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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只有风知道 作者:西默尔-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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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导……cover girl……”
“不,这大概不会。”
“可那是什么呢?我对您讲,这个词老是出现,老是cover……coverage!简直没有别的话。”
“夫人,您相信那爆炸是一场不幸还是一场犯罪?”
“一场犯罪。”昂热拉说,没有犹豫。
“您为什么相信这个?”
“拉克洛斯先生对我讲过,那是一次严重的炸弹爆炸。”
“原来如此。”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也因为赫尔曼先生所处的处境!这是最主要的。”
“那是怎么样的处境呢?只是害怕?”
“也害怕。”
“还生气、发火、痛苦?”
“全都有。”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乐感,很悦耳。这女人永远不会大声或发怒,一直保持着冷静。
“这会跟电话有关吗?”
“我想,一定跟它们有关。可什么关系,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有证明,赫尔曼先生真的跟这些人……”她指著名单说,“打过电话。或只跟他们当中的一位。”
“他走投无路吗?”
“对,可以这么讲……”
“那就可以想象,他想自己结束性命?”
“以这种方式?将其他人一同拖进死亡?绝对不会!您不了解赫尔曼先生。根本不可能!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他就会这样做:不伤害其他人。我愿拿我的性命打赌!”她迷惑地望着我,“我帮助不大,是不是?”
“您非常乐于助人,夫人。”我说。她对我笑笑。我也机械地笑笑。“cover。”我说。
“还有coverage。”她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这一回差不多是同时来到戛纳,这很奇怪——或者他们老是这么做?”
“不,过去他们来的时间完全不同。只是今年他们要庆祝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
“是这样啊。好了。”
“这是他妹妹在电话上对我讲的。打这种电话的大概有十一到十二个人。他们互相打电话。赫尔曼夫人也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邀请我。打电话跟我聊天。她身体不健康……”
“我知道。您是怎么给她画像的?”
“我得去她家。她很少离开家。她无法走路。那幅画挂在她家。”
“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是什么时候?”
“今天,”昂热拉说,“本应是今天。五月十三号。”
“哎呀。”我说,从她手里拿过那个名单,“我非常感激您。您真的帮了我很大忙。”
“我担心没有。”
“确实帮了很大忙。”我说。当我站起来僵硬地略微鞠躬时,她再次向我莞尔一笑。我一本正经。我们走进室内,走回前厅。我迅速系好领带,套上鞋,穿好上装。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昂热拉在一动不动地打量我。
“那么,再见了……”我向她伸出一只手。
她没有抓住它。
“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绵软。
“什么事?”我突然难为情起来。
“卢卡斯先生,我想问您一点事。但您不要感到是受了伤害,您答应我吗?是出于善意。”
“我答应您。您想问我什么,夫人?”
“您也有笑的时候吗?”昂热拉问,“您会笑吗,先生?”
“我……我不明白……”
“您笑笑。”这位奇怪的年轻女子说。
我笑起来,大声,做作。
“这不是笑。”她说。
“是笑。”
“不是。”
“好吧,我当然很难奉命强笑……”
“当然不。这是我的无礼。”
“根本不是。我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德国人印象,是不是?”
“不严厉,不是德国式的。”
“那是什么?”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您当然可以拒绝,认为我是厚颜无耻或者没有教养。但是……我还是想对您讲。您看,是这样的……”
“说呀?”
“好吧,”她说得又流利了,“是这样的,您真的是穿错了服装来这儿,穿错了鞋。我下午得进城,买新的颜料,去安提伯斯路上的一家服装店取一些为我修改的东西。您给人好感,先生,确实给人好感。”
“还从没有人对我讲过这种话。”
“是的,我知道。”
“打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卢卡斯先生,您允许我陪您在这里买点东西吗?看起来您将要在这里呆较长时间,是不是?”
“是的。”
“一个女人更清楚什么适合一个男人。在这方面她的眼光老练。”
我说:“您想跟我一起去买东西?为我买新东西?我看上去穿得令人不可思议,是不是?”
“不是不可思议,您总是爱夸张。不实际,先生。怎么样?”
“我为您的建议高兴。”我说,感到我的心突然跳起来,“很高兴,夫人,真的。但您得允许我事先请您去吃饭。”
“很乐意。我警告您,我胃口好得很。”
“我什么时候来接您好呢?”
“咱们就说好一点钟怎么样?”
“行。一点钟。我在‘庄严’酒店里订张桌子。”
“您让我订座吧。别的地方。”
“行。那就一点见。我……我很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高兴。”昂热拉说,“我叫辆出租车。站点就在这附近。等您坐电梯下去,车子马上也就到了。”她伸给我一只结实的手,重重地一握。我回头望客厅,望那里的橱架。我傻乎乎地说:“您知道,我也收集象。您的我非常喜欢。尤其是那只乌檀木的小象,很滑稽。”
“您迷信,是不?”
“非常迷信。”
“我也是。”她打开屋门。我走向电梯,摁按钮,等电梯上来,同时转过身。昂热拉站在半敞开的门里,又露出笑脸。我想笑一笑,但没笑出来。我心情突然难受起来,我说不出是为什么。电梯到了。当我走进去时,我看到昂热拉仍然站在那里笑。这时她扬起一只手。我也扬起一只手。然后,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摁底楼的按钮。电梯悄无声息地滑下去。电梯里面很热。齐头高的部位有一面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想笑一笑。那只是一个鬼脸,别的什么也不是。我身上昨夜被打的地方一下子又痛起来了。我已经把它忘光了。突然,那疼的地方不是我挨打的地方,而是体内其它有什么在疼,我说不出来是什么。而这件事最荒唐的是:那是一种奇特的甜蜜的疼痛,它流过我全身,舒适惬意,以前从未体验过。
19
“谋杀。”伊尔德·赫尔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如耳语一般,像发誓似的。“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
一间昏暗的大卧室,她直挺挺地坐在一张洛可可式大床上。这回我也看出她为什么以“钻石伊尔德”闻名于我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和整个国际社会了。她坐在床上,戴的戒指肯定有二十克拉重,一根条形翡翠,镶满了钻石。她左手腕上戴着一只宽宽的翡翠手镯,它的每一块宝石上同样都镶着钻石,脖子上相应地戴着项链。这种事我可真是平生头一回见。项链由八段组成。每段中间有一根长形大翡翠,旁边满是打磨成圆形的树叶图案的钻石。前面挂着两根大得不得了的水滴状翡翠和两颗半圆形钻石,用一块打磨得圆圆的宝石连接着。当然,伊尔德·赫尔曼还戴着镶钻石的、水滴状的翡翠耳饰。全加在一起一定值几百万。伊尔德在床上戴这个,她未修边幅,未涂脂抹粉,皮肤白皙,患白化病的眼睛呈玫瑰红色,头戴黑色假发套。它有些滑脱了,让人认出她头上差不多没头发了。她穿着花边睡服和一件洗得发白的、床上穿的浅绿色小夹袄。她显然怕冷。我头一回能较自由地呼吸了。这房间里跟整幢房子一样开着空调,散发出花儿的甜味。
“多卑鄙的一场谋杀啊。”这位钻石伊尔德说。
我坐出租车离开住在加利福尼亚区的昂热拉·黛尔菲娅后,先去了老码头的办公室找路易·拉克洛斯,后来回了“庄严”酒店,最后才来到这里。我远远地坐车西行,来到了高贵的瓦莱格区。赫尔曼家庭在这里拥有一幢别墅。司机熟悉这个名字。我根本不必报街名。司机告诉我,这幢别墅曾经是一位俄罗斯大公的财产。它坐落在一个大公园里,四周高墙耸立,墙顶有钢尖和刺铁丝,依我看是通了电的警报线。一个身穿白制服的看门人从一间小屋里跑出来。司机打手势让他开门。门依然关着。
那仆人打开大门里的一扇小门,来到街上,向我们走来,解释说出租车不可以驶进公园,我得下车。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我从路易·拉克洛斯的办公室跟伊尔德·赫尔曼约好了十一点。在这个沮丧的小个子男人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呼呼劲吹,但我还是险些窒息。我一大早打电话向拉克洛斯汇报了对我的袭击,以及我跟倪科尔·莫尼埃和阿兰·达侬的经历,他答应想办法查出点头绪来……
“怎么查?”
除了拉克洛斯,房间里还有一个穿麻布裤子和麻布衬衫的男人,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这是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是海上警察请来的炸药专家。维阿拉三十五岁左右。他向我作了简短的汇报。根据他的检查结果看,显而易见是犯罪。从水里捞出了一台定时爆炸器的空壳。维阿拉相信能由此得出线索,查明用的是哪种炸药。这当然让我们大进了一步。维阿拉住在尼斯,他在等待检验指令。他的光谱分析仪摔碎了,先得从巴黎空运一台新的来。维阿拉和我乍一见面相互间就油然而生好感,我想,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一旦我知道了那是什么炸药,我也就能说出它来自何处。”维阿拉解释说,“我在这里已工作十六年,渐渐地熟悉这个环境了。”他去灾难地点取回的样品和残骸放在隔壁,在“海事部门”的实验室里。他指给我看堆满大大小小碎片的货架。
“怎么样?”从实验室里回来后,我问拉克洛斯。我看到实验室的窗户装着防盗窃。
“什么也没有。”他说,一如既往地怏怏不乐,“达侬逃走了。”
“什么叫逃走了?”
“就这个意思。我从中心分局派了几名警察去‘巴黎宫’。他们摁铃,没人应答,房东不清楚达侬藏在哪儿,警官们破门而入。他们事先领取了搜查令。”
“结果呢?”
“达侬走了,房子空了。少了换洗衣服、西服和箱子。达侬的汽车不在车库里。没有人看到他开走。他一定是连夜逃走了。我们当然把他的形象通知了所有的值勤点和巡逻车,也通知了宪兵哨所,可如果他还有点理智的话,他会先潜伏一段时间。”
拉克洛斯接着旧烟蒂点燃了一支新的。
“那他为什么逃走呢?”
“他为什么讲,倪科尔·莫尼埃不住在那房子里?”维阿拉问。
“她住那儿吗?”我问。
“橱里满是女人服装、女人内衣和女人鞋之类。”
“那这房子还是属于她?”
“反正房主这么说。她是租户,支付一切。您知道,那不是私房。”
“那达侬呢?”
“估计是靠她养活的。”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叫估计?”
“他也有可能是个顾客。”
“一个顾客,在上面有换洗衣服、西服、箱子和一辆汽车?”
“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海军少尉维阿拉问,“他可以想在那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旁边还有其它房子,或许是用了假名,我们怎么知道?或许他也还让另一个姑娘接客。”
“另外,您说的那朵玫瑰也不见了。”拉克洛斯说,又伸手取另一支烟。
“倪科尔·莫尼埃也带走了衣服和内衣吗?”
“没有。反正橱柜里是满满的,什么也没少。说不定她在别的住房里也有这些东西,也许在其他的许多房子里。这两位要是机灵的话,我们不会很快就找到他们的。”
“他们中有谁受过惩罚、登记在档或在警方挂过号吗?”
“什么也没有过。”拉克洛斯说,“您在黛尔菲娅那儿有什么成果吗?”
我讲了昂热拉·黛尔菲娅告诉我的一切。
“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想您能不怀偏见地去。”拉克洛斯说。
“这个cover和coverage会是什么意思?”我问。
“不清楚。”拉克洛斯说。
“支付。嗯。可以支付。您认为支票或汇票怎么样?人们可是讲‘可以支付’和‘不可以支付’的,怎么样?”维阿拉说。
“对,”我印象深刻地说,“您说得对。从戛纳能直拨杜塞尔多夫吗?”
“不行,”拉克洛斯说,“只能从杜塞尔多夫直拨戛纳。德国有自拨设备,反过来还不行。您得等上几个小时。我们的电话网络有点儿……不说也罢。”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问,“我现在想拜访这位伊尔德·赫尔曼。”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当我随后告别时,他不友好地冷冷一笑,说:“祝您在钻石伊尔德那儿愉愉快快!”
我坐车回“庄严”酒店,从保险箱里取出了钱和密码,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拟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总是遇上cover和coverage的说法,句号。它们有特殊意义吗?我的密码很灵活,一周中每天换新的,表面看起来总是有内容的文章。在把这份电报作为急件发出去后,我坐车前往伊尔德·赫尔曼的别墅,在那里,那个穿着白制服的仆人不放我们的车进去……
于是我下车付给司机钱,跟随仆人穿过大门里的小门。我等着他打电话为我通报。
“有人来接您。”他说。俄顷,出现了一辆类似吉普车的车子。它有个凉篷,像华盖似的安装在轮子上方。司机身后有两张用螺丝固定得紧紧的椅子,他旁边有一张。那个司机同样是身穿制服,一身浅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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