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秘书 [全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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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做好领导秘书。”　老梁客气地说。
　　我听了这个问题内心哭笑不得，心想，哪是什么把握自己，而是张国昌在豪赌等问题上没带上自己，如果带上自己，我能不去？躲过此劫只能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要说一点主观自制没有，也不现实，最起码我最了解张国昌，我更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平时努力找准自己的位置，只要工作不越位，生活不越轨，就有了基本点。
　　秘书是生活在权力核心的小人物，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使他们既容易得到重用，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
　　我上任不久，就发现东州市政府的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像李国藩、张国昌这些人从来不过什么组织生活，已经成了党内个体户，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金钱来做润滑剂。正如李国藩在自己的忏悔书中所说的：
　　“我忘记了自己在就任东州市市长的人大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的权力异化为个力，使自己变成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老百姓办好事，一方面在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
　　“我给张国昌当秘书有一种朴素的警觉，这种警觉跟他时间越长越大，”我对老梁、老罗坦诚地说，“一是张国昌见佛就拜，而且长跪不起，叫人警觉；二是虽然我没跟他一起去境外赌博，但订香港赌船的票他并不瞒我。有一次在车上，他当着我和司机李亮的面用手机与香港朋友通电话，订三张‘东方公主号’的船票。我早就知道，‘东方公主号’是赌船，因为周润发和刘德华合拍的《赌侠》就是在这条赌船上拍摄的。”
　　东州市的一位副秘书长与张国昌一起去过菲律宾，这位副秘书长是张国昌一手提拔的。在菲律宾期间，他和张国昌出入菲律宾的大小赌场。他回国后对我说，“老板在赌场中牛气冲天，胸前戴着金刚，手上戴着钻戒、手链，脖子上挂着项链，嘴里叼着金烟嘴。”副秘书长把这当牛吹，我却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知道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官场自古以来就是一潭深不可测的水。东州官场的水有多深、多浑，非身处其中者难以描述，就是我这身在其中的人也难识“庐山真面目”呀。
　　在东州，市长秘书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办公厅领导也得礼让三分。秘书们处于“放羊”状态，出不出事就看自己的修养和造化了。
　　像我这个常务副市长的秘书与一般副市长的秘书还不同，张国昌揽权，人、财、物都揽在手里，大有与李国藩夺天下的意思，因此，我要把握不好非出事不可。
　　张国昌主管的委、办、局、区的领导就有四百多人，这些人谁向张国昌汇报工作都要先与秘书预约，让谁见不让谁见就是秘书的事了。不让哪个领导见就得撒个谎，说什么张市长去省里开会去了，省长高远找谈话去了，下基层了等等。
　　秘书都是撒谎专家，而且脑子要活，撒谎要让人家信，否则就得罪人了，每天都要撒谎，人家要是不信几天就把人都得罪光了。
　　只要张国昌在办公室，见他的人就会络绎不绝。这些人先是在我办公室等，我安排谁见谁就先见，张国昌的办公室在里屋，我的办公室在外屋，中间隔着一道门，出出进进我是可以随便听的，但是我从来不听，安排人进去后，我就把门关上，里面说了什么干了什么，我一概不知。有些事知道也装不知道。
　　其实，即使张国昌想瞒我的事也瞒不住。有多少人想巴结市长，就有多少人想巴结秘书，甚至秘书的信息网比领导还广，因为秘书可以狐假虎威，而且还有隐蔽性。比如张国昌赌博从来不对我说，特别是在香港、澳门赌博的事，我不在身边，似乎就一无所知，但是我可以判断。他去香港这么多次，不是说有些事非得在香港办不可，在东州办就可以了，但是他每次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去香港，然后就是去澳门赌博。他不仅在境外赌，在东州市内每周都要赌一次。
　　东州有一家大酒店叫红星大酒店，老板叫刘阿泰，是东州市最早靠开歌厅起家的，那素质就是一个鸡头，但跟张国昌是铁哥儿们。张国昌每星期都要在红星大酒店住一宿。
　　刘阿泰为了伺候好这位财神爷大哥，特意装修了房间，三陪小姐一周一换，因为怕认出张国昌。张国昌爱吃鱼翅、鲍鱼，刘阿泰便从香港高薪聘请厨师。
　　起初当秘书的时候，张国昌每到周末就对我说，“累了一周了，去红星大酒店休息休息。”我就和司机李亮送他去，但东州人都知道红星大酒店是个鸡窝，美女如云，老去那儿的人没好人。
　　时间一长，连十字路口的交警也发现了张国昌总去红星大酒店的秘密，到处散布。张国昌听到后就撤了那个岗，改为自动监控。张国昌不知道这些都是掩耳盗铃，时间长了连刘阿泰在我面前说话也不提防了。
　　“雷默，你知道老板今晚赢了多少？”有一天刘阿泰吹牛说走了嘴。
　　“赢了多少？”我好奇地问。
　　“十多万！”我听后目瞪口呆。
　　东州市的副市长级以上领导谁没有几个大款铁哥儿们？与李国藩最铁的哥儿们还不是杨四，是一个叫穆丁的人。
　　穆丁是当兵出身，圆脸，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丰富，李国藩当县长时，此人是李国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可谓嫡系。李国藩升任西州市副市长后，此人被调到市建委任副主任，李国藩升任清江省副省长主管全省建设以后，穆丁抓住时机辞职下海搞起了房地产开发，仗着与李国藩的铁哥儿们关系，批地贷款，很快就把生意做大了。穆丁喜欢女人，东州市搞了两次丁香小姐大赛，冠军都被穆丁揽入怀中，一个成为穆丁离婚后的妻子，一个成为婚后的“二奶”。据说，他与这两个女人处得还挺好。
　　我有个朋友叫文青云，也是搞房地产的，与穆丁是哥儿们。文青云与张国昌认识，但关系不铁，想通过我打开缺口。文青云知道张国昌对李国藩的行踪特别感兴趣，便经常从穆丁的嘴里套出李国藩的行踪告诉我。因为李国藩在国内只要出差，穆丁一定先行一步安排好，然后到机场迎接。
　　李国藩喜欢住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无论到哪里出差都是穆丁一手安排。李国藩每次与陈梅幽会，都是穆丁开车。穆丁比刘阿泰忠心，也比刘阿泰仗义。
　　李国藩比张国昌会识人，只要能领张国昌吃喝玩乐，张国昌都当作朋友。李国藩则不然，他交的人都是知根知底、忠心耿耿的，穆丁就是其一。
　　李国藩案发后证实贪了两千多万，李国藩承认，有四分之一是穆丁送的，可见穆丁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而刘阿泰只送给张国昌十几万元，刘阿泰从张国昌身上得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好处却无法计算，他借张国昌这个大伞的庇护，在红星大酒店开了一个地下大赌场，可以说是日进斗金。
　　案发后，刘阿泰主动坦白，无罪释放，而穆丁畏罪潜逃。据说，逃到了缅甸，在一家赌场当总经理。穆丁潜逃前向文青云借了一大笔钱，文青云去缅甸找过穆丁，在缅甸住了一个月，空手而归。穆丁一加入黑社会，从此只能亡命天涯了。
　　穆丁当总经理的那家赌场的老板姓仆，据说是东州人，在澳门赌场当过马仔，自认为是赌坛老手。回东州后，天天晚上到红星大酒店的地下赌场去赌，赢多输少，在东州赌坛有一号。
　　有一天晚上，仆老板遇见一个对手，这个对手是个女的，两个人一叫号便赌了起来，起初他根本没瞧得起这个女的，后来越赌越输，根本不是对手，便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以后才知道这位女老板是开服装公司的，生来好赌，两个人好恶相投，再加上仆老板非常英俊，两个人异性相吸，便同居在一起。听说缅甸可以投资赌场，在那里可以发挥自己的赌技，二人便联手去了缅甸，没有几年就站稳了脚跟。
　　听文青云说，去缅甸赌场赌的人都是大陆的富商。我在网上聊天时认识个女孩，叫关春，他就在仆老板的赌场当会计。我们在一家叫感悟泥性的陶吧见面时，我问她在哪儿工作，她告诉我在缅甸的一家大赌场当会计。我听后根本不信。后来她说的事与文青云告诉我的基本吻合，我不信不行。
　　“关春，你是怎么去的缅甸赌场的？”我好奇地问。
　　“我是在网上招聘去的。那儿的工作条件可好了，全是现代化管理，这次回来是休假。”　　“关春，你爸妈能放心吗？”
　　“我都二十二岁了，爸妈就我这么一个女儿，他们听我的。”
　　关春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很秀气，怎么也想不到她在缅甸黑社会的大赌场里工作。
　　20、同流合污
　　省纪委研究室的老罗说话很不客气，“雷默，今天的谈话咱们开诚布公，我们是搞研究，不是找你的麻烦，你和我们说句实话，你腐没腐败过？我有点不相信你给张国昌那样的人当秘书能不腐败？常言道，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老罗的眼睛露出怀疑的目光。
　　“老罗，这个问题不只一个人问我。别人问我，我都不正面回答，今天你既然问了，我索性就跟你说说我的心路历程。”
　　我高中时就喜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波洛涅斯送儿子雷欧提斯上船时，他嘱咐儿子：“不向人借钱，也不借给人钱，因为借出去往往人财两失，借进来会使你忘了勤俭。”他提醒儿子警惕才能安全。这话从上高中时就在我耳边萦绕。当一个人对前程抱有巨大希望的时候，都会严于律己，兢兢业业，我当时对政治前途是非常抱有希望的，千方百计树立自己的形象，根本就没想到要腐败，怕腐败毁了得之不易的前程。
　　如果说有一些同流合污的行为也是被动的。比如有一次杨儒斌请张国昌在玲珑花园吃饭，席间请了著名笑星马伟明。马伟明还带了一个关门弟子叫姜彤。姜彤擅长模仿领袖讲话，杨儒斌让姜彤表演一段。
　　姜彤看了看马伟明的脸色，马伟明慈祥地说：“演吧，别给我丢脸就行。”
　　姜彤就模仿毛主席的声音：“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屁话，一句就是一句，实际上他一句也不听。”
　　姜彤表演得惟妙惟肖，逗得众人哈哈大笑。酒足饭饱之后，杨儒斌请大家到他家做客，玲珑花园是杨儒斌开发的，他家就住在玲珑花园内，是座四百多平方米的小别墅。张国昌看后啧啧称赞，他心态很不平衡。
　　“儒斌，我们这些吃官饭的没白没黑地干，这辈子也住不上这样的房子了。”张国昌嫉妒地说。
　　“大哥，玲珑花园是你给批的，这院子里的房子你随便挑。”杨儒斌大方地说。
　　“儒斌，即使你送给大哥，大哥也不敢住啊！”张国昌苦笑着说。
　　马伟明擅长书法，杨儒斌又号称儒商，平时手里就捻着佛珠，还与清江省几位颇有名望的佛教大师结交很深。张国昌和杨儒斌都要讨马老一幅字，马伟明欣然应允。杨儒斌在书房准备了文房四宝。
　　“雷默，咱们让马老写点什么？”张国昌脱口就问。
　　“就写‘为人民服务’吧。”　我顺嘴就说。
　　“雷默，是不是俗了点？”杨儒斌蹙着眉头问。
　　“不俗，不俗，张市长是父母官，心里应当谨记这几个字呀！”马老的话语重心长。
　　“也好，也好，如果我在办公室挂一幅‘为人民服务’，与政府官员的公仆形象很吻合。如果挂‘难得糊涂’、‘宁静致远’什么的，就太肤浅了。”张国昌附和道。
　　其实我很懂张国昌的心理，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又是一个爱耍小聪明的人，他的城府让他把自己裹得很神秘，他的小聪明又往往使自己露馅。殊不知聪明永远是智慧的天敌。
　　我之所以让马老写这几个字，就是因为这几个字挂在墙上看不出主人是爱好书法，还是借字言志，既大众化又很中庸，极符合张国昌的心理。
　　马伟明挥毫泼墨写了这五个大字，杨儒斌是懂字的，我也略知一二，马老的字刚中有柔，刚柔相济，自成一体，大家无不叫好。
　　我正要收好字，杨儒斌拦住说：“雷默，先放我这儿吧，我裱完再送去。”
　　字就放在杨儒斌家，大家告辞。
　　在杨儒斌家门口，趁张国昌与马伟明和姜彤寒暄告别时，杨儒斌塞给我一包东西，“雷默，前些日子去美国，我给张市长带了件小礼物，你替我给他。”　杨儒斌小声说。
　　我接过包装十分精美的包并未多想，也不容我多想，我和张国昌就上了车。到张国昌家后，我把包送给张国昌。
　　“这是什么？”
　　“是杨儒斌从美国带给你的小礼物。”
　　张国昌二话没说就收下了。直到案发后，省纪委的人找我核实，我才知道那个包里根本不是什么从美国带来的小礼物，而是四万美金。
　　当时，省纪委和省反贪局的人就是不相信我不知道这包里装有四万美金，审了我三次，最后不得不承认，雷默这小子真不知道，是我们把他想歪了。这就是被动的同流合污，鞋湿了是因为地湿了。值得庆幸的是只弄湿了鞋底。
　　与老梁、老罗谈话后，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闷。每次想起与张国昌的往事都要调整自己好几天。
　　随着“李张大案”真相大白，一些小报的炒作也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令我不解的是，无论是记者还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要替李国藩说几句好话，好像李国藩是冤枉的。而对张国昌却有一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痛恨。而实际上，李国藩是主动寻找“糖弹”的典型。
　　我记得省委书记陆清曾经在全省厅局级领导警示会上说过：“如果把经受不住‘糖衣炮弹’进攻的腐败分子称为以权谋私的小人的话，那么李国藩则是用权力去‘拦路抢劫’的江洋大盗。他最高的一次索贿高达二百万元。”
　　我着力分析了这一现象。我分析的目的是要安慰我自己，让我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时不至于仓皇。我看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