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秘书 [全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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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清同志，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魏正隆语重心长地说，“我认为，政府只需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这是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的责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让你这个市长去当厂长。市政府办开发区，县区政府也办开发区，难免要撂荒大片土地；至于人人招商引资最后究竟能落实多少，也很值得怀疑。”　　“老书记，您说市政府应该怎么办？”薛元清想将魏正隆的军。
　　“一句话，政府的正当经济职能就是为企业、个人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环境。”魏正隆有些激动地说，“要有所为，还要有所不为。我看当前要在三个环节上加大力度，一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二是应该按什么程序做，不应该违反什么程序；三是行政责任追究，不按法做的乱作为，要追究行政责任，不按法做的不作为也要追究责任。一个好政府之所以好，也许仅仅在于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可以干好什么，可能干不好什么。人贵有自知之明，政府也当有自知之明啊！”　　在东州市，市委书记魏正隆是德高望重的。在东州干了一辈子了，他爱这块土地，他更爱东州市的人民。“李张大案”的教训是深刻的，他为此无比痛心。自己再干几年就退休了，但是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了。如果说死掉的李国藩专横跋扈、一意孤行，那么今天的薛元清却总是给人一种女里女气的感觉，小家子气十足，不仅心胸小而且倔得很。
　　魏正隆心想，对待薛元清，自己再也不能犯像对待李国藩那样软弱迁就的错误了。这届班子一定要在东州老百姓面前树立“创新、亲民、务实、廉洁”的形象。
　　薛元清刚到东州，他不敢和魏正隆搞得太僵。他心里知道，自己不像李国藩天生就给人一种做大事的感觉。他常在常委会上公开承认，自己干不了大事，自己到东州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小事的，做那些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小事，做那些老百姓关心的小事。
　　可是，东州的老百姓并不买账，他们要工作，他们要增加收入，他们要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几样可都不是小事，这是连国家领导人都放在心上的大事。
　　薛元清没顾及这些，他一上任就将李国藩、张国昌的做法全盘否定。凡是李国藩、张国昌沾过边儿的事，一律不闻不问。市长如此了，副市长自然效仿。于是修了一年半的东运河停工了，与德国人谈妥的地铁建设合同撕毁了，由于急需用钱，唯一一家美国上市公司也卖掉了。
　　薛元清想通过招商引资，以城市建设为突破口，尽快树立自己的形象。然而，城市建设是需要大笔资金的。靠财政不行，靠外商，大外商不来了，于是，只能干点小事。他集中资金做了两件事：一是种树，二是修路。
　　薛市长下决心在任期内把缺林少绿的东州市建成绿树成荫的花园城，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届任期也不过五年，五年是无论如何也树不了木的，于是便将成木移植进了城里。
　　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移植进城的大树全是松树。各区区长为了完成指标，在城市的犄角旮旯儿种满了松树，树挨树、树连树，也不讲究个间距，老百姓戏称东州市快成烈士陵园了。
　　只是把松树种到老百姓家窗户底下不行，园林部门头一天种，老百姓第二天拔，搞得园林部门十分头疼。在市政府常务会上，薛市长命令死看死守。
　　在修路问题上，薛元清与魏正隆的观念又发生了冲突。
　　魏书记认为，要适当调整城市建设指导思想，由原来重视大广场、大马路改造，逐渐转为重视中小马路改造，当前应当集中力量抓好五大“民心工程”，即棚户区改造，小街小巷维修，小区庭院美化，低洼地区雨后积水整治和中低档楼房翻新。薛元清不以为然。他认为，一个城市要上档次、上形象，必须修建大广场、大马路。
　　毫无疑问，薛元清上任不久，便与魏正隆的关系微妙起来，薛元清认为魏正隆怕自己干出成绩后取而代之，因此在工作上处处掣肘。
　　4、迟小牧
　　薛元清的秘书冯皓是从省里带过来的，薛元清任清江省副省长时，冯皓就给他当秘书，一个八百万人口的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市长秘书比副省长的秘书要威风得多，也实惠得多，再加上自己是薛市长多年的心腹，冯皓一到东州市就有一种二掌柜的感觉。
　　绿都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迟小牧是冯皓的大学同班同学，两个人是最好的朋友。迟小牧在大学时就是有名的情种，一表人才。
　　冯皓的老婆胡艳丽当时在白山大学是校花，她有一双妩媚的眼睛，白皙的脸庞和尖细的下巴，身后有无数男同学在追，她却玩命追求迟小牧。迟小牧嫌她风流韵事一大堆，两个人虽然上过床，但迟小牧只是玩玩，根本不当真。
　　冯皓一直暗恋胡艳丽，迟小牧并不知道。他私下里经常对冯皓说起与胡艳丽上床的事，冯皓听后怀恨在心。
　　胡艳丽追求不到迟小牧非常痛苦。冯皓乘虚而入，一举赢得胡艳丽的芳心。但是，冯皓对迟小牧与胡艳丽上过床的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偷偷给校党委写匿名信，揭发迟小牧的风流韵事，害得迟小牧背了个留校察看的处分。
　　事后迟小牧猜到这件事是冯皓所为，两个人打了一架后绝交。
　　我是通过林大勇认识迟小牧的，当时我任综合二处副处长，林大勇任综合三处副处长。有一天，林大勇领着一位美男子到我办公室。
　　“雷默，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叫迟小牧，小时候，我们是邻居，他遇着点麻烦事，你得给帮帮忙。”林大勇开门见山地说。
　　“什么麻烦事？”我和迟小牧一边握手一边问。
　　“小牧是搞房地产的，他晚上施工，噪声扰民，让居民举报了，市环保监察大队开了罚单。”林大勇认真地说。
　　“罚了多少？”我瞥了一眼迟小牧问。
　　“钱倒不多，五万块钱，不过这钱罚了太冤，有这钱还不如咱们弟兄们喝酒呢。”迟小牧爽快地说。
　　在市政府办公厅，我和林大勇关系最好，这个忙我必须帮，综合三处对口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建口的人林大勇自然不熟；综合二处的人对口张国昌，张国昌不仅主管建口，而且协助市长李国藩主抓全局，所以建口的人我很熟。
　　我给市环保监察大队大队长打了电话。
　　“这个小公司很恶劣。”　市环保监察大队大队长气愤地说：“一到晚上就施工，附近居民怨气很大，案子惊动了局长，一点不罚过不去。这样吧，罚五千元，让他来交罚款吧。”　　我放下电话，把结果告诉了迟小牧，他很高兴地说：“雷处长，你真够意思，晚上我请客。”
　　“请客就算了，噪声扰民的事不能再干了！”我叮嘱道。
　　“雷默，挺长时间没在一起聚了，晚上在一起闹一闹吧！”林大勇诚恳地说。
　　盛情难却，我就答应了。晚上吃饭时，迟小牧很大方，说话也很投我的脾气，我们三个人一直闹到下半夜才散，就这样我和迟小牧成了朋友。
　　不过，迟小牧的公司说是房地产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挖掘公司，只负责给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挖地基。
　　后来，我当上常务副市长张国昌的秘书，林大勇调到综合二处当处长。
　　张国昌出事后，我被牵连，一直呆在家里，心里非常痛苦。迟小牧经常找我喝酒，安慰我，他说，“雷默，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话。”我对迟小牧的仗义很感激。
　　其实，迟小牧的公司一直没有起色，冯皓当上薛元清的秘书后，迟小牧就打起了胡艳丽的主意，他想利用胡艳丽把公司做大。
　　胡艳丽在东州市也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叫天缘房地产公司，在冯皓的辅佐下，生意做得很大。
　　起初迟小牧只是给胡艳丽的工地挖地基，很快两个人就旧情复发起来。
　　在胡艳丽的帮助下，迟小牧的生意开始好转，像模像样地戳起了几栋楼。这下子把我给羡慕坏了，心想，迟小牧能搞房地产，我也可以开个什么公司。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妻子杨娜去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学习。妻子这一走，我着实被闪了一下。
　　女儿蕾蕾在学校寄宿，我一个人一天到晚无着无落的。这时候，父亲病了，经常癫痫。父亲、母亲都笃信中医，跑了好几家医院也没确诊。
　　“雷默呀，要是能找到走‘五？七’那会儿的老中医秋大夫就好了，那可是位神医呀！”　母亲常跟我念叨。
　　秋大夫是我小时候的伙伴秋枫、秋兰的父亲，是中医世家。母亲说过以后，我去找过几次，可是一晃二十多年了，根本不知道这家人搬哪去了。
　　我发现，面对生活，我注定要陷入一种茫然。
　　东州市副局级以上干部几乎都换了，上来一大批年轻干部根本不认识。这期间，我又去张国昌老岳母家看了几次他的儿子。
　　张国昌从小就是孤儿，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唯有的亲人就是儿子。儿子已经休学了，孩子受不了同学们的歧视。
　　据张国昌老岳母说，孟丽华的情绪已经转过来了，是一个女劳教人员多次与其促膝长谈才顿悟的。
　　“你母亲七十多岁了还来看你，她是多么坚强，你儿子已经失去了父亲，你不能让他失去母亲啊！如果你丧失了生活信心，怎么对得起孩子和老母亲？你若做出不利于家庭的事，也就是把母亲、儿子送上绝路呀。你要踏实改造，直面人生，早日回到母亲、儿子身边。”
　　女劳教人员语重心长地劝孟丽华。孟丽华听罢流泪了，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流下的真诚的泪水。
　　我记得在一次庭审后，孟丽华的母亲劝张国昌多保重身体，张国昌含泪自语：“妈，我从小就是孤儿，现在我又要把自己的儿子变成孤儿了。”
　　老岳母听了这话，老泪纵横。
　　“雷默，国昌的儿子就要出国读书了，”老人家对我说，“这孩子很坚强，但同学们的歧视太伤人了，他受得了，我也受不了。雷默，国昌对不住你呀！”
　　“大娘，我以后就是您的儿子！”我说完这话，眼睛湿润了。
　　对我来说，理想不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快不惑之年了，人生又从零开始，还谈什么理想？
　　春节又到了，这已经是张国昌出事后的第二个春节了，我的手机还能接到一些感人的短信祝福：
　　“有些事不会因时光流逝而退去，有些人不会因不常见面而忘记，在我心里，你是我永远的朋友，在新年到来之际，恭祝好友平安幸福。”
　　“送你一份百分之百的纯情奶糖，成分等于真心加思念加快乐，营养等于温馨加幸福加感动，有效期：一生；制造商：真心朋友。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这些朋友留下了祝福，真情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5、红颜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了，他住进了省人民医院。CT片子出来了，脑子里有一片模糊的黑影，又接着做了核磁共振，初步诊断为脑膜瘤。
　　全家人都傻了，母亲只顾流泪。父亲是坚强的，他老人家一辈子大风大浪都闯过，生死看得已经很淡。
　　医生说要做开颅手术，但是手术后是个什么结果，我怎么也问不明白。我和我哥找遍了东州的名医，大都赞成开颅。
　　最后，我求朋友找到了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席润之先生，他说：“脑膜瘤是良性瘤，你父亲年岁大了，能不开颅就不开颅，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带瘤生存的很多。”
　　“我爸两三个月要抽一次。”我哥焦急地说。
　　“吃治癫痫的药吧。”席大夫平和地说。
　　“吃什么药好？”我试探地问。
　　“吃苯妥英钠，或德巴金片都行，不过副作用大了点。”
　　父亲不做开颅手术了，我和我哥好像松了口气。
　　关于筹建什么公司我一直没有想好，便整天无所事事。杨娜不在家，便想起了从前在政府办公厅时打情骂俏的几个女人，爱情的感觉是找不到了，无非是打发一下寂寞的时光。　　没有大志向的男人是不愿意脱离肉体的，因为精神的快感远没有肉体的快感来得更直接。
　　张国昌喜欢女人的肉体，一位菲律宾的大外商龙先生告诉他，男人是要学会采阴补阳的。两个人志同道合，经常切磋采阴补阳的体会。我是到后来才知道什么是采阴补阳的。
　　起初张国昌找女人要给我暗示：“雷默，你大嫂今天出差了，不在家。”
　　我一开始没有理解领导意图。
　　还是一位房地产老板叫杨儒斌的朋友告诉我的：“他是不是要找女人啊？”
　　“不会吧，他可是领导，东州市的常务副市长。”我有些幼稚地说。
　　“正因为如此，他找女人不方便才需要你呢！”杨儒斌提醒说。
　　我还是不相信。
　　有一次，杨儒斌请张国昌吃饭，席间安排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叫紫衣，据说是美术学院学油画的学生。紫衣喜欢穿紫色的衣服，文静动人。张国昌的眼神儿一直围绕着紫衣转。
　　“雷默，紫衣并不知道张国昌是谁，让他千万别当真，玩完再换。”杨儒斌小声告诉我。
　　“儒斌，东州人谁不认识张市长？”我疑惑地问。
　　“紫衣不是东州人。”
　　饭后，杨儒斌开车直接把张国昌和紫衣拉到一栋别墅。
　　“张市长，这是我的家，今晚你和紫衣就在我这儿吧，完事儿后给我和雷默打电话。”　杨儒斌满脸堆笑地说。
　　“儒斌，你很会办事呀！”张国昌拍了拍杨儒斌的肩膀满意地说。
　　后来，我一直以为紫衣不知道张国昌的身份，直到有一天，张国昌去香港，紫衣给我打电话，我才吃惊地发现，张国昌竟然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了紫衣，很显然紫衣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
　　“雷秘书，我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帮忙！”紫衣嗲声嗲气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我不客气地问。
　　“是张市长告诉我的。”
　　“你知道他是谁？”我非常惊讶地问。
　　“东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