁关注啊。你看有很多很多作家，他们的书卖得多好啊，一上市就是几十万本，而你的书也就出版社保本。我说那也行啊，反正只要能保本我就是成功，总是有一部分人愿意看你写的，对我来说就够了。我觉得早期我开始创作的时候是需要钱，头上有经济这根鞭子。可是写到后来，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我只是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只想写自己内心想写的东西。市场当然很重要，我也不排斥，但是要为市场改变自己，我觉得我好像也做不到。其实有作家出版一些畅销书我也很支持，那是他的需要。但是我只需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我要挣钱，如果单位要卖房子我需要一笔钱，我就挣挣电视剧的钱。解决了这些问题，回到小说上，我还是按我自己的写。我觉得这也是打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烙印。你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摆脱不了这些，我现在写小说也是这样。
市场是一个大家都提出来的问题，其实我说我能不能写畅销书呢？我想我也能写，怎么不能写呢。畅销书只要把故事编得很离奇就好了，加上一点时髦的佐料，出版社当然也需要畅销书，可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作者需要什么。你需要钱你去写畅销书，我觉得一点错误也没有；你需要表达自己你自己的想法，你不在乎钱也不在乎其他的，那也是可以的。文学最重要的在于尊重每一个个人的写作。所有人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汇总到一起就形成了很有魅力的文学。
问：你的作品中有很多表达对女性的关怀，你是女性主义者吗？你怎么看待当代的女性主义写作？
答：其实我本来也写了提纲，准备谈谈，我这个叫“女人的写作”。我原来也是经常跟人家一起谈女性文学，谁是女性文学啊，谁不是。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说想象不到文学也像厕所一样分成男女啊。分成男性文学、女性文学。这话说出来也给我很大震惊。确实，文学就是文学，分成什么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呢？而且有些分法，想想也没有什么道理。所以我觉得不如你分成一种女人的作品或是女人的写作，可能更合理一点。
现在大家所说的女性文学我觉得很狭隘，它认为爱情、婚姻、家庭或者是写性的东西才叫女性文学。一般没有把我归在女性文学内，认为我的小说不属于女性小说。女性小说是林白、陈染、卫慧等等这样一些跟个人隐私有关的的小说才是女性小说，或者只写女人爱情、婚姻、家庭的事情的小说才叫女性小说。我觉得评论家自己也没有搞清到底什么是女性小说。
中国女性几千年来，没有机会像男人一样的。比方说没有机会像男人一样游历山川，像我们一样到处开笔会、出门旅游；也没有机会去当官，有那种官场沉浮的感受；也没有机会到大学当教授这种体验，她们很多机会都没有。她只能在家里待着等丈夫回来，生离死别。所以那时候女性的作品主要就是一些情感的东西，春闺啊、春怨啊这种凄凄惨惨戚戚的一些东西。五四以前的整个文学史中女性基本就没有什么声音。女性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中只是一个很瘦的女人，头上插个黄花，手上拿个丝帕站在那里抹眼泪。那个丝帕就是她的文学，文学的丝帕的作用就是给自己擦眼泪。五四以后，一些家庭背景比较好的女性，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教育，接受了新的思潮，读了一些西方的书，接受一些民主教育，这样一些女性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而女性最开始的反抗也是从婚姻反抗开始的，要求婚姻爱情自主。这个时候女性写的东西也还是在爱情婚姻这样一些方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阶段的女性的所有的题材都是很狭窄的，都是和个人生活相关的。那种真正比较有社会性的题材很少。直到1949年解放之后。可是这时候的一些东西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很多女作家写的东西其实是无性别的，她都是接受男作家的教导，都是拜男作家为师，写了很多这些东西，你看不出性别色彩来。男作家也能写出比女作家写的还要女性化的东西，有些男作家写女人写得比女作家还要好。那你说这些作品是不是也是女性文学呢？也很难说。那时主要是从风格的婉约程度或文笔上来辨别男女作家，并不是从思想内容和情感表达意思上去区分的。一直到林白和陈染她们的横空出世。我觉得她们俩的出来是对女性写作的一个很大的补充，至少说她们写出了男作家写不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个人的、深刻的体验。当然这里面有爱情和性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女人写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补充，很强烈的一种性别色彩就出来了。女性写作在这样一条路发展过来是很好的，是一步一步地这样走过来的。但是，突然提出女性文学、并且只有这样才叫女性文学，我倒觉得实际上有误区。时代到了这个时候，女人和男人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女人不仅仅像在古代一样的，面对的只是爱情婚姻家庭。女人同样和男人一起面对整个世界，男人所有的压力女人都有，男人应该有的荣誉以及竞争什么的，女人也有。大家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是爱情、婚姻、家庭的这种小说才是女性小说、才是女性文学？所以呢我觉得至少是不准确的，有误区的，是有问题的。当然可能因为评论家要写文章，他这样归归类便于说话——这个堆头是个什么，那个堆头是个什么，他要归堆也无可厚非啦。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不准确。
问：在你写作的过程中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什么，你是怎么走出的？
答：我觉得我在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境就是1986年以前，我老在想我应该写什么东西，老在想编什么故事更巧妙，写什么最能表达思想。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放松的，那时侯写作不是从自己内心去写，老想读者他是怎么看我的、同行怎么看我的、编辑怎么看我的，这就是我最大的困境。我从1986年以后这种困境就比较少了，比较顺了，在写每一篇的时候都觉得有很多话要说要写，我要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
到另外一个时候就是我写《乌泥湖年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很辛苦的，因为没有写过长篇作品，我又属于那种性子比较急的、比较贪玩那种，很难坐下来把一本书写到几十万字，就像我开会讲话是一样，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写到五万字就觉得好了，这个书就差不多可以完了。写到十万字就已经是累得半死了，或写不下去了。而这部小说写了四十万字，我就真的把我自己折磨得够呛。当时我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也是有一个心结。因为我写这部小说主要是写我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当时住的那个宿舍里面的人几乎就都是修三峡的那些工程师。1957年以来大家都住在一起。以后他们的命运回想起来我很震动，以前没觉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就这样过来了，可是在这之后你回想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想他们参加的那些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运动，你就会想到为什么1966年一夜之间知识分子会全部崩溃。那么简单吗？五·四以后知识分子那种拍案而起、直面呵斥的精神都哪里去了呢？这肯定有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回过头来去想，想到的是你父辈这些人的经历，他们怎么走过的路，他们所经历的改造。改造这个词是很可怕的，它把一个人改造到骨髓里面去了。到现在为止，像我们这代人也接受过一些改造，可是我们还能转变。而那些老牌知识分子吃过的苦头，比我们多得多，有时候你真的是很恨他们，他们好多已经是改变不过来了。我记得以前看过廖冰兄的一幅漫画，一个人被放到瓦罐里，缩着手进去了，可是后来把瓦罐打破了，他也还是缩着手，我觉得老知识分子就有点像这个样子。我有一个邻居，当年在北大学地质，是地质学家。修三峡就把他调去了。他在1959年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然后就送到一个外业的勘测队去煮饭。一直煮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平反退休回来了。看到我这样的小孩从他面前经过，他都要迅速避到一边，低着头让你过去。他已经抬不起头来了。可是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傲慢。我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那神气简直是不可一世。可能也就是因为是这种人，他才容易被打下去，这个形象对我印象太深刻了。然后让你觉得更恐怖的是，他觉得他的事业未竟，他还有很多书要写，那么现在退休了，有自由了，就应该写书了。他在家里面每天熬夜写了很厚的一本关于地质方面的书，可是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版。自然科学方面的观点变化、淘汰太快了呀。那书出来之后可能已经很陈旧了，别人已经写过了，所以那堆手稿到现在还在家里，然后他就死掉了。当年我还帮他查资料。现在想起来，这代知识分子真的很惨很惨。包括我父亲，当然我父亲去世得很早。当年他们就是一心想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点贡献的。这种技术性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国民党的时候他们也做工程，不管谁坐江山，国家总归是需要这些建设，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可是不行，必须回来参加政治学习，你必须参加各种运动，在这中间你要说错了一句话就完了。我最早的邻居是工程师，是我爸爸的高班同学，也是上海交大学建筑的。他就说了一句怎么打右派像拉比例尺一样呀，就这一句话，把他打成右派赶回老家。然后子女全部下放，非常惨非常惨。我在小说里还写了他们家的一些东西。他家搬走前，就放了两网篮的书在我们家床底下。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挫折也好、给国家带来灾难也好，我们应该有一份真实的纪录。我是到后来回想起这些事情才决定写的。其实这是一件很蠢的事。我写过一篇文章《一个蠢人做的事情》，因为人文学者对三峡工程有天然敌意，陈村说亏我想到这句话，上与不上三峡，争论很大。我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跟这个工程上与不上的争论是没有关系的。我没有作任何评判，我没谈应该上还是不上，我只是想把他们在做这个工程中的命运写出来。而且它这里面又牵涉了很多资料性的东西，包括术语，我查资料查得头都是大的，因为你不能出硬伤。所以写这种小说就很笨，我觉得我几乎陷入到困境之中。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这种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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