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只有风知道 作者:西默尔-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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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惊呆了，虽然这厅里很热，我感到发凉。我看到和听到伊尔德·赫尔曼，在她的床上，在她的幽灵似的家里，挂满首饰，疯了。疯了？她的声音在我耳朵里回响：“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来！请您别这样！您一清二楚，所有的人一起杀死了他……”

　　伊尔德·赫尔曼有多疯？约翰·基尔伍德有多醉？

　　我从包围着他、拉扯着他的男人们的圈子挤过去。

　　“等等，基尔伍德先生。您听……”

　　泰东多斯野蛮地将我推到一边。

　　“走开，你这家伙！”

　　我跌进一位警官怀里。

　　“请别闹出丑闻来，先生。”他低声说，“这位醉酒的先生得离开这儿，尽快。”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架起基尔伍德的胳膊。

　　“来，来，来，您走吧，约翰！”

　　“您醉了！”

　　“那又如何？我讲实话！一切都开始于那位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

　　男人们将基尔伍德又拉又扯，这下他终于失去平衡了。泪流过他的脸，滴落在地毯上。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迅速地拖着基尔伍德穿过大厅，经过那些惊呆的赌客和愕然的守局人身旁。监视器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幕，它是不是被录下来了？我想，我能不能得到那录相？”

　　警官们在基尔伍德周围手拉手围成了一圈。

　　守局人们回到了赌台旁。又响起了他们的喊声。

　　“下大注，夫人和先生！”

　　“下大注！”

　　现在，那群人已经消失在大厅门口了。那位发疯的造火车头的小个子意大利人，从我身旁穿过去，冲我喊了句什么。

　　“他说什么？”昂热拉问。

　　“现在他无论如何得下二十三。”

　　“为什么？”

　　“因为流眼泪了。流眼泪时就得投二十三。”

　　我问昂热拉：“这一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全是凶手？’”

　　“人就是怪。”昂热拉说。我看到，不远处，特拉博在跟一位警官讲话：“也许真有一大罪孽在折磨着这位基尔伍德。它以这种骇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在加利福尼亚区的肉铺师傅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人。您知道，他做什么吗？他一边挥斧砍碎他杀死的动物；一边唱宗教歌曲。有一回我亲眼看到了。他割下一头羊的头，嘴里却唱着‘祝福这头小羊吧’。真是无奇不有。”

　　“博卡是什么，昂热拉？”

　　“戛纳的一个城区，在老码头附近。在西边。”

　　“那儿生活着阿尔及利亚人吗？”

　　“没错。那是一个社会福利房区，您知道。邮局的小职员，退休人员，阿尔及利亚人。”

　　“基尔伍德说，一切都是从博卡的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开始的。”

　　那个意大利人突然又嚷又舞，他的举止前所未有的疯狂。他投了二十三，因为流眼泪时应当投二十三。在他那个台子上二十三赢了。

　　
　　









三

14

　　我们开车回家。

　　此时是凌晨两点。

　　昂热拉像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面。

　　一条狭窄的街道蜿蜒而上，通向她的住宅区。我们驶近铁轨。拦木放下来了。昂热拉按喇叭。在路旁一间道口看守员的小房间里，一个男人爬起身来，转动滑轮。拦木升起来了。

　　“这些拦木夜里总是放下的，得按喇叭。”昂热拉说，“这样，即使道口看守员睡着了，也不会发生事故。”

　　当我们爬上坡时，在车灯照耀下，我看到周围别墅的花园里有许多栋榈树和柏树。月光洒照着它们。那装着二十三万五千法郎的包裹我抱在膝上。昂热拉把车开进她的车库，锁上车库。这上面空气清新，我感到吃惊。我一点不累。

　　我跟昂热拉坐电梯去四楼她的住处。小小的电梯里我们的身体碰到了一块儿。我们彼此对望，纹丝不动。在她的房门外，昂热拉在手提包里找钥匙找了很久。当她终于打开了门时，我犹豫不决地站住了。昂热拉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我抓住她，搂紧，吻她的嘴。透过衣服我感觉到她身体的每一根线条，她一定也感觉到了我的冲动。她先是紧闭着嘴唇，然后，突然张开来，她的嘴温软神奇。她轻声呻吟。然后她推开我。

　　“不，”她说，“不，罗伯特，亲爱的罗伯特。请别这样。我不想……”

　　“您不愿发生得过早？”

　　她只是凝视着我，不回答。

　　“好吧，”我说，“明天上午我有事。我叫辆出租车去康托码头。咱们在特拉博夫妇的船边再见。”

　　“您找得到它吗？”

　　“它叫什么？”

　　“沙利马。”

　　“那我就找得到。”

　　“您有游泳裤吗？”

　　“没有。”

　　“我为您买一条。浴巾、防晒油和所有的东西全由我带。给您带一顶帽子，因为太阳。在海上它非常厉害。”

　　“我不知道，”我说，“我是不是愿意脱得只剩下一条游泳裤。你们一个个都晒得黑油油的。我……我身上很白……”

　　“这让您难为情？我们曾经都很白。您别招人笑话了。”

　　“我很可笑，对不对？”

　　“一点也不。”

　　“每一个热恋的男人都可笑。”

　　“但您不是，”昂热拉说，“您不是。相反，您太严肃了。几年前，戛纳这里生活着一位作曲家，一位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也跟您一样老是顾虑重重。他老是说，他身陷困境。他会因为每一桩小事陷入困境。您知道大家怎么称呼他吗？”

　　“怎么称呼？”我问，嗅着她的清新皮肤上的温馨。

　　“困窘乔。”昂热拉说。

　　“他为什么又离开了这里？”

　　“他找到了一位妻子，一场伟大的爱情。它治愈了他的困境癖。他跟她远远地离开了，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不知道是去了哪里。听说他非常幸福。”

　　“晚安，昂热拉。”我说。

　　她又温柔地在我的嘴上吻了一下。

　　“晚安，困窘乔。”她说，“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你别让人宰了。到‘庄严酒店’，司机至多可以索要十二法郎，不能再多。如果他抽出那么一张表格想多要，您得马上抗议。”

　　“好的，夫人。”我说。

　　“明天在‘沙利马’见。”昂热拉说，说完随手关上了门。我坐电梯下楼。我将钱包裹甩来甩去。困窘乔。滑稽，很滑稽。只不过我确实是身陷于困境之中。比如说，我有个妻子。比如说，我身体不健康。可这些昂热拉不知道，必须公正。她也不应该知道这些，我痛苦地想。不，她应该永远不知道这些。永远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困窘乔。非常滑稽，真的。

　　出租车来了。在铁轨那儿我们又得停下来，因为拦木放下来了，先得让它升起来。那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是外国人，在‘庄严’酒店前面果然抽出一张表算账。我粗声对他说，车费十二法郎，给了他十三。他说了句“臭老外”之类的话就开走了。

　　我洗澡，裸身躺上床去，想像昂热拉一丝不挂的样子。然后我想起我的妻子。我也看到我的妻子一丝不挂，这让我非常神经质，我爬起来找烟。我一整天没吸烟了。现在我连抽三根。我像个傻瓜似的打量着我的左脚趾。我穿上一件晨服，走上阳台，望着夜幕下的十字架路和大海，想我跟昂热拉的未来。喷水车驶过，清扫着行车道。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神经质。三点半左右，我给昂热拉打电话。占线。我一再地试，昂热拉的电话总是占线。后来我放弃了。妒忌攫住了我。昂热拉这时候还跟谁通电话？我又吸了一支烟。这时电话铃响了。

　　“卢卡斯！”

　　“罗伯特！”是昂热拉，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你跟谁讲了这么长时间？”

　　“没跟谁。”

　　“可你的电话一直占线！”

　　“对，因为我正试着给你打电话，可是你那儿一直占线。”

　　我听到她笑起来。

　　“我一直在试着跟你通电话！”

　　“为什么？”

　　“因为……我……我还想说点事，罗伯特。”

　　“什么事？”我问。

　　“谢谢。”

　　“谢什么？”

　　“有一回你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对，那是三天前……漫长的时间以前……千年以前。现在我真的要感谢你。”

　　“为什么谢？”我再次问。

　　“为你在分手时表现得那样。”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噢，不，”她说，“这不对，你知道的。如果你强迫了我，我……我会放你进房。那样不好。”

　　“不，”我说，恢复了平静和从容，“不，你说得对，那样不好。”

　　“不应该这么快，”昂热拉说，“这样很愉快。应该慢慢来，好让它完美无缺。你不也想这样吗，罗伯特？”

　　“对，我也想这样。”

　　“你机灵。你不是困窘乔。我想过此事。你肯定有真正的麻烦。”

　　“每个人都有一些。”我说。

　　“您会解决它们的，罗伯特。”

　　“肯定会的。”我说。

　　“我对你讲你写在纸条上的话。现在我说‘谢谢’。谢谢一切。你扔掉了那张纸条吗？”

　　“我一直随身带着它，在我的钱包里。”

　　“把它放在那里面吧。将来我们会端详着它回忆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对。”我说。

　　“晚安，罗伯特。好好睡。”

　　“你也是，”我说，“晚安。”

　　我把听筒放进叉簧，关掉灯。通阳台的门我没关。又有洒水车驶过十字架路。我听到它的喷水口在沙沙响，扫净路面的大辊子轻轻滚过。

15

　　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和那拉来自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鲁瑟尔探长默默地听着我讲。探长高大魁梧，长着灌木样的浓黑眉毛，波浪样的白头发。我向他们讲了自从我回到戛纳后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了他们，我在杜塞尔多夫从弗里瑟司长和缉税官克斯勒那儿了解到的一切。

　　我边讲边眺望窗外的马利提姆码头，小艇在那里驶进驶出。渔民们夜航归来了，正在清洗他们的船只，把网张开来晒。远方的树阴下我看到有几个老头在玩球。现在还不到八点，戛纳还不是太热。

　　“这一切，”鲁瑟尔最后说，“非常让人捉摸不透。克斯勒先生的解释跟您现在的解释截然两样。”

　　“这当然有可能纯粹是自我保护的解释。”我说，“特拉博邀请我今天跟他、他的妻子和黛尔菲娅夫人一道去海上。特拉博也许会向我讲点对我们有用的重要的事情。他给我一种正直的印象。克斯勒在戛纳吗？”

　　“他又回来了，对。他打过电话。他还没来。我们现在正等着从巴黎来的我们的金融专家。他显得想跟他们合作。他没通知过您吗？”

　　“没有。可这是约定好的，我们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联络。否则我们形同陌路人。”我掏出一只信封递给拉克洛斯。

　　“这是什么？”他问。

　　“您向我要求的笔迹。”

　　“噢，您全弄到了？太好了。我马上把它们交给我们的笔迹专家。也许……”他的声音哽住了。

　　“您怎么了？”

　　“小孩出麻疹。”拉克洛斯说。

　　“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我说。

　　“但不是没有危险。”拉克洛斯说。

　　“他十分爱他的家庭。”鲁瑟尔说，“对不对，路易？”

　　他默默地点头。

　　“您呢？”我问探长。

　　“我没有家庭。我独身。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样大概是最好的。您瞧，如果我谁也不爱，那我就不会经历艰难的时刻。”鲁瑟尔说。

　　“但也没有幸福的时刻。”我说。

　　“有时有小小的幸福，”探长说，“有时候，当我需要它的时候。那时我就劝说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只是劝说我自己，事过之后，我不伤心。另外，我的手下和我将在这里呆到破获维阿拉谋杀案为止。我们就驻守在这里的中心分局。”

16

　　这天，我在白裤子外面穿着一件白衬衫，脚穿白凉鞋，带着昂热拉送给我的皮包。我从旧码头沿十字架路慢慢地往下走，经过一家家酒店，直到巴黎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那白色的分店。我昨天在赌场一赢到钱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这许多钱。

　　凡·克莱芙店的店面不大，但它有空调，布置得很有情调。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比我年轻许多，上身穿着蓝衬衫，下身配白裤子，一根鳄鱼皮带和蓝凉鞋。他模样俊美，一见到他笑，你也就忍不住微笑。我还从没遇上过这样的男人。

　　我说，橱窗里有一对钻石耳环。他跟我来到店门外，我指给他看那对耳环。当我们去“费利克斯”吃饭时，我感觉到昂热拉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过。

　　“就是这一对。”我说。

　　他点点头。我们走回店里，他从橱窗里取出了那两只耳环。我说了我叫什么，他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是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这家分店的经理，名叫让·凯马尔。从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位金发女子，凯马尔为我作了介绍。凯马尔夫人跟她的丈夫一样给人好感，亲切和蔼。她叫莫妮卡。

　　“您听我说，凯马尔先生。”我说，“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某位夫人已经打听过这对耳环。”

　　“这我或许不能告诉您。”他说，微笑着。

　　“您可以说，是黛尔菲娅夫人。”

　　“噢，黛尔菲娅夫人！”看来她在这里也相当出名。当然了，我想。大概她的首饰，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儿买的。“对，先生，黛尔菲娅夫人有一次进来，让我将这对耳环拿给她看过。她特别喜欢它们。”

　　“我知道。”我说。

　　“这跟马蒂妮·卡洛尔，那位已去世的电影演员，跟她戴的同样——我是说同样的工艺。”凯马尔夫人说。

　　“多少钱？”我问。

　　凯马尔翻查一本登记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