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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生 作者: 王峥-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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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生人》     
        在“非典”盛行的2003年4月中旬,在30人的集会都要被限制的时候,竟然来了超过额定一倍的观众,大约200人,有的观众甚至席地而坐。刘欢的新专辑是我们再次邀请他的原因,《六十年代生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却蕴涵着一段真实的思考。六十年代遥远的情怀留在今天是一种怎样的记忆?我们在刘欢出生地天津的《每日新报》上刊登了寻找刘欢旧友的启事。也许是因为年代并不久远,我们接到的电话数量几乎赶上了北京的热线,天津朋友的热情、刘欢旧友的爽朗与直率让我们预感到了节目录制时会有的惊喜。在演播室的现场,当刘欢的小学老师一声令下,“刘欢的同学都起立吧”,一群成熟稳重、衣着得体的朋友齐刷刷地站了起来,钢琴已经听不出旋律,只有掌声代言……刘欢双手掩面而泣,潸然泪下。我们的制片广志站在台口泪光闪闪,这个刚刚做了父亲的大管家,刚才还拿着对讲机张牙舞爪地监视着现场的一举一动,现在不管不顾地“玩忽职守”。朱军手里拿着话筒,任由这一刻在大家的心中蔓延,没有打断老师的讲述,没有追问刘欢的感想,也没有抒发自己的任何感言。摄像的镜头给得不是那么规矩,切换的时候我看到了隐隐的穿帮,然而在剪辑的时候,我完整地保留了这些制作中的“瑕疵”。我没有修画面、补镜头,怎么录的就怎么放了出来。那一刻,大家甚至没有刻意地想着“非典”,空气中弥漫的是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和一种绵延的情绪…… 
          
        常有人质疑《艺术人生》的眼泪,常有人调侃《艺术人生》的“煽情”,我们不想过多地解释,当一种真情怀在一瞬间迸发的时候,抱歉,刘欢没有忍住,我们也没忍住,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忍住…… 

      (本期导演 马宁)       
        
          激情现场之王家卫 梁朝伟       
        
          他们如同硬币的两面,说不上谁成就了谁。     
        王家卫,总是带着墨镜的神秘导演。小时候常和妈妈一起看电影;最喜欢的电影是《甲午风云》;曾是优秀编剧;因对电影的喜爱改行做导演;坚持拍摄自己喜欢的作品;可以5年拍一部作品。他说电影就是他的梦想。 
          
        梁朝伟,目光深邃、笑容羞涩、脸上写着沧桑的男演员。他说自己生活中内向、压抑,所以选择在电影中释放自己,寻找一个不同的自己。演戏,他一直努力做到已经没有可能做得更好为止。 
          
        激情现场     
        一个电影最好是25天就拍完     
        朱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我们艺术人生做客的是一对非常搭档,他们合作了十年,一共拍摄了六部影片。首先让我们请出这对非常搭档中的一位,有请王家卫导演。(掌声长久)见到你的第一感觉是你真高。 
          
        王家卫:你也不差。     
        朱军:我觉得跟王家卫导演握手的那一瞬间感觉非常好,他会紧紧地攥着你的手,使劲地摇摆。是不是要用这种感觉传递一种信息——“我对你很友好”?     

        王家卫:通常握手有几种,我害怕那种很轻很轻的,就是碰一下。我觉得握手基本上就是大家见面后的第一个感觉,所以我握手比较热情一点。我想你先要打开自己。 
          
        朱军:在你心里什么是好电影,什么是不好的电影,我们权且这么说吧,您觉得什么是好电影?     
        王家卫:好电影首先必须是可以感动我的。好跟不好是非常主观的,作为观众我感觉这是一个好电影,就是因为它可以打动我。第二就是老实。有一些电影是做得很好,但是里面有一些虚假,有一些虚伪,那么对我来说无论它们做得多好都不是好电影。 
          
        朱军:我们抛开电影,就你个人而言,你是喜欢一见钟情的感觉,还是喜欢慢慢接近,慢慢产生好感,然后再产生爱情?     
        王家卫:做人很被动的。一见钟情最省事。(掌声)     
        朱军:从这点上来讲你选择了一个词,最省事,在骨子里还有懒惰的心,可是你做起电影来又很勤奋,一做就是五年。     
        王家卫:才难呢,对我来说一个电影最好是25天就拍完。我在拍《阿飞正传》的时候非常痛苦,那个电影我会认为是没有运气的。我们拍一个球场,张曼玉跟张国荣的戏,突然之间下雨,怎么办呢,也没有其他演员,就把他们挪到屋子里去,都改灯了,突然之间就放晴了。你弄好了就不下雨,你搬出去就下雨。拍《重庆森林》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批文,25天一定要拍完,所以我白天写晚上拍。没有批文,也没有脚本,都像抢东西一样,有很多地方都不允许你进去拍,一进去就报警。拍那个电影的25天每天都风调雨顺,也没被警察抓进去。所以每个电影都有它的运气在里头。 
          
        朱军:你觉得自己像你电影里面的哪个角色?     
        王家卫:其实都不像,为什么呢?就好像人家说这个电影是你拍的,肯定是你自己的故事,其实你们不太了解一个导演。为什么当导演呢?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不能做的,在电影里面都可以做,好像是我喜欢去阿根廷就找一个理由去阿根廷拍一个电影,或者是这种爱情我从来没试过,现实生活没这个机会,但是可以在电影里面尝试。每一个时期你都会突然之间有一个梦想。我拍《重庆森林》就是因为那个大厦。我是在那个区长大的,大家对那个大厦有很多讲法,我的父亲母亲就说那个地方太复杂不能进去。那个地方是那么多年我都没进去过,但是拍《重庆森林》的时候我一定要进去。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自己闯进去。我记得杜可风扛着机器追着林青霞进去的时候,保安在旁边打,把他的手都打肿了。 
          
        朱军:为了你的梦想,你可以不惜让你的摄影师挨打。     
        王家卫:我的头也被打了,因为我在旁边。(笑)     
        朱军:你也可以忍受被别人打,为了你的梦想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你会吗?         
             
        王家卫:这个是我现在不能判断的。我记得拍《东邪西毒》的时候,林青霞在一个瀑布里面,作为一个导演我不能让她一个人下去,但是我是不会游泳的,所以我要站在那边拉着她。那一刹那没有想是不是危险,我感觉这是我的责任,我要求这样一个镜头的时候,就必须要跟这个演员在一起。你现在问我会不会为电影付出更多的东西,我肯定告诉你不会的,但到那一刻就不会想那么多。 
          
        好像一条找圈圈的狗     
        朱军:很多地方说你小时候喜欢看的是《甲午风云》这部电影,是吗?     
        王家卫:小时候我住的那个区有很多戏院,大部分都是做C片,或者是那个时候香港的国语片。内地的电影在一个特定的戏院里面看,通常是一些喜剧片。有一天听人说《甲午风云》很好看,我父亲带我去看,我看完非常感动。虽然它不是我的最爱,但在我的童年里面有很深刻的印象。 
          
        朱军:是什么感染你了,是舍身忘我的民族气节吗?     
        王家卫:那个时候你会感觉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惨,我们应该可以打赢的,就差一个炮弹。你会感到邓世昌这个人真是一个悲剧英雄,小时候就那么简单。     
        朱军:在你的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场景,有香港的,也有国外的,例如泰国、阿根廷,但是我总觉得它们多多少少还有香港的影子,你觉得是这样吗? 
          
        王家卫:我们中国人去哪里都会找唐人街,或者找一个中国餐馆。我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拍片的时候,替我们找景的制景很生气:“我们这么大的城市,为什么你们偏要找那些小巷、那个小街、那个小地方?”因为我认同这些地方,对它们有感觉。无论你去哪里,好像一条狗一样,都会找到同一个圈圈的,这个太难听,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朱军:就是这种小街小巷子是你对香港的印象吗?     
        王家卫:我从小在这种空间长大,在这个空间就自如了,你突然间给我一个大而堂皇的地方,我怎么搞呢?没着没落的。     
        朱军: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我是上海制造,香港加工。就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方而言,在你的心里什么地方让你更有归属感,哪个更像家乡?     
        王家卫:其实现在对我来说香港跟上海已经融在一起,我心目中的上海、我记忆中的上海是我小时候我父亲母亲讲的上海。     
        电影院里的童年     
        朱军:在你的电影当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你青年时候的影子,但怎么也寻不着你的少年和童年……     
        王家卫:我很小就跟母亲到了香港,在香港基本上没有朋友。母亲是一个对电影非常狂热的人,父亲是晚上上班,所以每天白天上完课之后母亲就接我去看电影。我们是不吃午饭的,就买两个包子去看一场电影。所以我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看电影。为什么我说喜欢当运动员,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机会训练。 
          
        朱军:你小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那时候去香港挺不容易的,是什么原因让母亲带你去了香港?     
        王家卫:那时候我爸爸在香港做事,因为我最小,所以就先接了我去。之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我哥哥姐姐就没出来。     
        朱军:有一种说法是人有一定距离的时候特别美,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你的家庭也是这样吗?     
        王家卫:我跟我哥姐他们的沟通就是写信,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们都很优秀,看很多小说,他们看的是苏联文学和巴尔扎克那个时期的法国文学。因为要跟他们沟通,我也看那些很厚的小说,慢慢地也有了看书的习惯,所以我们那段时间虽然不大见面,但是写信沟通还是非常好。 
          
        朱军:我有这样的亲身体验,从外地到北京工作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段非常孤独、非常寂寞难耐的日子。香港话和上海话有很大差别,你初到香港的时候跟小朋友怎么交流,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家卫:那时候还好,上海人跟本地人是有距离的,大家不太来往,因为本地人觉得上海人夸张、有派头、不实际,而上海人觉得本地人粗。我拍《花样年华》所有的背景都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上海人的社区。里面的上海人都在想,一定要回到上海,香港只不过是一个暂住的地方,所以他们保持着所有上海的习惯。在里面讲上海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听的是京剧、评剧、越剧,看国语电影。 
            
        朱军:这等于说那个时候你跟周围的小朋友话也说不到一块儿,玩儿的也不一样,小孩是这样的。     
        王家卫:一年之后我的广东话已经讲得很好了。我的母亲反而是孤独的,因为她在上海有很多兄弟姐妹,她来自一个大家庭,所以我跟母亲感情非常好,因为我是她惟一的朋友。 
          
        朱军:你怎么是她惟一的朋友呢?还有你爸呢?     
        王家卫:我爸爸是她的爱人。(掌声,笑声)     
        墨镜后面的眼睛     
        朱军:无论是编剧还是演员,其实一生当中反反复复都在重复一个角色,重复着一个故事,你要给我们讲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王家卫: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不断对现在讲的故事不满意,所以才会继续,假如我已经讲了一个非常满意的故事我就不需要再讲下去。     
        朱军:我发现你在观众心目当中挺神秘的,这种神秘感从哪儿来?     
        王家卫:我想第一是因为我戴了墨镜,第二就是我不太喜欢上电视节目。     
        朱军:说到墨镜,我的栏目有一个惯例,嘉宾一般是不能戴墨镜的,因为我觉得它是对观众的一种不尊重,但是今天我没有给你提这个意见。大家说你戴墨镜是为了玩酷,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标志。其实你这副墨镜是你工作的代价,认同吗? 
          
        王家卫:是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拍电影是白天写晚上拍,所以一有灯眼睛就会有眼泪,就会流水。但是现在我发现墨镜已经变成了我的制服,我平常出去的时候,还有带我的小孩和家人出去玩儿的时候,不戴墨镜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不知道是谁。 
          
        朱军:还好我能看到你的眼睛,我跟别人谈话的时候看不到对方的眼睛就会无所适从,我不知道那副黑眼镜后面藏着一对什么样的狡诈的眼睛在看我。还好。    
       
        王家卫:充满泪水的眼睛。     
        我的家里人     
        朱军:你好像很少提到你的家人,提到你的太太,提到你的儿子。     
        王家卫:因为我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从来不带小孩子出来,我不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影响他。我太太有一个外号是“太阳”,她是很开朗很直接的。我电影做完之后通常给她看,她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是不喜欢,我很尊重她的意见。 
          
        朱军:其实电影导演除了有太太、儿子这个家之外,还有一个家,成员包括摄影、美工、演员。你怎么评价你这个家里的成员?     
        王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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