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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生 作者: 王峥-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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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混到今天这一步，
还不珍惜生活，不珍惜你周围的朋友和一切，那我就白活了。我就怕自己出事，掌握不住自己的时候，我就赶紧开车回去了。到那儿一看啥都清楚了，我是哪个小房出来的，在哪儿砍过柴，心里有足够的满足。我痛苦的童年恰恰是我最大的财富，我能够对照，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是个啥样。我也不会一说话就是成语，或者老装教授，说实话，咱念那点书真是不够，只是生活教懂了我怎么做人。我已经40多岁了，别出事了，好好活吧。……”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他的客套话，但听起来还是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实在。
在莲花乡的敬老院里我们见到了赵本山的盲二叔。早就听说赵本山的举手投足都是源于对这位老人的模仿，见了才知道，老人家也把不少幽默细胞传给了赵本山。老人说，他从四岁的时候就看不见，一直就是本山领着他在山上转悠。今天他最的大的乐趣就是“听”赵本山演的小品，好多段子他都能背下来。用二叔的话讲，“赵本山演个小品就把你们乐成这样，要是唱唱我们的二人转，还不把大家乐疯了……
”
赵本山干娘家还要往山里走四五公里。老人的家很干净，最显眼的位置放的是与赵本山在《综艺大观》的合影。老人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亲人，不住地夸干儿子孝顺，说每年都给她拿钱，都拿来好几万了……当年这位善良的老人见到从小没娘、爹又不在身边的赵本山，就把他排在了自己家的六个孩子当中。幼年的赵本山就是在这位老人的家中感受到了慈祥的母爱，老人今天还是管赵本山叫“三儿子”。老人的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咧着嘴露出已经掉了一半的牙。她已经接受了很多次电视台的采访，但还是学不会摆姿势。老人最让我感动的那句话就是：“没有本山，我这辈子都不知道火车是咋开的。”赵本山可以说是这个小村子了解外面最直接的途径，尽管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看中央电视台，但是也许只有赵本山的经历才是真实的……
第二次来《艺术人生》的时候，赵本山戏称本期的嘉宾是“赵本山的扮演者——刘老根”。尽管我们还是习惯把他看做一个笑星，还是不能将制片人、导演这样的称谓与他直接画上等号，但是我们发现，赵本山已经开始谈论他的老观众似懂非懂的话题。我们在节目的现场制作了一个大题板，将赵本山在人生中饰演的“角色”设计成一个坐标系。每当一个话题谈论结束，朱军就要求赵本山在对应的坐标轴上画一个点。最后，朱军将所有坐标点连接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他一语道破天机，“事业有成，娇妻贵子，人生却难得圆满。”这个简单的类似心理游戏的环节是制片人王峥在一本时尚类的杂志上学到的，没有想到用在节目中竟然点醒了很多人。据说很多观众看完以后都画了自己的坐标系，发现了很多人生尚未圆满的遗憾。
赵本山又吸引了超额的观众，观众导演声嘶力竭地组织大家进场。当几乎一天一宿没有合眼的赵本山在台上又说又唱的时候，当所有的人再次被他弄得前仰后合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些可怜。在掌声混着笑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赵本山那个恍如隔世的莲花村。一个历经苦难的人此时经受的是另一种辛苦，锦衣玉食、功成名就却疲惫不堪，想想应对媒体的滔滔不绝，想想台上如雷的掌声，所谓成就便在瞬间消解成沧桑了……
（本期导演 马宁）
他，是这样看电影的，“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理想的结果是存在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盲人摸象似的找到它，而不是所谓的创作。什么是最好的创作，就是保持童心，一无所有，这样才能创作出‘诚意的电影’，诚意的电影是发自内心的。”
他，叫陈凯歌。
激情现场
在西双版纳插队
朱军：刚才出门的时候我太太问我：“你们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是谁？”我说是陈凯歌导演。你们猜我太太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陈导好像挺严肃的”。陈导拍摄的许多影片确实引发了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一些思考。而且陈导本身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节目的主人公陈凯歌导演。（掌声）
朱军：你好，陈导。
陈凯歌：你好。谢谢大家。
朱军：我读了你写的《少年凯歌》，有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你去西双版纳插队的时候带了10筒家庭特大号的牙膏。真的没打算再回来吗？
陈凯歌：毛主席号召2000多万知识青年下乡，独我一个不去，没道理。另外我对西双版纳的生活其实是有幻想的，当时的说法是“头顶芭蕉、脚踩菠萝”，确实是有一种浪漫的想法，觉得那个地方是可以施展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度过青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朱军：真正到那儿以后，现实和你的想像反差大吗？
陈凯歌：反差非常大。生活之艰苦和自然景色之优美，是可以交相辉映的。日子太苦了，而且主要是因为年纪太小。我去的时候不到17岁，16岁多。那个时候每天得干活，不太吃得饱，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生理上的需要，就是饿。可是，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生活的时候，还是怀念。
朱军：为什么还怀念？因为那是你的好日子遗失了的地方？
陈凯歌：我特别感动。1993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看另外一个朋友拍戏，又回到了原来待过的地方。跟我一起去的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在西双版纳跟我在一起待过的人。我们两个约好了，你拍我、我拍你，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当我们看到香蕉林的时候，我就看他往香蕉林那儿疯跑。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哭了。
朱军：触景生情。
陈凯歌：我跟我的朋友说：“你别说我是谁，因为我的样子肯定变得很厉害。”我走进村子里的时候，看到周围的那些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终于忍不住，走到一个人跟前，“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问的只是一个人，但是周围大概有三四个人同时说，说的是一句云南话，“你就是那个陈凯歌”。当时我是挺感动，我觉得这些乡亲们还记着我。他们记着的，无非就是二三十年前曾经在那个村子里生活过的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而不是其后好像有一点名堂的陈凯歌。我走到村子里的小河边，这时候我的朋友已经不哭了，我说：“什么都变了，就一件事没变。”他问什么事，我说是河水的方向。那时候每天劳动强度非常大，下了工之后，还要用砍刀在丛林中间砍出一条路来，那些枝蔓都是相互勾连的，每天的工作都有危险。而且因为是北方的孩子，去了那儿之后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种各样的毒虫咬得一塌糊涂。我们住的是茅草房，躺在蚊帐里一眼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我们说星星模糊了，其实是因为都掉眼泪了，就是想家，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怀。虽然日子过去这么久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之所以后来能够做电影，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些话想表达，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很辛苦的劳作中间、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中间积累起来的。
朱军：后来你去当兵了，是吗？
陈凯歌：我后来就当兵了。理由其实特别荒谬，部队里招体育兵而我会打篮球。有一天我正在睡午觉——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的画面，因为我是平躺的，所以角度应该是向上的、仰视的——突然间看见蚊帐被掀开了，就看见红五星和红帽徽了。我想，这儿怎么有一个军人？这个军人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愿意当兵吗？”
朱军：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
陈凯歌：我说：“您什么意思？”我就坐起来了。他又问了一遍：“愿意当兵吗？”我说我愿意，我太愿意了。他说：“那就别出声，咱们现在就走。”
为什么呢？一旦通知了农场，农场就可能说我是一个人才，不能放我走。我就是这么去部队的，没有档案，也没有户口。我说：“我的箱子能不能拿，我的10筒牙膏还在里头。”这个军人说：“什么都不能拿，咱们那儿什么都有。”我一想，没错，人民军队是什么都有。就这么就去了。我当时特别忐忑，快到部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是一个小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得让您知道，我得对组织上忠诚。我的父亲有政治问题。”“你爸就是地主，我们也要你，我们要人才。”我踏实了，因为我爸不是地主。我就开始了差不多将近五年的部队生活。
愧对父亲
朱军：刚才你提到了你的父亲，你还记得当时你去插队的时候，父亲到车站送你的情景吗？
陈凯歌：关于将来我要做什么，我是直接受我父母的影响。我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我是……
朱军：你指的好学生是什么？是学习好，还是跟当时的社会状态吻合得比较好？
陈凯歌：老实。
朱军：当时一说这个孩子好，就是老实。
陈凯歌：学习肯定是好的。因为我是北京四中的学生，而且考入四中的分数很高，所以那个时候不免有优越感，不免很骄傲。突然就文革了，一下子觉得父亲有点问题，精神上也承受不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继续认同我是一个好学生。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因为家庭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在风口浪尖，咱没这个资格。当造反派说父亲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我配合，揭发我的父亲。我只有14岁，能揭发他什么呢？什么能揭发呢？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在这个过程中间，严格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对父亲的态度是不公正的，我一直非常内疚。文革结束之后，很多人都说那不是我的错，我那个时候太小，而且有政治压力。其实我心里明明白白，是我自己的错。这个节目一播出去，全国的观众都会知道陈凯歌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对我来说的确是生离死别，是我几乎无法面对的一个事实。
朱军：你要去奔赴广阔天地的时候，你和父亲和解了吗？
陈凯歌：那个时候我对父亲很不礼貌。我也没有跟父亲真正面对面地交流过，我甚至觉得他一定不会原谅我。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说了几句很平常的话。我说：“您照顾我妈妈。”他说：“你自己去了要好好保重，路太远。”我就上车了，一切都很正常。车门一关，火车一动，我正跟朋友们说话，回头一看，发现我父亲沿着铁轨在跑。在这一瞬间，我明白我错了。我相信他没看见我在看他。到了云南以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请求他原谅我。父亲的回信其实非常简短，只是说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朱军：这是令尊的相片。
陈凯歌：对。其实我父亲那个时候也就是不到50岁的样子，但是看上去非常苍老。那个时候他正在干校里扫厕所呢。
朱军：听说那一次也是你头一次看到父亲掉下了眼泪？
陈凯歌：是。
朱军：这里有一部录像带。让我们一块儿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
陈父：做父亲的人看儿子，有他的一种感情要求，总不希望儿子太累了，不希望他做得太多了。他创作起来几乎是舍命的状态。最近他有点晕镜头，觉得供血不足，用脑过度了。我觉得他活得还是很苦的。他自己也不会照顾自己，有一顿没一顿，生活上还靠老爸爸在家里没事照顾照顾他。我当然对他有期待，但是我岁数很大了，也不能陪他一辈子，在这一点上，我是最舍不得了。你怕死吗？我不怕。你想死吗？我不想。我还想看后代，看周围的很多人，因为周围很多人都很精彩，我想多看看。不管谁做得精彩，我都鼓掌，艺谋也好，子牛也好，田壮壮也好，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能够多看看他们—不仅仅凯歌—拍出来的精彩作品，这是我活到现在最大的期待。
陈凯歌：（眼眶湿润）非常感动。实际上我没看过这个录像带。父母是孩子的天，父母不在了，孩子的天就塌了。直到他去世了我才知道，其实我所有的事情，我能有今天一点点的成绩，都是因为头上顶着这个天。的确是这样的。
朱军：当时你的父亲也希望你成就一番导演事业吗？
陈凯歌：其实他没想过，他觉得做电影导演实在太辛苦了。体力上的透支不说，精神上会有很多折磨，有时候是自己对自己的折磨，因为你想成功。他当时在外地，我给他写信说想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回答是否定。但是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成与不成我都要试一试。我父亲回了一封信：“你就记着一句话，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放弃。”所以当我真有艰难困苦的时候，总是想起他说的“不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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