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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03期-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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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不倒下就喝。”父亲干脆利落地说。那话接得如此痛快,就像在战场上经受拷打的战士。
平时父亲是不太说话的,除了喝上酒。可自从他病了以后,他有很强的说话欲,把自己的思想及时又准确地表达出来:他形容自己是“偏口鱼”,因为他的嘴是歪的,又姓于。他的肩膀、胳膊及腿因为血脉不通,非常酸疼,我们大家都说疼好,疼说明有知觉,有希望,父亲却说:“谁说疼好就让谁去疼吧,我不想疼。”后来,从中日医院来了一个专家,也告诉他疼是好现象,他半信半疑地望着大夫,又说:“你们是合起伙来骗我。”
每次护士来给他打吊瓶,他就直瞪着眼看人家护士小姐。护士们与他熟了,就问:“看什么?”
“我现在跟我孙子一样,见了穿白大褂的就害怕。”
护士仍旧逗他,说:“人家还哭,那你怎么不哭?”
父亲是“土八路”出身,爱用一些军事用语。因为当初我们都不在父母身边,于是,单位便请了一个战士小张来护理他。他与小战士配合默契。他说:
“小张,不好,有情况。”
小张就马上反应他是要上厕所。如果他说“有紧急情况”,那就是要大解。也多亏了这位小张,在父亲犯病的最初时期,给予了细心的照料,那种细心是我们做子女的难以做到的。用父亲的话来说,那是只要病人的眼睛往哪里一看,他就能理解病人是想做什么。到底是当兵的。父亲说。
可是有了战士小张做标准,父亲以后可就难护理了。为了更好地治疗并能尽上孝道,我们就把父亲转到了北京的中日医院。中日医院设备齐全,每个病床前都有可以直接与值班护士对话的传声器,一按电钮就可以通话。父亲对此很感兴趣,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按电钮。就是我们在身边,他也按,问他,也不会理我们,只肯与护士对话。
刚住进医院,自然要做各种检查。他对医生的态度很敏感。医生例行公事时,他多半不说话:医生态度和蔼,他会主动地说话。康复科的女医生也姓张,态度很和气,询问病史也很耐心。于是,父亲就很配合。医生为检查他的反应能力,指着站在一旁的我问:
“老于,你告诉我,这小姑娘是你的什么人?”
父亲看看我,没有马上回答。因为天热,我打扮得很简单,显得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一些。可不见得年轻一些老爸就不认识我了,虽然他是大面积脑栓塞,但他的智力很正常。
父亲很清楚地对张医生说:“那个小姑娘是我的女儿,那老姑娘是我老婆。”他又指了指我母亲。我们都乐了,并长舒了一口气,父亲的脑子是没有问题了。
张医生让他抬左胳膊,为指导他,将一简易的测试器放在他的肩头。父亲看了看测试器,又看看医生,说:
“大夫,你就是在我这里放上一个小金锭,说拿着就是你的,我也够不着了。”
张医生笑笑,让他努力。他努力地动,左胳膊纹丝不动,父亲又说:
“它真坏,一点也不听话,让它擦擦脸也不干。”
医生说:“老于,你不要着急,会康复的。”
父亲却说:“没有用,都一个模样:勾勾着手,拖拉着腿,扭扭着身子,歪歪着嘴。”父亲用山东话说这些他自己编的顺口溜,逗得我们哄堂大笑。我看到门外的病人都在往房间里看。大概他们都没有见过,在一个医院里,会有那么值得人们开怀的事情。
父亲并非耍贫嘴,他的是非非常分明。他有时比较任性,不肯或者说不敢多走路,总怕摔倒。有时我忍不住,就要对他发脾气。我犯急时他就用眼瞪我,一字一句地说:
“病人还没有不耐烦呢,护理病人的反倒不耐烦了,是你护理病人,还是病人护理你。”
父亲的这番话让我自愧了几天,你不能不承认父亲的话是对的。实际上,我们着急的,也许并不是病人的病,而是因病人的病,而给健康的人所带来的一些麻烦而已。由于父亲不能自理,医院给父亲配给了白天和晚上两个护工。护工都是男孩子,常常对父亲发急。而病中的父亲总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白天的那位护工陪他去烤电,态度很急躁。父亲在他呵斥下进入烤电室后,便不紧不慢地对小护工说:
“唐(护工的姓),来来来来,我已经交了钱了,这里面很暖和,你来试试。”此时正是北京最热的天气,人在风扇下面还要出汗,何况进入烤电室,可见父亲的用意。
晚上的护工较辛苦,要推父亲去几次厕所。小护工不乐意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睡好,睡好,不要老去厕所。”
父亲就批评上了,说:
“哪有你这样的护工,不给病人带来方便,反而要给病人带来不方便。”
“护工也不是奴隶。”护工反驳地说。
“对,护工不是奴隶,可也不能当老爷吧。”
他们的这番对话,让同房间的病人笑得睡不着。当早上我们去时,同房间的病人就将他们的对话告诉我们,我和母亲也都忍不住笑了,这就是父亲的特点,哪怕是在他偏瘫的时候,大脑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他会自言自语地评判着事情,什么“友好医院不友好”,“康复就是不康复”等。其实医院对他真的是不错的,但他在病中的敏感,使他的眼光也变得特别挑剔了。
我想起了一个传说,在日本的一动物园内,许多凶猛的动物展示过后,摆着一面镜子,上面写着:“最凶猛的动物”。这就是人。这是从一方面说的。但另一方面,人的确是凶猛的,身体瘫了,但精神不倒。父亲并不是一个偷生的人,他甚至多次抱怨,死是这样的艰难,过程又是这样的长。但他始终顽强地表现着他的意识,显现着他的精神。他是用他的病例,说明了一个真理,人的肉体是可以摧毁的,但精神却是不能摧毁的。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不是水泥,不是钢铁,实在是一个人的生命意志。
父亲的一生基本可以盖棺论定了。
终其一生,以酒为友,因酒交友。就是现在,他就像一只“偏口鱼”一样地在床上生活着,他的最好的朋友也是酒,每逢过年过节的日子,家里总要汇集一帮在京的老乡朋友。那时,父亲就坐在轮椅上,仍旧是家中老太爷的地位,以他的敬酒作为晚宴的开始。他的开场白很有国宴的水平。国庆的时候,他会说;“女士们先生们,祖国万岁。”春节的时候他的祝词最讲究:“老少爷们,我们又赢了一年,过完了年关,就是胜利。”
他的话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似病人,更像智者。他三分之二的脑血管都栓塞了,没有糊涂已经是奇迹。他已经到了喝酒不说酒的程度,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是对着家里的小阿姨说:“小芳,八加一。”开始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饭桌上算算术。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他用的是谐音,“九”就是“酒”。
喝酒喝到这个境界,我和老哥一致认为,基本可以让父亲随心所欲了。他已经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就算是个健康的人,也已经很不容易了。还不如让他把每一天都过得快乐一些。
父亲最欣赏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明天的痛苦提前到今天晚上”。这是我上中学的时候看的一个外国电影,在第二天就要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男主角很大气地说了这样一句玩笑的话,死亡在即,他还是大杯喝酒,尽兴跳舞。每次父亲要我对未来作设想的时候,我就用这句话来对付他:“不要把明天晚上的痛苦提前到今天晚上。”
父亲没有痛苦,他天天与酒为伍,歌舞升平。到今天,他已经偏瘫了十周年,酒量没有减,病情没好但也没有加重,还不时地注意到国家领导人今天又出访到了哪一个国家,这使得我必须随时在地球仪上寻找国家领导人的脚步,因为父亲会不断地问我,去的那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离中国有多远。
6
其实,要说我们家的酒量,最有水准的应该是我的母亲。自我记事以来,看见我们家的男性公民喝酒喝醉了无数次,但却没有见过我母亲醉过一次酒。
我的母亲再过一年就七十岁了。但见到她老人家的,就知道什么叫鹤发童颜。母亲家族的遗传基因里面都随了外公,个个都很上得了台面。我的两个舅舅中有一个酷似电影演员王心刚,有一个很像《奇袭白虎团》里的张勇手。两个姨妈,一个像秦怡,一个像秦怡的妹妹秦文。我母亲最大,是长女,受的苦也最多。虽然她不是姊妹中最漂亮的,但却是最有风度的。她一尘不染的气质,极像苏联教师,因为她的头发微卷,鼻子很高,皮肤细白,只要她不说话,她是可以扮演一个很有修养的老教授的,虽然她几乎没有上过什么学。
这样漂亮的母亲跟了父亲,据说在当时是与家庭闹了分裂的结果。外公不承认我的个子矮小、长相一般的父亲,说要跟母亲决裂。外婆也只是在母亲结婚的时候借给了她一套餐具,请完客后又都还了回去。但母亲不知为什么就是铁了心要跟父亲。小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模样看上去很英俊的叔叔来家里玩,他跟父亲也很好,还在一起喝酒,后来,他们喝高了,我们才知道,当初这个叔叔也是在部队追求母亲的人,但最后母亲竟然选了父亲。
应该说,除了喝酒,母亲与父亲还是相处得很好。父亲对待母亲有点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什么都听母亲的。后来,只是因为父亲的酒越喝越失控,母亲这才与父亲有了很深的矛盾。这个矛盾很单纯,如果父亲没有喝酒,母亲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听着父亲给她讲一些很政治化的生活常识。母亲原来是在市委幼儿园工作,受过正宗的苏联育儿教育。我们家住在市委宿舍里时,经常会有很尊敬的声音响起:“郭阿姨好。”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身上却充满了文化人的品位,套用现在的话就是,很有小资味道。她对金钱几乎没有概念,花起钱来很有魄力。比如,我和哥哥小时候都有肝炎,她听说吃猪肝对肝有好处,就经常买食品店的酱肝给我们吃,经常是我和哥哥一人手上拿着一大块猪肝,当馒头吃,让过路的行人纷纷回头看我们。我们喜欢吃的东西,一般她会让我们吃饱,吃足,吃够。发工资的日期,是我们家最快乐的日子。只要放学回家看到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包括大白兔奶糖、钙奶饼干。还有刚刚下市的稀罕的水果,就知道一定是母亲发工资了。我们家的生活水准在整个市委宿舍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家讲究吃喝,却是在宿舍里最有名的。我和哥哥的生活,也是我们同学中最好的。每次出去活动带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母亲不仅为我们准备好了主食,有时你会意外地在饭盒里面发现零食。中山路上的三八食品店几乎是我们家的食品柜,那里有什么好吃的新鲜玩意儿,基本都能在我们家里出现。当然,这只是在月初。到月底的时候,问母亲要钱没有,我们都感到很为难,总不能连看电影的钱都交不起。这个时候,父亲的作用就出现了,他会像变戏法一样,给母亲变出五元钱。第二天我们家就会改善生活,吃肉馅的馄饨。
母亲的喝酒一开始并不引人注意,因为父亲屡喝屡醉,让我们都对喝酒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但父亲病倒以后,就看出来母亲的酒量了。
父亲最后一次病倒的时候,我和哥哥都已经来到北京工作。只剩下父亲和母亲住在一起。父亲倒下的时候,母亲怕耽误我和哥哥的工作,一个人背着父亲去做核磁共振。做这个检查需要到军队医院,当时又没有护工,只有母亲一个人背着父亲,每次我一想到这个场景就要掉眼泪,什么是夫妻,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夫妻。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不累,我每天回家喝两瓶啤酒,就解乏了。
后来,我们各自从外地赶回琴岛的时候,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母亲身边也有了小战士帮忙。我问母亲,为什么不打电话叫我们。母亲说,叫你们回来,你爸爸也好不了,你们也背不动他,还是我自己干吧。反正,每天晚上我都到那个医院的售货亭去喝两瓶啤酒。我举着瓶子喝的时候,把周围的人都吓坏了,说,哎呀,这个大娘,真是好酒量!
母亲喝酒有个特点,不上瘾。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一个仪式,或者是因为有个好菜而已。自从老爸偏瘫以后,母亲喝酒就成了解乏的方式。经常是从外面买完东西回来,就是一罐琴岛啤酒,把啤酒当茶喝,或者是当成饮料。对我们来说,此时的母亲,已是家里的功臣,她想做什么,都大力支持。本来看到母亲这样喝酒,接受父亲的教训,是很想劝她一番的。但是想到她不仅是在体力上的付出,就是精神上,也是很紧张的,也就由她喝去了。
后来哥哥在北京分了大房子,才把父母从琴岛接了过来。为了奖励母亲照顾父亲的辛苦,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陪母亲周游北京的旅游风景区。
有一年春节,下着大雪,我带着母亲和小阿姨去颐和园的苏州街玩。母亲对那个街很有兴趣,一会儿要买小金锭,一会儿又买小食品,到了一个挂着“绍兴老酒”旗幡的小店,母亲的兴致来了,坐下来,要了两大海碗花雕酒,还要了一小碟茴香豆。绍兴酒要加热了喝,母亲喝得很来劲,对店老板说:“这个酒香,比我们的即墨老酒好哈(喝)。”接着,母亲又要了两碗,我知道这个酒的后劲挺大,便提醒母亲要小心。母亲说:“这才多大一点,我在家里和你爸爸喝老酒都是用大茶缸喝,一个人一晚上喝一茶缸。”
我看到店老板很佩服的样子。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母亲的酒量,只是知道父亲说过,他喝不过母亲。
生活渐渐好起来了。母亲在北京的日子也逐渐熟悉起来。她老人家精力旺盛,不怕辛苦,就怕寂寞。虽然父亲因为偏瘫使她不能离家半步,但她住在地坛附近,每天早晨要起来锻炼。所以,只要地坛有什么集会、促销什么的,她是最先知道的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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