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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03期-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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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站在一起冲本田发火，强盗横眉竖眼，不耐烦地“啪啪”甩起马鞭来……
看台上早已前仰后合，笑得“嘎嘎”作响，数百名观众史无前列地喊起好来，戏就在笑声中结束了。本田拍着满身的尘土，英雄一样凯旋而归。社长捶了他一拳说：“好样的，本田，退休以后到这儿来当演员吧！”
回到旅游车，本田瘫倒在座椅上，丝瓜脸都有些变色了，他喘道：“我实在是太累了，这放假旅游怎么说都比上班累啊！只有一点好，白天能喝酒。”
放假后的第三天我去上班，一辆又高又大的货车从我自行车旁驶过，“哈罗！”那司机伸出头来与我打招呼，我定睛一看竟是本田。我迫上去问：“你怎么开车了？”他大声说：“有人请假我顶班啊！”本田的嗓子还带着三分嘶哑，可是精神却一如既往。
宫本社长
日本话社长就是老板，起先我怎么会知道日本有那么多社长呢，更怎么会知道要恭维日本男人就得称他社长，不要去管他的公司究竟有多么大，麻雀大也好，芝麻大也好，也不要去管他干割肉的还是擦玻璃的。
要说人命苦，大多是自找的，我刚到东京第 3天就迫不及待地去“鹤竹居酒屋”打工，进门碰到的第一个日本男人就是宫本社长。居酒屋白天黑黑的，只有料理台上点着灯，宫本坐在料理台前客人坐的吧台前喝着什么。可怜的我日语五十音图还没有背出来，想对人说一句“初次见面”之类寒暄语，路上背得好好的，结果天知道说了句什么，只听见那个男人“嘿嘿：笑了起来，回过头来朝我上下打量。
原来男人看女人可以用如此放肆的眼光，我顿时怀疑自己穿错了什么衣服，低头看看自己的连衣裙虽然是中国产的比不得日本货，可也不至于走不出门。这时，只听他问我一声几岁了？我想，在国内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很在意女人的年龄，30岁以上的打工者基本不要，我暗暗扳手指用日语数到29，说：“29岁！”话音刚落，宫本放声大笑，我慌了神，想自己谎扯得太大了，是否该纠正，再加几岁？谁知道宫本一边笑一边说：“女人怎么都说自己是29岁呀，真奇怪。”“我，我……”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居酒屋的老板，手足无措。
见我慌成这样，介绍我去打工的上海人小黄对我翻译了几句，又说，反正又不是当陪酒女郎，老实说年龄也无妨的。我忙报了实际年龄。小黄乐不可支，急急地用日语说了出来。这时，才又从料理台里面又伸出一只脑袋来，对着我打了个招呼，原来那人才是老板，宫本先生只是个客人，我松了口气，那个面相和善的老板听我坦白岁数后果然只是宽厚地笑笑，把我留下。
宫本是我们店附近一家超级市场专门承包肉类专柜的所谓社长，之所以他被人们称为社长是因为他注册有公司，其实在我们上海就叫斩肉，只不过宫本斩肉不在大庭广众的市场里，而且干得比我们细巧一点，他们把货进来以后要预先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放到盒子里用保鲜膜封好，然后盖上日期、分量、保鲜期限等等，再摆到超市的冰箱里任顾客挑选。而附近一些饭店每天的货也是由他供应的，包括我们店。
老板娘那天分配我洗碗，一过5点，客人稀稀落落地来了，他们看见店里有打工新人，而且是个年轻外国女人，显得都有些异于往常的兴奋。而我，也瞪着大眼看他们这些个“东洋镜”中之人，一眼便看到三个小时前见过的“熟人”。作为顾客在“鹤竹居酒屋”出现的宫本，俨然一副花花公子的派头，西装笔挺系着领带，新理了发，是那种时髦的烫发，圈圈很细小，烫了以后再剪成平顶，像一只刚刚剪完毛的小绵羊。宫本踩着矫健的步伐，挺直背，手里拿着一张专登体育新闻和色情消息的男性报纸。他见我已经系上“鹤竹居酒屋”的饭单在忙碌，朝我挤了下眉又哈哈笑了起来。宫本坐在他的老位置——吧台前，要了一瓶啤酒一个下酒菜，眯着花眼看我洗碗。
后来我会说些日语，与宫本熟悉一点以后他告诉我，头一眼就看出我是个善良好女人，是可以做老婆的那类。我问他，你的老婆是不是好女人呢？他说，当然是，否则不会娶回家。那我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回家陪她吃饭而要天天下班以后在外面逛呢？“咦！”宫本奇怪了，他说，我还有“爱人”呀。“爱人？爱人不是老婆吗？”我吏奇怪了，宫本见我不是装傻，哈哈大笑，叫来桂子老板娘，让她对我教育教育。
因为中文和日文很多词意义的不同，我已经闹过不少笑话，老板娘存心让我和客人搭搭腔，多留他们喝杯酒，便挥挥手让宫本自己跟我解释。宫本让我拿来纸笔，又是做手势又是写汉字，终于我呀白了日语“爱人”就是情人的意思。
我听不懂日语“寂寞”两个字，再问他什么意思？宫本在纸上写了“淋ぃ”，我被他吓了一大跳，因为我没好好学过日语，老是一知半解，凭汉字猜个八九不离十，我说，那是病啊！宫本说，是啊是社会病。我更害怕了，我想淋病成了日本的社会病那还得了？我“腾”地一下从他身边弹开，哇哇叫起来，宫本不明白我为什么反应这样严重，赶快让我把《日中辞典》拿出来查，一查之下我才明白日语“淋ぃ”竟然指的是寂寞！这一下我自己笑得腰也直不起来，轮到宫本先生奇怪得张口结舌了。
居酒屋闲的时候，我跟宫本先生说说夹生日语、打打笔战还没什么，一忙起来，一起干活的临时工都会不高兴，尤其是厨房里的我的同胞小黄。可是我觉得洗碗用的是机器，只要把脏碗用凉水一冲放进机器按下电钮，洗净后拿出来就行，不怎么累，可这活一点不要用脑子，算是店里最低等的活了。如果我要学会日语，在日本做“高级动物”非得接触日本人不可。我想去店堂里端盘子，可我不会开菜单，不会用日语招呼客人，老板娘又没空教我，怎么办？我想，多干些活总归不错的，于是就在洗碗的间隙中跑出厨房来帮忙端菜、撤盘子，我用脸上堆满微笑来弥补招呼语的缺失，一待脏碗积得多了又奔进去洗碗，这样一个人顶两个人，老板娘的脸上有笑容了，便默许我升格为端盘子。可是小黄很不高兴，他两年前就呆在厨房里洗洗切切煮煮烤烤，一直没有机会脱离讨厌的油烟味，而我这个女人日语还不会几句就这样活络！
这时候，宫本先生突然叫个烤油炸豆腐块的菜，日语发音是“阿司阿盖”，我情急之中写不出片假名，想想汉字也差不离吧，便一挥笔写了几个汉字“阿司阿盖”。我很得意，因为记得在鲁迅先生的书里似乎读到过那道日本菜。
把纸条送进厨房给了小黄吩咐做莱，却不料他拿起那张纸怪笑起来，“呵呵呵……阿司阿盖！”他把我写的字给老板看，给老板娘看，然后一边挥舞菜单一边尖着嗓子用那蹩脚的日语说一遍，又用上海话说一遍：“老板叫你不要瞎写八写，老板娘也看不懂，结账怎么结？你写的什么东西？喂！宫本先生要的到底是什么菜？”
我被他问得尴尬万分，涨红了脸半个字也辩解不出，其实他明明是知道我的意思的，可他就是出我的洋相，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干活我倒是不怕苦，可在这么多人面前让我难堪……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我飞奔到楼下无人处，靠在楼梯的墙壁上大哭起来。
我觉得我哭了很久，却没见一个人来劝我，楼上店堂里忙得热火朝天，杯盏声、跑堂的吆喝声一一刮进我的耳里，地球照样转得很好，想起打工的种种辛酸，我越来越伤心。
这时候，我的身后有人歪歪斜斜地走过来，有一只男人的大手搭到我的背上：“咦，你还在哭啊？连对不起都没有说过，日本女人可不是这样的！”我见是宫本，已经喝得不少正去洗手间。这日本鬼子，非但不劝我还说这种话，我火不打一处来，用上海话骂道：“我是中国女人，在上海好好交比侬神气了！”“嘻嘻……”宫本先生可能觉得上海话很滑稽，他半醉不醉地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摇头道：“中国女人任性，这样任性，没见过。”
可能宫本真的没见过像我这样凶的女人，他笑嘻嘻看我用手背使劲擦红肿的眼睛，摸摸索索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白底蓝条的大手帕，递到我的手里。手帕很干净，散发出类似古龙香水的味道，还带点淡淡的烟草味，这一下，你猜怎么着？我又哭了。我想起了小时候，每当我哭的时候，总有爸爸的大手帕安慰我……宫本嘟哝了几句我听不懂的日本话离开了，可能是嫌我太傻吧。
最后的台阶是我自己下的，回到楼上店堂继续送菜，竟也没有人注意到我离开很久，只有宫本先生坐在他的老位子上，时不时朝我挤挤眼，做个“嘤嘤”哭泣的怪相。
日以继夜的打工生活把我搞得人很疲惫，那天老板吩咐我去超级市场找宫本社长取点货。想像当中，社长一定是坐在办公室打打电话开开单子，想不到推开门，竟然看见宫本先生穿短袖白色工作服，头带白帽子，亲自抄刀在割肉哩。宫本先生的白天和夜里多么不同啊，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甚至产生了窥探到别人隐私的抱歉，而精神抖擞、伙计模样的宫本先生却仍然笑呵呵地，把东西递给我以后大声鼓励我“加油干”！
东京的酒吧都是晚上7点以后才开的，下班的男人往往先在居酒屋或是中华拉面店吃些饭菜填饱肚子，也是消磨一些时间，然后换地方去酒吧喝酒。宫本先生下班早的话总是直奔我们鹤竹居酒屋，他的酒量并不好，常常喝一瓶啤酒以后就会到达状态，东瞧西瞧要请人喝酒。那天正值他的巅峰状态时，身边一个熟人也没有，旁边桌子上有两个二十来岁打扮时髦的姑娘，她们跪坐在座蒲团上用小酒杯喝日本清酒，宫本先生便让我送一盅相同的日本酒过去。两个姑娘也不奇怪，浅浅地点头算是谢了送酒人。
宫本很高兴，索性好人好事做到底，酒也不喝了，一心歪着脑袋看两个姑娘啥时候又该添酒了。当我接到宫本的命令送第二盅清酒过去的时候，两个姑娘商量了一下，高挑的那个朝宫本开口说，是不是可以不要酒，要一个菜，同样的价值好不好？
我捂住嘴要笑出来，日本女孩倒蛮实惠的。宫本听了也一吃惊，随即边笑边摇头道：“输给她，输给她！”同时脑子好像突然清醒，把喝了一半的酒杯朝前一推，站起来就结账走，人。第二天，宫本对我说：“这种女孩子最糟糕，脸皮这样厚，没有药救了，再漂亮也没有用的。”
“工作时拼命工作，玩起来放开玩”这一观念几乎在日本男人的脑子里根深蒂固，而嘴上说得很过分，行动却仍保守传统，也几乎是大多数日本中年男人的格调。这个一有空就泡在酒吧，一休息就进赌场，一开口就谈女人的社长，同时就是那个说“男人就是要工作、工作，不想工作的男人不是男人”，口口声声家庭最重要，永远不会放弃妻子的社长，你说是宫本社长的脑子有问题还是我的脑子出了问题呢？
周围
■ 彭 程
依照通常情形，一个人对于周边环境的了解，大概以脚步所能抵达的距离为边界。从他工作或居住的地方出发，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各两公里左右，基本上便是他的活动区域的上限了。在此范围内，他常常会有故土般的熟稔，超出这个圈子，就可能感到陌生。有远足爱好的人对此或许不以为然，但这应该符合大多数人的情况。
这已经是一片不小的区域了。在辽阔的乡间不算什么，可能就是一大片农田，最多也无非是道路、村庄、池塘、树林、打谷场的组合，基本构成是简单明了的。但在城市，这十多平方公里的区域中，街巷纵横，院落错杂，数不清的单位、部门藏身其间，大小商场、酒店宾馆星罗棋布，数十万居民生息繁衍，日升月落的循环之中，歌哭悲喜的交替之间，有着怎样的丰富、浩瀚和神秘？仅仅是想一想，就会感到微微的晕眩。
一个人行走在这样一大片区域中，与周边物事日夕会面，目交神接，他会受到什么触动？会想些什么？探究起来，岂不也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
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报社，近二十年了，一直没有变动，只是在内部换过几个部门。报社地盘不大，由四座建于不同时期的楼房围成一个长方形。站在院手里，感觉像置身于一个放大了的天井中。我在后楼六层一个朝南的房间住了五年，当年那一层都是集体宿舍。房间的窗口下面，正对着一条南北方向的小马路，两旁对称分布着几排四层高的居民楼，年头很久了，红砖墙面早已经褪色，灰黑色的脊形屋顶上，屋瓦黯淡斑驳，像盖了厚厚一层苔藓。
出报社后门，顺着这条马路步行几分钟，就到达一条东西方向的街道。街南边，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院子。漫步在这一带街巷中，时常会看到面容姣好、身材挺拔的女孩子，多数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举手投足，言谈颦笑，都是一种特有的姿态和气质，让人想到春天里一株繁花照眼。的小树。这一带多是普通市民住宅和小工厂、小商铺，街巷胡同都很灰暗破败，因此她们的存在仿佛另类，透露出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气息。看到几个这样的女孩子迎面走来，优雅美丽，笑容灿烂，立刻觉得眼前都被照亮了，感觉到生活的美好可人，心中油然跃动一种欢欣鼓舞的情绪。
如今，这幕情景依然可以见到，视野中的女孩子们依然是那样明丽动人，但我清楚，练功房里，面对那一面巨大的镜子刻苦训练的婷婷身影，该已经换过了多少拨了。二十年前，十多年前，曾经在这些胡同走过的、引发过我的绮思的少女们，如今都在哪里，拥有怎样的一种人生？她们献身的是一种残酷的职业，典型的青春饭，淘汰率极高，没有几个人能够把红舞鞋长久地穿下去。时光洗滤下，什么可能都会发生。除了少数的幸运儿，大多数人可能会在各地的群艺馆、少年宫一类地方，担任教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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