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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生 作者: 王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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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不能对迥异于自己的人生经验妄下评论。
● 《艺术人生》如何让老艺术家吸引大众观众?
● 《艺术人生》如何直面历史?
3. 记录时代人物之一
——我们尊敬直面历史的老人
刚开始做老艺术家的时候,我们有些为难,因为老艺术家的收视率低,因为30岁以下的观众基本上不认识他们。但是,老艺术家却最早确立了栏目“真善美”的基调。
开播之初我们做得最多的是老的电影人,当他们到耄耋之年时,每一个人谈到周总理都会泪流满面,每一个人依然会将观众称为群众。新来的编导都先安排做老艺术家,因为好做——他们的价值观单纯,他们将个人摒弃,他们是时代的受益人,文革对于他们是妈妈打了孩子。我们能很容易地进入秦怡、张瑞芳、孙道临的内心深处。没有人会忘记秦怡泰然自若的苦难的美丽,没有人会忽视孙道临静默的表情,没有人会不惊讶于王晓棠演讲般的语言。
《艺术人生》进入第四年,媒介对于老艺术家有两种反应:要遗忘的彻底遗忘,要怀旧的彻底怀旧。
首先,我反对这个“怀旧”的意思。老艺术家在各个节目的频繁出镜让我们惊讶地发现,流行带来的浅薄也渗透进入“怀旧”,对于匮乏但大一统社会的缅怀在我看来是历史的倒退。
其次,我反对遗忘。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逐渐成为褪色的记忆,新的一代正在取得话语权。每一年我都会痛惜当我们还没有从容回顾和反思历史的时候,享乐和实用主义已经主导着某一类媒体,包括网络,社会物质的进步并不代表着思想的进步。民族的历史并没有中断,它会裹挟着每一个人前进,以前的光荣依然会照亮今天,以前的伤口依然会在今天流血。我们认为岁数就是智慧,人和人太不一样,在中国,时代和政治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制作关于老艺术家的节目让我们发现了冰山的一角,个人和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今,我们对老艺术家也有了新的认识、新的选择:2003年,我们选择了童自荣;2004年,我们选择了刘诗昆、张贤亮、谢芳。
首先,《艺术人生》通过老人探讨生命的终极意义。人难免一死,黄泉路上无老少,于是有了宗教和哲学对于生命的指导。老人不应该只是政治的附庸,老人用了毕生来参透生命。比如谢芳,历史给予她太深的烙印,她对生死和人生的意义有着多于普通人的思索。她说20年前她的母亲去世后她就觉得人生太没意思了,那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栏目第一次有古稀老人谈到生死的终极问题。
其次,《艺术人生》中,老人是民族和时代的见证人。个人命运随国家的变迁而跌宕起伏的老人,恐怕没有比刘诗昆和张贤亮更典型的了,所以他们在栏目的诉说更像钟磬之声,发人深思。饥饿——两人都谈到饥饿——离这个时代那么遥远的词,却由于电视节目和我们如此之近。
《艺术人生》惟一遗憾的事情就是一些老艺术家在辞世前没有来过《艺术人生》,比如刘琼,比如英若诚。《艺术人生》2004年的目标是更多地抢救一批老人的口述历史。
第三,老人是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者。在《艺术人生》中,一些杰出的年长女性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秦怡、张瑞芳、常香玉,她们对爱情炽热,她们对亲人忍辱负重,她们视事业如生命,在这个社会道德裂变的时候,重温她们的故事,让人沉思良久。
● 年轻艺人有资格上《艺术人生》吗?
● 如何让年轻人反映历史的重量?
4.记录时代人物之二
——如何赢得青年观众
我们栏目请赵薇,到现在还有人在议论。其实我觉得公平地看待赵薇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崛起的大国的理智行为。赵薇和陈坤、羽泉、周迅、徐静蕾一同组成了这个时代,制作他们的节目就是竖起了这个时代的镜子,揽镜自照,可以找到自己的青春或自己当下的处境。
首先,挖掘成长中的跌宕起伏。这些孩子比他们的长辈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成长于稳定的社会,不幸是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直面经济大潮下现实的人生,甚少理想主义。因此,对他们个人命运的挖掘更应表现青春所特有的激情和迷惘:朴树战胜忧郁症的渴望,羽泉坚韧的音乐之路,赵薇少年的反省。在别的娱乐节目中,他们有时像与世隔绝的怪物一样,在《艺术人生》中,他们开始历数成长的伤痛和光荣,成为一个个正在崛起的明日之星。
其次,推动当代演艺的发展。《艺术人生》青年嘉宾谈事业的份量远远大于老艺术家,来到《艺术人生》的青年偶像无一例外被要求谈到未来的发展道路,制作组苛刻地提到艺术的原创性,提到了如何成为实力派。《艺术人生》对于年轻人有时像一个竞技场,制作组和观众向他们提出挑战,青年偶像的回应反映了他们的素质。幸而,这些披荆斩棘出来的明星有着超乎年龄的老道。我们希望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后,他们当中有人能被称为艺术家。
● 《艺术人生》为何推出再聚首品牌?
● 《艺术人生》如何发展再聚首品牌?
5.记录时代人物之三
——《艺术人生》的再聚首品牌
2003年春的一天,编导马宁问刘欢还能不能做,因为2002年已经来过一次节目,这一次是因为他准备要发新专辑《生于六十年代》。当时直觉是刘欢想做的节目一定可做,难得金口玉言想上电视栏目,于是我们开始准备。没有想到由此开始了我们“集体记忆”的新节目样式。
刘欢节目现场完全布置成六七十年代的环境,暖壶、茶缸、革命招贴画、单位发的椅子桌子。置身其中,又见到少年伙伴,褪色的岁月仿佛重现在人们眼前,现场所有人都激动得难以自持。这一期节目引起了连锁反应,直至半年后我给人讲课时会场还有四五十岁的人在抹眼泪。
首先,我们确立了作品是时代最鲜明的缩影。在《生于六十年代》之后,我们又推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红楼梦》再聚首的节目。《艺术人生》不再局限于明星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是迅速将视角置于民族的集体历程和情感之中,有着并非个体而是群体记忆的作品率先进入我们的选题,
其次,文艺史中的事件急需梳理。中国当代文艺伴随中国经济、政治共同发展,而又常常被误读。因此,《艺术人生》将视角转向风云中的中国当代文艺史。例如《歌声走过二十年》,我们邀请了见证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的二十位歌手来到演播室,唱老歌,讲往事,还邀请了重要的音乐制作人和乐评人。当成方圆倾诉她对邓丽君的敬意时,当乐评人对在中国乐坛坚持了十余年的林依轮、陈明和满文军说里尔克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时,我感觉终于又将节目推向深入了。
在未来的发展中,《艺术人生》的这一品牌将逐渐发展,将会成为中国艺术百年的平台,将会有更多新老明星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的真实人生,揭示更多尘封的时代记忆。
● 《艺术人生》是不是哭得太多了?
● 《艺术人生》怎样不煽情而深情?
6.用情感温暖人心
——《艺术人生》的情感诉求
《 SEX AND THE CITY
》的流行让城市男女忽然发现关于生活还有如此之多可以探讨,六年的系列剧几乎涉及了所有情感话题并没有随着时间而索然无味。文化的先进之处可能就表现为对于人的内心始终狂热的追寻。我觉得《艺术人生》就是完成了这样的工作。
首先,《艺术人生》正在完成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职责。政治形态和中国文化的断层使中国人在改革开放25年来始终在重建情感纽带。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个人,应该是反思的时候了。有人说《艺术人生》哭得太多了,我想人们可能只是强调了结果,而没有在意节目中让人感动的原因。西方人在遇到生命问题时,可能会去寻找教堂。20年前的大一统社会中,中国人的情感宣泄被视为社会禁忌,我们的父辈能够教给下一代的经验太少,爱情方面琼瑶们是老师,后来台湾的小男人散文常年流行,现在书店门口的励志书人看了封面就耳热。
因此对明星们来说,在栏目中这个交流人生的特定环境中,尘封的情感扑面而来。与大多数中国男性一样,大部分人很少在家庭中表达自己的爱,所以阎维文在节目中对妻子的爱情表白“卫星,我爱你,下辈子还是你”让很多人崩泪,刘欢对妻子的情感流露在观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冲击波。如果节目能够使普通人体会到更多的关爱,我想明星的社会价值就足以傲人了。
《艺术人生》完成历史使命的一天也就是中国人很好的释放自己的情感和重建信仰的一天,我们期待那一天早点到来。
其次,任何情感必须和深度有关系。制作《艺术人生》2003年春节特别节目《我的父亲母亲》之前只是觉得春节归乡的游子会和父母有情感的交流,但是,在策划过程中却发现如此之多的人还尚未解决和父母的关系,比如许巍、林依轮、孙悦。中国的父母和孩子的人生纠缠在一起,儿女极易对父母产生负疚感,而疏离感又挥之不去。在策划时我们发现这又和社会学、心理学产生了关系。为什么在中国社会最近的几十年父母和儿女间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纠葛?在节目中,我们和嘉宾共同驶向记忆的深处,历史的轮廓渐显,有文革时对于情感的压抑,有对儿女在新时期价值观的不认同,有中国传统中父为子纲的伦理限制。我想,这就是“是什么让人泪流满面”——对人类情感的尊重与冷静的审视。
第三,尊重不同价值观的不同选择。《艺术人生》曾经有两个台阶,一个是港台嘉宾,一个是海外嘉宾。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爱和怒。当罗大佑在我们面前时,他更像一个久经沙场的老艺人,我们心目中的精神教父荡然无存;当蔡琴、齐秦、赵传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更多的是不能承受之轻。19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思想的解放,中国内地人的忧国忧民和面对现实世界急遽变化的感受,对于港台艺人来说,隔着一道无形但是坚硬的墙壁。同样,港台艺人面对资本社会的个人奋斗的信心、面对感情的坦诚、面对生活的松弛和活力又是另外的一道风景。因此,《艺术人生》的国际化也是创作者思维的国际化和多元化。2003年的《无间道》节目特别选择了“海归”编导来做,从容面对亚洲之星梁朝伟、刘德华等。海外嘉宾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大卫·科波菲尔,同样展示了不同文化下不同的情感模式,同样引人入胜。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好像只是振奋人心的口号,但是,作为文化的普及教育,我想这是应有的决心。
2004年5月7日
朱军访谈录
一、 我是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开始主持《艺术人生》的。
记者:在来中央电视台之前,你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一名相声演员,怎么会想到去中央电视台做一名主持人呢?
朱军:从兰州到北京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在中央电视台露上一小脸,然后回去以后特风光。中央电视台节目看了吗?我上了。真的,这是当时想上中央台的最大动机。真到了中央电视台,看了那种工作环境——演播室的灯光、布景——一下子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想我得在这台上找一地方露露脸。很快,我就在《东西南北中》里跟许戈辉合作了。我们两人合作得特别愉快,说实在的我非常感谢许戈辉,她也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东西南北中》播出以后,心里那个美啊,那时候的愿望就又变了:什么时候能站在那一千平米的舞台上主持一次节目。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台最大的演播室就是一千平米。这个愿望在1994年就完成了。1994年7月7号,我和陈鲁豫主持了《七彩欢歌》节目,现在回过头来我都不敢看那个节目,简直是太难看了,人整个都走形了,因为心里对它的渴望、对它的需求太过于强烈了,紧张加上激动兴奋的结果就只能是一个矛盾体搁在那里。那次以后我又开始琢磨,什么时候能跟赵忠祥、倪萍站一块儿主持个节目?后来就跟他们站一块儿主持1996年的春节晚会了。我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这事儿就成了。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个主持人,你已经是非常成功了,你自己如何评价?
朱军:我觉得还行。我不能说我就是一个完全的成功者,但走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还是成功的,因为我到今天还能保持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对我来讲这就是成功。我没晕,没睡不着,没跟自己较劲。要出去演出的话,我依然可以自己拎一个箱子就走了。
记者: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成功就是一种心态。你从特别想成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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