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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只有风知道 作者:西默尔-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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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是头一回。”我说,然后向他讲起前几次的发作,贝茨大夫所做的检查,都讲得很简单。“杜塞尔多夫的医生说,我患的是间歇性跛足。”
“这是对的,”德贝尔说,“而且心脏也有病。我看了他开给您的药。当我们抬您上来时,药盒子从您的袋子里掉了出来。今天是一次特别严重的发作。”
“最严重的,大夫。”我说,“现在我该怎么做?病情恶化了吗?”
“我不清楚,那位德国医生给您检查时它有多严重。您近来老是激动不安吗?”
“是的,”我说,“很多。我也吸了烟,因为您肯定也想知道这个。我工作很多,来回奔波。我还得继续工作下去。我现在不能垮下来。还有……大夫,我发生的这些事请别让任何人知道!任何人!也别让送我来的迪尔曼先生知道。”
“我对您讲过,我答应保守秘密。没有您的明确允许,不会有哪个第三者从我这儿了解到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那我有个请求。”
“什么事?”
“您能不能为我检查一下我的脚和我的心脏,告诉我,它们怎样——马上就查?”
“我正想建议您这么做。”他说。
“您肯定也会告诉我真相,儒贝尔大夫。”
“您跟我来。”他说。
他带我穿过医院,来到不同的科室,做心电图和一系列其它检查。他亲自非常仔细地检查了心脏,尤其是脚。我注意到,他测了两只脚上的脉搏。一小时后检查完毕。我们走进他的房间,那里面除了一张堆满纸的办公桌和满满的橱柜,只有两张沙发椅和一张床,值夜班时他可能就睡在那上面。我坐下。
“怎么样?”
“您想知道真相,卢卡斯先生?”
“是的,当然。”
“全部真相?”
“就是!”
“您也肯定能承受全部真相吗?”
“肯定。”我说,“我不能承受的是现在还继续不明就里。”
“那好吧。”他说,“那么……”他以他的梦想般的眼睛望着我,它们变换着表情,变得很明朗很严肃了。“您有病,卢卡斯先生,病得很重。我指的根本不是心脏。心脏患有心绞痛,但是可望用硝酸甘油控制住它,必要时也可以用其它药物。真正灾难性的是您的左腿。”
“我的左脚。”
“不是,可惜是整条腿,一直到大腿根。您的左脚还有您的整个左腿出血都非常严重。一根烟也别再吸!”
“是,是……接着讲,接着讲!”
“接着……”他的目光不离我的脸,“接着……左腿没了。”
“什么叫没了?”我问,此刻我非常镇定和平静。
“这是指,您得料到,要截掉左腿——最迟在六个月后。也许要早得多。”
“截掉?”
“您说,您能承受全部的真相。”
“我做得到。但截肢……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没有,卢卡斯先生,即使您一根烟也不再抽。即使您生活得无比理智,一点也不激动。脚里的疼痛还会出现,渐渐严重。跟您将会遇到的相比,今天的疼痛算不上什么。您将不能承受那种疼痛。”
“也许能够呢。”
“不。”他说。
“用药。重药!”
“这没有意义。您的腿必须截肢。必须,先生。”
“可是为什么,如果我——用药——忍受这疼痛?”
“因为它到时候会坏死,因为它会腐烂。如果不截肢,您会死于烂腿,卢卡斯先生。”
我缄口不语。我们仍然望定对方。
“这很残酷。”他说。
“是的。但我还是感谢您。我非常感激您,德贝尔大夫。”
“您说过您能忍受真相,先生。好吧,这就是真相。”
“您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一个字?”
“这我发誓。”儒贝尔大夫说。
13
“庄严”酒店的门卫给我一个消息。
“请您马上打电话给迪尔曼先生。”
“谢谢。”
我上楼去我的套房。这天夜里也非常暖。我在客厅里坐到电话机旁,要求接通“卡尔顿”酒店。那里帮我接通了迪尔曼。他的声音听上去困惑不解:“我不得不赶紧离开。我跟警察局长约好了。医院里说,您的事可能会拖得很长。老天,怎么回事?”
我笑。
“没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医生说,是这里的炎热。今天来回跑得太多了。小小的血液循环系统供血不足。”
“实情真是这样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实情!儒贝尔大夫为我从头到脚做了检查。我拿了药。得防着点太阳。别的我完全健康。”
“肯定无疑?”
“您不相信我吗?我向您发誓!”
反正儒贝尔大夫向我起过誓。
“那好吧,您别再恼火了。无论如何我是放心了。在我的车子里真是可怕。”
“这下您又可以彻底放宽心了。”
“是吗?好吧,我放心了。”
我想,最好是赶紧再谈起我们的生意:“我没有能够回答您的建议,亲爱的迪尔曼先生。我完全理解您的困难处境,您为此受罪,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从我身上看得出来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听天由命。
“对,您这人太正经了,不会喜欢这种事。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这让我非常抱歉。我也有我的使命,跟您一样也有一颗良心。您请求我的事,我不能做。跟克斯勒谈论此事也没有意义。他绝不会同意这种事。”
出现一阵阵长长的静默。
“迪尔曼先生!您听到了我讲的话吗?”
“不错。那是一个尝试。处在我的处境必须什么都试试。我能想得到,您不会……”迪尔曼叹息一声,“糟糕的是我看得见,一切将会如何结局。”
“如何?”
“肯定不像您或我希望的,卢卡斯先生。”他悲伤地说,“而是像上面的那些大人希望的,是的,可能是这样。像不同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这我预见得到。为此我将以我的努力取得成就。一种我憎恶的成就。而您,先生,您将……咱们停止吧。每个人都必须做他必须做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谢谢您。”
“谢什么?”
“谢谢您的支持。”迪尔曼说。
啊,我支持……
挂断之后,我冲澡,穿上晨衣,坐到大窗户前的阳台上。十字架路,灯光,大海,一座美妙城市的如今已经如此熟悉的神奇图像。我仍然坐在阳台上。我还能工作。我还可以挣钱。我还有两条腿。我的银行户头上还有钱。我还有我的工资。
还有。
但一切都已经注定了,我想。灾难和沉沦。孤独,苦难。结局。也许这样反而更好。昂热拉相信我妻子,而不是相信我。昂热拉结束了我们的这段爱情,因为她不信任我。眼下真是太可怕了,在我这样的年龄,我对自己说。但从长远看——什么叫从长远看?最多看到六个月后,那大概是惟一的解决方法。一定有个上帝,将一切导人他的轨道。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能当场理解,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我,我现在能理解了。我看透了你,上帝。看来你甚至是善意待我的。因为当我知道了我的真相时,在昂热拉的身旁我如何忍受接下来的那六个月?如果我将真相告诉了她,昂热拉会如何承受它?而终有一天我必须这么做。她肯定会非常勇敢,会安慰我,说,即使他们给我截了肢,她的感情也始终不渝。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如果她还爱你,如果她今天不结束这段爱情的话,她会这么说的。哎呀,跟一个只剩一条腿的男人能好多久?就算他还能工作,他也得有几个月工作不了。因此,他们当然得让你退休,我对自己说,他们没别的出路。你没有了昂热拉。你离开了你的妻子。我宁愿死去,也不愿回到卡琳身边去。我会死去,孤独地死去,请让我孤独地死去。怎么死?在哪儿死?我的银行户头上的钱会迅速花光。我的退休金比我的工资低得多。如果卡琳不同意离婚,她必须得到她的那一部分。如果我截肢了,也许她永远不会离婚,她会想,我也许很快就会死去,那留下的一切就全属于她了,住房、家具、保险,一切。另一方面,假设昂热拉今天没有跟我决裂——作为没有工作能力或只有部分工作能力的人,我在经济上该如何做到?环球保险公司不能留下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干我这一行需要两条腿奔跑。那我能干什么工作呢?挣多点?那我到头来还是会成为昂热拉的累赘。不,不,你聪明地安排好了一切,上帝,我想。非常聪明。就算我现在完了。彻底完了——没有昂热拉。也许我得受到惩罚。也许是因为我这样抛弃了卡琳而受罚。这么没有怜悯,这么冷酷无情。不顾她怎样。就为这事。也许。
天色已经晚了,十字架路宁静空虚地横卧在我下面。时间旋转。我再三地想着同样的事:我的腿一点也不痛了,它似乎好了。只不过它最迟六个月后就得截肢。有很好的假肢。也许过一段时间后就能勉强走路了。但那时候我还是不能再干重活了。真奇怪,我想,生活之中,早晚之间一切就会彻底崩溃。一切。爱情,幸福,甚至生活本身。
当我这么坐在那里时,我的身体有时因为对昂热拉的爱情和渴望而抽搐作一团。因为对这结局的忧伤。噢,是的,这一整夜经常这样。但后来我又现实地想起钱、假肢、不能工作和贫穷。我当然也想:儒贝尔大夫有可能弄错了。但我马上就又想:如果一位大夫这么肯定地讲这么严重的事,那他就一定有把握。吞下去吧,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咽下去吧,你的未来就是这样的。你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现在你体验到了。一小会儿。上帝不会再给你了。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一切就过去了。现在你是孤独一人,你将非常地孤独下去。《理查三世》里怎么唱的?“你会绝望、绝望地死去!”
我还没有绝望。截肢不会截死人。大多数不会。也许会。无所谓。我什么都无所谓。钱。两个女人。跟昂热拉的年龄差距。即使没有今天这一天。年龄差距,再加上是个残疾。不,不,上帝做得对,我对自己说。尽管很痛,但我看得明白。是的,是的,我看得明白。我已没有力量,现在再像个疯子似的将我拥有的一切押上去,过上六个月,追逐某种冒牌的幸福。去酗酒、去嫖妓、去赌。数小时后,我心如止水。我想,不,我不会做这种事,而是要规矩地、尽量好地结束此事,毕竟环球保险公司为此支付了我大笔钱。工作将会帮助我忍受一切,失去昂热拉,我的孤独,等待手术。然后得走着瞧。现在你得睡觉,我对自己说。
我上床,但是我睡不着。我的走投无路的处境令我喉咙作呕。我辗转反侧。我诅咒我的生活,诅咒昂热拉,诅咒上帝。您知道吗,理智、冷静、超脱地行事,就好像你已经是个能承受一切的人,这是一回事。然后你躺到床上,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对你讲话,没有一个人听你讲,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家,什么也没有——这又是另一回事。连最后的东西、连希望都没有了——是啊,这已经有点不同了。
14
马尔科姆·托威尔不厌其烦地挑选合适的球棒,走来走去,目测球,不慌不忙,把球棒举到头顶,然后击出去。球飞走,越过护理过的草地飞得远远的,这儿的草地起伏不平。
“不赖。”马尔科姆·托威尔满意地说。他穿着山东绸的衬衫和紧身的灰色麻布裤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花丝巾,有点太注意修饰了。他动作像个女人,讲话软绵绵的,唱着歌,哼着曲。我们走向第三个洞,球落在那附近。一个球童推着小车跟着我们,车上放着托威尔的球棒,球装在一只袋子里。那球童是个长满粉刺的男孩,至多十四岁。他只讲法语。我们只讲英语。
这是六月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八点半。我一大早打电话到托威尔家,因为我知道,他每天在莫金斯附近的草地上打高尔夫球,而且,因为炎热,是上午打。他开着他的奔驰车到“庄严”酒店前接我。这天夜里我睡了也许半个小时,但我感觉精神旺盛,心情舒畅。我一点也不想昂热拉和那条要截肢的腿,一次也不想。但这其实是撒谎。
“真迷人。对不对?”托威尔望着那个小球童,冲他微笑。他推着小车跟在我们身后。小男孩开心地笑着回答他。“我非常迷恋这男孩。他迷恋我,总想跟我走,不跟其他任何人,将我深藏在心,可爱的小不点儿。这粉刺——迷人,对不?”
“对,”我说,“迷人!”我将泽贝格告诉我的一切都讲给托威尔听了——他对赫尔曼在法兰克福的举止的想象,对这底下发生的事和是什么逼得赫尔曼自杀的猜测。现在我问:“您相信这个理论吗?”
“哪一种……噢,当然。不,我不相信。荒谬至极,我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赫尔曼跟我们干这种生意很多年了——我是说,跟我们,以基尔伍德做我们的代言人。这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这个赫尔曼。害怕失去他的名声?幡然悔悟?喏,您知道!您不了解银行家们。他们不会这么快就害怕。他们神经好得很。”
“那您不相信是自杀?”
“不。”托威尔扭着屁股走。我走在他身旁。我们大步走。我的脚一切正常。“我跟先前一样相信是谋杀。”
“为什么要谋杀赫尔曼呢?”
“这我不知道。但一切都证明是这样——我指的是他死后发生的一切。您看得见,每个太接近这件事的人都被谋杀了,那个可能泄露点什么的人,像可怜的酗酒的约翰·基尔伍德,那个也许知道一点情况的人,像这位维阿拉或这位护士。那就得有一位杀手,对不?为什么不会是他杀害了赫尔曼呢?保护自己。我听说,甚至企图袭击过您?”
“对。”我说。我们现在来到球跟前了。它躺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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