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活下去 [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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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您为什么问这件事？您从哪里得到关于他的情报？”

　　“从您手下的人那里。在‘AE—2’的警卫部队中有我在慕尼黑时的熟人。别骂他，对他来说，我就是您的翻版。我对维特洛夫感兴趣是因为不久前我向您提到的对付俄国人的游戏已进入最后阶段，我需要一些忠实的人，忠于您、忠于党的人。我的计划已经仔细地检验，现在到了把理想变为行动的时候……”

　　施季里茨在接待室等待着，感受着这里的寂静——没有空袭。电话机只连通着三个人：希特勒、希姆莱和凯特尔。鲍曼不同其他人联系。他心里说；“应当离开，林茨之行是最后的机会。能够查清的我已查清。鲍曼提到缪勒身边有叛徒是偶然的。不过，这种‘偶然’几乎让我心脏病发作。至于他们保存在坑道里的东西的情况我无法向中心报告，只能记在脑子里，哪里是真的，哪里是假的。没有联络员，而且看起来今后也不会有了。我是双方争夺的目标。但是如果我明白了我们人的意思，那我就不会再明白这里的入了。也许他们是病人，已失去了理解事物的能力。我出不了柏林，想从这里逃向东方是妄想，不出一天我就会被抓住，无论我装扮成什么样子……而林茨是山区，在那里可以栖身，最终从那里沿山路去东方。缪勒无法派人盯我的梢，他肯定要下令他们保证我的安全。这就松开了我的手脚：‘我根据行动的需要前进，你们要离开一百米。让他们去找吧。我不信缪勒关于盖伦的文件的鬼话。这是诱饵，他希望我吞下这个诱饵。在车里他会等我对盖伦的文件表示出兴趣。无论对哪个情报机关来说，这些材料都是无价之宝。我不向他表示有兴趣，就这样办。”

　　回到盖世太保后，缪勒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只扁平的箱子，放在施季里茨面前：“这只是盖伶材料中的—份——关于法国科学界人士的材料。这些人的亲人同我们在占领区的人秘密合作。您看看，想一想怎么能更准确更简短地把它写下来，以便今后让情报人员用于我们的目的。请注意，其它的材料，其中包括俄国初捷克的材料，是用另一种方法编辑的。您要想个办法——在您到达奥地利之前——怎样把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东西变成一些薄薄的纸，并打印在日本同行给我的绘图纸上。等您回来后，我要把您安排在我的秘点，派两个速记员，要出类拔萃的。您把南斯拉夫和法国的材料拿回去，这些东西价值连城，比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的全部件品还值钱。请相信我的话。”

　　缪勒与卡尔登布龙纳的专线电话猛地响起来。

　　“是的。”缪勒答道，“请讲吧，大队长……是……是……好的……我马上去……”缪勒站起来，摇摇头：“有点几急事，您在会客室等等，舒尔茨会给您送茶的。我二十分钟后回来。”

　　施季里茨坐在面前，喝着茶，心不在焉地听着舒尔茨答复那些风风火火的电话。他头脑中暗暗希望在林茨有一个高个子青年来找他，这个人说出了必须说的五个词，听到回答后他会说：“伊萨耶夫同志，我来护送您回祖国。”

　　“也许我碍您的事？”施季里茨问舒尔茨，“我可以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等。”

　　“分队长吩咐您要在这里等。”舒尔茨毫无表情地说。　

第二十四章　参阅资料——（六）
　
　　现在他每天都在回忆着缪勒不久前的拜访。缪勒的面孔不时杯眼前浮现，慢慢地他看到了缪勒修剪得很糟的左鬓的灰发。

　　盖伦是“注重细节”的人。他喜欢重复这些话：“在电影艺术中，细小的东西是标志才能的水准，同样，在我们的工作中，实实在在的小事可以成为大规模战役中的转机。假如卡纳里斯将军没有注意马特哈利的刀子，没有把他请到‘马克西姆’餐厅，然后把他引到自己在城外的住宅的话．谁知道军事舞台上的行动将如何发展，在潮湿肮脏的战壕里又有多少德国人要成为英国和法国混蛋的牺牲品……问想一下布尔什维克导演爱森所坦导演的那部描写奥德萨水兵起义的电影吧、我不知道，四轮马车沿着滨河街上奔驰是有意安排的还是偶然的。但是如果这是构思，那么就意味着爱森斯坦不是俄国人，而是德国人。如果这是偶然的，是他的助手不经意拍上的而他又决定采用，那么他就应当得到荣誉和赞扬，就是说他善于在细微之处发现重要的东西。”

　　无论达有多么奇怪，正是缪勒那张没刮胡须的脸使盖伦时时陷入对未来的暇想之中，他的感觉模模糊糊，不十分清晰。

　　在树林中散步归来，他一切都明白了。今后的决定象画面一样出现在他的眼前，这画面是完整的。

　　“缪勒是很精细的，如果他现在都顾不上修面，”盖伦心中说，“那么在我们全部得到解脱，在崩谈到来之前，他也不会注意到他的生活规律之外的一切。现在他无法进行全面监视，只保留了最重要的方向，而其余的方向，尤其是他背后的一切已无力顾及。我的行动愈猛烈、愈突然，成功的机会就愈多，我逃往西方的机会就愈多。”

　　盖伦长时间地准备行动。在他考虑好行动的全部细节时，他的行动就有了清楚的目的性。

　　他没有想立即成为正规军人，尽管他的家庭属于“普鲁士之家”，但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普鲁士人。他母亲出生在荷兰。

　　但是他入伍的时候，凡尔赛条约已经签定，德国事实上失去了拥有军队的权力。于是盖伦履行了真正的爱国者的义务。帝国不能没有军队，每一个德国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为国家提供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认为，决定未来的不是机床和犁歼，而是刺刀和大炮。

　　一九二三年在特等骑兵学校毕业后，年轻的盖伦成了上尉。他成了副总参谋长的副官。他的父亲是个大日尔曼民族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出版了一些历史教科书，书中号召年轻人去复仇：“我们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他首先为总参谋部印制地图，这样儿子的仕途就有了保证。

　　希特勒当政之后，盖伦父亲的出版社因为有功被宣布为“国家社会主义模范企业”。

　　进攻波兰时，盖伦是帝国的一名年轻少校。在波兰他成了曼施坦因与古德里安之间的联络军官。

　　就在华沙，他结识了漫不经心、不修边幅的津采尔上校。此人领导总参谋部的特别部门“东方外军处”。盖伦当时是总参谋长凯特尔的私人副官。在这段时间他真正感到了为实力人物效力的那种甜蜜感。

　　津采尔细致地翻田着卷宗，里边的情报来自派驻俄国的间谍，他们由驻莫斯科武官克莱勃斯将军的副手领导。

　　津采尔认真地擤了半天鼻涕。他讲起话好象感冒了一样，不时地咳嗽：“我给布尔什维克两个月的时间向乌拉尔山逃窜。泥足巨人注定要作德国开垦者田里的肥料。斯大林的末日屈指可数。”

　　盖伦的看法与他不同。盖伦喜欢读书，读父亲出版的历史书籍。历史上奇怪的事多着呢。但是，他知道津采尔同海德里希的机构关系密切，于是迅速成长起来的盖论一声不响，唯命是从。

　　直到帝国军队从莫斯科溃退之后，他才明白，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

　　……盖伦的父亲求见布列斯劳省长。次日他受到接见，时间是在傍晚下班后，这是对他特别尊敬的表示。

　　“我不得不请求您，”他对国社党的省委负责人说，“对我们的谈话严加保密。我不希望灾难落在我儿子头上，我要说的正是他的事情。”

　　“您知道，”布列斯劳说，“国让党官员的话比岩石还硬，比钢还坚。您尽管说吧，不用提这样的请求。”

　　“我的儿子在上校那里效力……”

　　“我知道，”布列斯劳打断他的涵“请讲事情的实质。元首告诫我们节约时间，我给您五分钟，请讲您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总参谋部对付俄国人的情报分队掌握在一个与斯拉夫人有血缘关系的人手中。”

　　“您疯啦。”布列斯劳慢吞吞地做出反应，但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冰冷的光。“只有纯粹的雅利安人才能呆在这个岗位。”

　　“况且．”老盖伦固执地重复说，“津采尔上校的妻子有波兰血统的亲戚……不，不，津采尔是出色的军官，他在做他应当做的一切。我们在莫斯科战场冬季的集结也不是他的过错，谁会想到能有这样的严寒？不过，当我从儿子那里得知此事后，我认为有义务通知您。”

　　与斯拉夫人有血缘关系无异于认识共产党员。只有一种办法；在审查开始前立即解除职务。有迹象就足够了。如果事后查清此入是无辜的，那么就再给他另找一个职位。帝国高于一切，个人没有权力抱怨。

　　三天之后津采尔被撤职。加尔德亲自为他周旋也无济于事。尽管上枝在司令部呆了两天，但没有总参谋长的命令，二十四小时内他就会被押出大门。

　　经查实，津采尔妻子没有损害雅利安人的低等人种的亲戚，然而木已成舟，盖伦已经坐在了他的圈椅上。在他得到任命的一小时后，加尔德亲手把银质肩章交给他。

　　次日，盖伦召集自己的助手，通知他们，他根据与保安总局海德里希达成的协议，要从团一级单位开始，撤换军队情报部门的军官。如果方面军、军、师和团一级单位的情报一处和二处仍然行使自己的使命——收集情报、实施破坏行动的话，那么三处，即反间谍处的工作今后也要与海德里希配合。这是他——盖伦的打算。

　　此后，盖他离开总参谋部，进行了一次闪电旅行，从文尼察到柏林、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和汉堡。

　　他遇到了一些德国情报界的旧人。他们象罗森堡一样可以流利地讲俄语。他们是来自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移民，在梁赞和纳尔温的庄园度过童年。他们在追忆往事，梦想着这些美好的往事在今天，尤其是在未来重新变成现实。

　　盖伦首先拜访了潘维茨将军。他在一九一九年出了名，当时他带领武装小队枪杀过德国激进分子。他因为无情而被阿道夫•；希特勒称之为党卫队头子的典范。

　　此后盖仪会见了凯塞林将军。他曾经在克莱勃斯的部门工作。克莱勃斯是驻莫斯科的军事使团的负责人，他曾建议凯塞林将军培养俄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爱国者，让他们准备建立东方乌拉尔国。

　　最后，盖伦礼节性地拜会了旗队长瓦尔特．舒伦堡，向他征求意见。盖优颇为认真地听舒伦堡讲话，尽管他知道的比这个美男子知道的更多些，但他没有表现出来。随后他拜访了缪勒。

　　“分队长，没有您经常性的帮助，我寸步难行。”

　　两个月后，戈培尔召见盖伦。上校建立的“对东方积极宣传”秘密小组由罗森堡的傀儡、波罗的海沿岸的日尔曼人冯．格罗基领导。这个小组开始散发传单。传单由帝国宣传部撰写，弗拉索夫签名。

　　帝国宣传部部长认为，盖伦的宣传太谨小慎微。

　　“要更大胆地讲，”戈培尔建议，“俄国人必须屈服，他们不懂得思考，他们必须成为我们命令的愚蠢的执行者。”

　　“俄国人善于思索，帝国部长。”盖伦大胆反驳说，“从拉季雪夫到索洛维耶夫、贝尔加耶夫和克罗波特金，我不说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了，他们的哲学和美学学派是以十分危险的思想为基础的。从战略的观点看，我们现在要使他俩觉得自己并非一钱不值。胜利以后我们再把他们赶到犹太人区去，但眼下游击队在开枪……”

　　“他们就要被消灭。”戈培尔打断盖伦的话，“做奴隶的民族没有幻想的权力。”

　　于是，盖伦去找斯科采尼：“请您去见元首，我求您帮帮我，不能轻蔑地招惹俄国熊，就象我们现在所做的这样。我仇恨强国畜牲绝不比帝国部长戈培尔差，也许更甚，但是我去过前线，审问过俘虏，我们无理智的残酷在迫使他们采取反措施。”

　　斯科采尼招摇头：“雷德加，我不能办这件事。元首在斯拉夫人问题上绝不容许有任何软弱。如果说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那么俄国人则要消灭它百分之七十。我和您都看过大本营文件，同风车打仗毫无意义。”

　　盖伦编辑了红军情况备忘录——其中有审问俄国叛逃者的谈话记录和在俄国窃听电话得到的情报——然后由加尔德送到大本营。元首授与他少将军衔，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有一大批有远见地考虑德国命运的军官和将军被用钢琴弦吊死或者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被处死。

　　他来到布列斯劳的父亲家。全家人一道吃过晚饭后，男人们留在用浸染过的柞木装修的大书房里。

　　小盖伦说：“一切都完了，父亲，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可是报复武器——”父亲欲言又止。他暗自想，他这样讲话是因为他时常感到背后有暗探射来的那冰冷的目光。　‘

　　老盖伦站起来，打开收音机，拨到维也纳电台的节目（轻歌剧选断），叹了口气，捂着头说：“你讲这话不太大胆了吗？我的孩子。”

　　“现在所有的人都这样说。”

　　“可你是将军。在施陶芬堡的疯狂举动之后元首不再相信军人。”

　　“不是疯狂的行为，父亲，只是行动考虑不周，没有考虑到恐惧这个因素。这种恐惧压迫着我们每一个人，哦，不仅仅是阴谋者，而是也包括所有奉命去镇压的人。”

　　“国家没有恐惧是不可能的。”

　　“国家的恐惧应当是完全特殊的，父亲……父亲；你说得对，它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它必须同一般的习惯上的日常生活中的恐惧截然不同。正如你所希望的，这种国家的恐惧必须是神秘的、超脱的，好象是上帝，只惩罚退却的人。羔羊没有这种感觉，唯有头羊能嗅出狼的气味并且感到恐惧，它把这种感觉传播给其它的羊，这些羊只是重复着头羊的感觉和行动。我长久地思考过，我认为是风格这种整体概念的本质在那里起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