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三国风云人物正解-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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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拢�一时威震华夏。后来，东吴吕蒙率兵偷袭荆州，与曹兵两面夹攻，荆襄尽失，关羽败走麦城，因孤城难守，他弃城入川时被吴将潘璋设计俘获，为孙权所杀。　　
　　关羽是刘备集团的骨干人物。他一生追随刘备，矢志不移，战功显赫。关羽在两方面深得人们的钦佩：　第一，为人深重义气；第二，作战勇冠三军。但作为领导人，他又存在严重的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居功自傲就会脱离群众　　　　　
　　刘备曾说关羽的特点是“矜于士而体恤卒”（见《三国志·蜀书》），在同僚面前傲气十足，目中无人，实在是关羽作为领导人的最大弱点。他自恃武艺高强，对谁也不服。关羽驻守荆州时，听说刘备在汉中招降了马超，又听说马超武艺过人，他竟让关平带信给刘备，要入川来与马超比试高低，孔明写信回答他：　“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第六十五回）关羽看信后自绰其髯大笑，说道：　“孔明知我心也。”并将书信在客人中传阅。看来，关羽的用心也并不是一定要入川比试，他只是要人们相信他的武艺在马超之上。他把孔明的书信让别人传阅，正是借孔明的信作为权威性评判，使别人在心中树立他武艺最高的信念。刘备夺取汉中后，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使者送来印绶，他竟然不接，对使者当面说：　“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第七十三回）其实，他看不起黄忠没有一点道理。他争夺长沙时，至多与黄忠打了个平手，只是由于长沙太守韩玄要误杀黄忠，魏延才杀了韩玄救黄忠来降。其实，关羽表示不甘与黄忠为伍，正是对自己当年未能战胜黄忠的一种心理补偿，至于由此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他是不考虑的。　
　　关羽恃才傲物，说话不讲情面，使他与好多人的关系出现不和。刘备当了汉中王后，准备立嗣，派人赴荆州征求关羽的意见，关羽认为刘封非亲子，不能选立，并建议刘备派刘封驻守地处边远的上庸山城，将其调离成都，以绝后患。为此，刘封对他很不满，在他败走麦城时，刘封在上庸拒绝对他增援。刘封的行为绝不说明关羽对其预料正确，因为，第一，刘封始终没有背叛刘备，只是拒绝增援关羽；第二，刘备初收刘封为义子时，关羽就持反对态度，那时他对刘封并无一点了解，反对的理由只是收养义长子会造成以后立嗣麻烦。关羽这种傲慢态度也表现在对友国人事的态度上，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受孙权之托去成都索要荆州，刘备为了应付，即写下让关羽交割地盘的信，诸葛瑾持信到了荆州，关羽只是不认，且很不客气，弄得诸葛瑾满面羞惭而去。孙权为了抗击曹操，一度主动地与关羽拉关系，曾托媒人去荆州，求关羽将其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儿子，结姻亲关系。关羽一听勃然大怒说：　“吾虎女安能嫁犬子乎！”（第七十三回）几乎要将媒人斩首。关羽的态度激怒了孙权，使孙权下定了联合曹兵袭取荆州的决心。　
　　关羽傲气十足的最大资本是自己的勇武，他不明白勇武只是对一般战将的起码要求，而对一个统帅人物的诸多条件中，勇力不是最主要的。　　　　　　　　　　　　
缺乏统帅的用人之能　　　　　
　　关羽在主动出击曹兵时，担心东吴吕蒙从后方渡江攻袭荆州，曾作了相应的部署。后来吕蒙采纳了陆逊的建议，他向孙权托病辞职，让没有名望的陆逊代己之任。陆逊一到任，就向关羽致书送礼，信中语词极其卑谨，一副讨好关羽的样子，关羽果然麻痹大意，撤走了荆州的大半防卫之兵，结果吕蒙乘机偷袭了荆州。这里，关羽因骄傲轻敌所致，未能识别陆逊的诈谋，吃了大亏。　
　　关羽出兵攻曹前，原派傅士仁、糜芳为先锋，二人在寨中饮酒时，军中失火烧着火炮，打死本军多人，军器粮草尽被烧毁，关羽即令斩之，因众人求免，关羽令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锋印绶，并罚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临走又警告说：　“若吾得胜回来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罚！”（第七十三回）后来，吕蒙偷袭荆州，傅士仁、糜芳相继投降东吴。在傅、糜投敌事件上，关羽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第一，二人在失火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在他们受到处分、心中不服的情况下，派二人去守后方重城，他们是很难尽力配合的；第二，派二人去守后方，本应多加勉励，但他委派时却说是罚他们去守二城，这就使他们对守城工作失去了兴趣，丧失了诚心；第三，临走时作出警告，显得多此一举。在警告的内容中，他把自己的得胜与二人受罚联系起来，似乎自己得胜了二人反要受到处罚。这就不是鼓励二人对他前方作战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使二人产生消极对立情绪。　
　　还在他出兵不久，身边的随军司马王甫曾建议说：　“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须得一人以总督荆州。”（第七十三回）关羽回答他已派潘濬守荆州，用不着担忧。王甫指出：　“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建议派为人忠诚廉直的赵累代替，关羽坚持说：　“吾素知潘濬为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吕蒙偷袭荆州后，孙权对潘濬官职未作变动，仍旧让他执掌州事。关羽自谓素知其人的潘濬，对关羽未起任何帮助作用。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关羽的识人不准；第二，他过分自信，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识人、用人是领导工作的重要内容，关羽在识人、用人上的一系列失误说明，他可以是一名优秀的战将，但不是一名优秀的统帅。　
　　我们可以以孔明入川为界，把关羽的一生划分为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他在刘备、孔明的领导下作战，虽有个人性格方面的诸多毛病，但这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将；后一个时期，他镇守荆州，对荆州负全盘领导责任，这时，他刚而自矜、忽视人际关系的个人性格及识人、用人上的一系列失误等因素综合作用，终使他未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人。　　　　　　　　　　　　
千里走单骑暴露出的性格弱点　　　　　
　　关羽在离开曹营时，他能领到出关文凭但未领文凭，在这一小事上，关羽和曹操的性格被充分体现出来。　　
　　曹操在徐州击败刘备后，关羽曾有条件地投降了曹操，其中一个条件是：　如果知道刘备的下落，虽远必往。曹操自信只要自己感化到家，关羽日久必会放弃归刘之心，于是就答应了这个条件。关羽到曹营后，操给了他很高的待遇，生活上关怀备至，并送给他赤兔马，立功后又封给很高的爵位。后来关羽知道刘备在袁绍处，他封存了操所赠的除赤兔马之外的一切东西，留下告别书信，带原来随行人员出走。操知道关羽离去后，曾赶到城外送行，赐以路费、征袍离去。　
　　这里，曹操所以不给关羽过关文凭，原因有二。一是操虽曾赠给关羽许多东西，但遗憾的是，这些都是操主动给予，关羽从未求过曹操。在从徐州回许都的路上，关羽和两位嫂嫂一共只得到一间房子，关羽在这时也未去求曹操给间房子，他让嫂嫂住进房内，自己在外面站了一晚上。曹操一味地赠与，而关羽从未要求过，这使作为丞相的曹操心理上感到极大的不平衡。未给关羽过关文凭，是想等他在这一关键事情上来求自己一次。出城送关羽，赠与路费和战袍，实是给关羽提供一次相求的机会，但关羽终未提出。　
　　曹操未给过关文凭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希望关羽在路上受阻后能再回许都，或者来要过关文凭，或者继续留下。因为他料定关羽人单势孤，路上受阻后非回来相求不可。文凭只有在关羽相求时付与，才会有更高的人情价值；而且，自己正和袁绍作战，关羽又是去投袁绍，让关羽往返几次耽误路程，也好延缓他去袁绍处的时间，万一这期间战况急遽变化，关羽也许有新的去留动向。　
　　关羽离开曹营时适逢曹操与袁绍军事对峙，双方关系极度紧张。因而沿路关卡甚紧，这点关羽是一定会想到的，但他为什么未向曹操讨要出关文凭，甚至在操出城相送、答应放走的情况下也不提出这一要求呢？原因有四：　第一，他秉性刚直，不喜欢折腰求人；第二，只要曹操勉强放行，那他什么要求也可以不斩颜良　
　　提，避免欠人情账太多；第三，不提起过关文凭之事，若在路上遇阻，尚且可以设法搪塞蒙混；但若一提起此事，被曹操推托不给，在路上遇阻反而不好搪塞。因为他对请求后曹操是否会痛快付给并无多大把握。事实上，当第一关守将孔秀和第二关守将韩福分别向他索要过关文凭时，他正是以“因行期慌迫，不曾讨得”和“事冗不曾讨得”相搪塞的。如果请求后曹操明言不给，反倒会失去这些借口；第四，刘备是与曹为敌的，关羽投降时提出的一个条件就是“降汉不降曹”，临走时不领曹操的文凭，正是要说明他不受曹操的管辖。事实上，当关羽到了黄河渡口，马上要走出曹操辖地时，他的胆子壮了起来，把守渡口的秦琪问他有无丞相曹操的过关公文，他回答：　“吾不受丞相节制，有甚公文！”（第二十七回）　
　　看来，曹操对关羽沿路的动向是密切注意的，当关羽过了最后一道关隘，就要进入袁绍辖地，且得知刘备脱离袁绍前往汝南时，却有两个使者及张辽三人相继送来曹操的过关公文和命令，声言公文可以遍行各处。曹操为什么在关羽不需要公文时送来公文呢？原因有两条：　第一，他益发想向关羽送个人情。本来曹操想让关羽主动提出要求以提高公文的人情价值，但关羽硬是不提，最后反倒走掉，结果只好假装不知关羽已过完关隘，将公文降价相送。事实上，当追赶关羽的夏侯惇向张辽之前的两个使者询问曹操是否知道关羽沿路斩将之事时，使者回答不知，因为操不能让使者回答“知道”，如果回答了“知道”，那就等于说明知道关羽已过完关隘，公文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将公文降价相送，这是对他在关羽临走时未送文凭的一种人情上的弥补。在使者走后不久，张辽赶到，对追兵说：　“奉丞相钧旨：　因闻知云长斩关杀将，恐于路有阻，特差我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第二十八回）这就是说，即使知道关羽沿路斩将之事，还是宽大放行，这个人情可算做到家了。后来，关羽伏兵华容道拦截曹操，操对关羽求情被拒绝，他问关羽：　“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第五十回）这是操舍给关羽的一笔最大的人情债，以此终使关羽动心。第二，关羽曾斩杀过袁绍两大将，曹操幻想关羽因此若在袁绍一方受到胁迫或有其他变故时能再回自己一方，他给关羽以热忱的关心态度，不至于使关羽到时候因考虑面子问题而不愿返回，而他所补送的“遍行诸处”的公文也为关羽提供了这种方便。看来，曹操给关羽的公文也并不是一点实际意义也没有。　
　　在过关文凭这一小事上，关羽和曹操都作了认真的考虑，他们的性格、处事为人被深刻地体现了出来。　　　　　　　　　　　　
北伐樊城实乃天助　　　　　
　　刘备夺得汉中后，曹操暗中策动孙权夹击荆州，关羽奉汉中王之命，于公元219年主动出击北伐。他攻取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直逼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守将曹仁连输几阵，曹操急派大将于禁、庞德前往救援。庞德出征前令人造一木棺，对亲友讲：　“今去樊城与关某决战，我若不能杀彼，必为彼所杀；即不为彼所杀，我亦当自杀。”（第七十四回）下定了死战的决心。　
　　关羽与庞德在阵前交锋数日不决胜负，主帅于禁心怕庞德立下大功，暗中掣肘，移军于山口，令庞德屯兵于罾口川。时值八月秋天，关羽军队预备船筏，收拾水具，并向关平解释说：　“方今秋雨连绵，襄江之水必然泛涨；吾已差人堰住各处水口，待水发时，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罾口川之兵皆为鱼鳖矣。”（第七十四回）果然连日大雨不止，江水泛滥，平地水深丈余，庞德之军不及躲避，多被水淹，荆州兵将乘大船斩杀残敌，于禁投降，庞德被擒杀。　
　　水　淹　七　军　
　　于禁、庞德率北方精兵前来救援，与樊城之军相合，兵力上占有优势，之所以能稍战即败，全军覆没，是由统将用兵上的严重失误导致的。　
　　第一，“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篇》）援兵一至，本当内外夹击，以求速胜，但于禁在与荆州兵交锋几日且并无失利的情况下，却令军队移屯于山后，摆开了久峙的架势，这种消极避战的思想和援兵的使命不大相符，也违背了用兵的基本原则。　
　　第二，孙子曰：　“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行军篇》）。兵法又云：　“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地形篇》）一句话，军队宜避开阴湿之处，驻扎于高地。于禁在多雨的秋季令自己的军队屯于谷洼之地，无视天时、地利的因素，这是用兵上一个致命的错误。　
　　第三，兵法上对统兵之将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曹军主将于禁不懂基本的用兵之法，屡犯错误；且心嫉庞德成功，一再对其用“魏王戒旨”相压服，兵败后又乞哀求降，“必生（指贪生畏怯），可虏也”。看来他是绝对不符合任将条件的。曹军副将庞德以必死的决心去赴战，然而，“必死，可杀也”（《九变篇》）。兵法认为将帅轻生决死，就有被杀的危险，一味逞血气之勇的庞德看来也不完全符合任将的条件。　
　　关羽水淹曹军，大获全胜，既不是实力过分强大，也不是战术策略上有出奇制胜的特别高招。而是他作为富有经验的将领，注意到了天时、地利的特点，利用了曹军将领对自然条件的疏忽及其用兵的失误。巨大的胜利不乏侥幸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