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6期-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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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们一个个神情专注凝神而听。
　　老师表示抽空细讲他们的故事。
　　那时学校里的老师半数左右并非专职小学老师，而是在外地工作的很有学问的人才，如钱庄、银行的经理、襄理，工厂的工程师，报馆、出版社的编辑，甚至大学教员，因回乡避难，临时充当家乡小学的老师，阅历不同，视野开阔，讲课生动活泼，内涵丰富。
　　“你们知道不知道五四运动？”“噢，不知道。”老师就讲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五四运动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主要主张：要民主、要科学，这是救国的良方；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政府腐败透顶，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北洋军阀混战，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要在巴黎和会上签卖国条约，五四运动一爆发，挫败了屈膝投降活动。外拒强权，内惩国贼，五四是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影响深远。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是我们绍兴人。老师说：“蔡元培是教育家，也是学问家。我们要学习蔡元培，像他那样有出息，做爱国爱民的学问家，就要从小立志，好好学习。”
　　“你们晓得不晓得鲁迅？”“晓得咯。”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写小说《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杂文千百篇，约几百万字，文章写得好，对封建思想猛烈抨击，要让思想冲破牢笼。鲁迅也是绍兴人，留学日本，学医的，后来从电影里看到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头，中国人还围着看热闹，思想麻木到这种地步，鲁迅气极了，决定回国，觉得医治中国人思想上的毛病比医治身体上的毛病还重要，于是写杂文、写小说，唤醒民众。“我们要不要向鲁迅学习？”
　　“要！”学生齐声应着。
　　鲁迅也是绍兴师爷的后代，但他的思想好，做人要为老百姓谋幸福。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现在各位小朋友，大家都叫你们是“小官人”，大起来（长大成人）无论做不做官，总之要爱国爱民，要做道德高尚，学问精深的人，那才是有出息。老师还兴致勃勃地讲马寅初青年时卖牛去国外学习的故事。在日积月累中，老师们列举了当地名人忧国忧民，勤奋求学的故事，启迪童蒙，在莘莘学子的心田里播下道德学问的种子，这何尝不是影响深远的劝学篇。
　　绍兴人好读书，读书人多，好学成风。历史上曾经造就了声名远播的“绍兴师爷”人才群。“存在决定意识”，绍兴师爷曾经是封建王朝的智囊，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也感受到封建王朝行将没落的历史趋势，他们的后代子孙或学生，却站在时间的前列，成为新时代启蒙者，新社会的领路人。这批杰出人才中有投身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有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有科学家竺可桢，有经济学家马寅初，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外交家邵力子，出版家胡愈之……在近现代史上，在
约半个世纪左右，绍兴这地方涌现出那么多人才，群星灿烂，说明绍兴人崇尚知识，与时俱进，洞察世界形势，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值得我们后人好好继承，大力弘扬。
　　
　　婚丧事宜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男女间的婚姻基本上还是沿袭封建社会的父母做主，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但也出现了自由婚恋的新风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人年龄在二十左右已谋得一定职业，姑娘年龄在十七八岁左右为谈婚论嫁之时，媒人便接踵而至。主要是向女方介绍男方情况，如田有几亩，房有几间，家中父母兄弟姊妹如何，人品如何，但通常不乏溢美之词，什么相貌堂堂，待人和气，忠厚老实，烟酒勿吃，骨牌不识。女方也托人打听，大体尚可，便各自要“生辰八字”然后由瞎子算命，看合不合？通常总说“合得拢的”或“大吉大利”。但瞎子算命这一关是很容易做手脚的，如姑娘不愿意这门婚事，便悄悄托人到瞎子那里花点钱疏通，说如有某年某月生的人来算命，问可否结婚，请帮忙阻止。到时遇到有人上门，果然问询该门婚事，瞎子便委婉地说：“啊，相冲相克。”只要说到又冲又克，这家人家便放弃了这门亲事。其所以要“委婉”，是为了不露有人作梗的痕迹。如“生辰八字”经瞎子核准大吉大利，便定下吉日良辰订婚或结婚。此前男方送生辰八字给女方，女方也送生辰八字给男方，日：“交换红绿帖子。”男方向女方送财礼，女方则将这财礼置办嫁妆。女方如系有钱人家，嫁妆办得丰厚，贴钱嫁女。通常人家，财礼款高于嫁妆，留下一定余额，为女方之兄弟将来娶亲时用。
　　战乱年代，喜事简办，至亲好友到场，三五桌而已，据说太平年间婚事办得颇铺张。当年绍兴有些人专门操办喜庆事宜，被称为“惰民”。“惰民”者为堕落之民的简称，相传朱元璋与陈友谅打仗，陈友谅败，士兵投降，朱元璋罚陈友谅子孙及部下的兵卒降为堕民，子孙世世代代做操办婚丧之事，女的则称“老熳”。绍兴多官府人家，老熳们与台门里人家相匹配，她们把为台门里人家服务视为专利，即使台门里人家已衰落，她们还是以“老爷”、“太太”相称。台门里办婚事，老熳们一到，顿时热热闹闹，她们投人所好，净说好话。说福寿双全，说小少爷将来肯定有出息，扶新郎新娘入洞房，说早生贵子，还请族中有福有寿的老人为新婚夫妇祝福，台词由老熳向老人耳语口授，只听得“多福多寿多男子，亦富亦贵亦康宁。”老熳扶老人上楼则说老爷“步步高升”，搀醉酒的人则说“人生难得几回醉，有醉便是福”，总之服侍得举办喜庆人家舒舒服服，开开心心。临走时自然得到相应的赏金，几块银元，甚至一只金戒指，困难时期，有时只给几斗米钱或一段绸料、布料。老熳决不计较给的多少，而是长远着眼。说台门里的人家将来必有生发之日。在落难的时候，听到这种安慰的言词，使人长久的铭记。
　　办丧事，丧家开出一张单子，常常需要通知周围一二十里的相关亲友，便委托人外出报丧。报丧人手夹一把雨伞，与平常持伞姿态不同，报丧是晦气的事，找到相关人家前，先打听好门牌，不致踏错门槛；跨进丧家的亲戚家，要说某某人“老了”（讳言死字），那家人就摔一碗碟，含有“玉碎”之意，接着便号啕大哭。然后问生病及治疗经过，端出一碗汤水，碗底下有几块钱给报丧人。临别时最忌讳说“再会，再会”，因再会意味着还要再来，而是说“远走，远走”，意思是灾祸离得越远越好。其他丧事，如大殓、头七、断七，与各地无啥差别。
　　光阴流逝，沧桑巨变。
　　中华民族否极泰来，小康取代了贫困。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人文荟萃之处，也成了旅游胜地。
　　绍兴历来民风淳朴，同时保留着和夹杂着若干落后的封建习俗。也许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会有所扬弃。
　　回忆六十余年前的绍兴的一些民风习俗，依然倍感亲切。


雅姆，凭质朴的天性写诗
■　树　才
　　
　　1．生与死
　　
　　雅姆已经死了。他的生卒年月日摆在那儿：生于1868年12月2日，卒于1938年11月1日。他活了差不多整整七十岁，只差一个月零一天。在我们的祖先看来，七十是一个有着门槛意义的数字，七十岁就是古稀之年，而“人过古稀，百无禁忌”，也就是说，一个人迈过七十岁的门槛，他就真正“自由”了。对雅姆这位法国人来说，中国的这句老话也许不适用，因为他好像未至古稀，已然活得自由了。或者说，他一直就是自由的，因为他的活法是无条件地依从自己的天性。土地上的万物无不具有自己的天性：龟长寿，蝉短命；松柏长青，杨槐落叶；白桦越长越高，渴望够着云彩；柳枝俯身水面，整日拂拭涟漪；鼠腿细短，鹿颈修长……当然，人的天性逐渐变得复杂、多样，因为城市孕育了现代文明，智力推动着思维发展，但人毕竟是自然之子，所以人的天性之一就是他的自然性。他的出生、成长、疾病和死亡，都包含在自然性的遗传因子里，教育、文化、智力和智慧其实只不过是伴随之物，尽管我们经常误以为是我们的本质。人的天性之一的自然性，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地性。土地，这个概念简直可以泛指整个地球，山是土地的一部分，河是土地的一部分，更不用说平原、沼泽、丘陵了，连湖泊、海洋都得算上，因为水面之下仍是土地。土地是人类的命根子。雅姆就是一位把土地当作命根子的自然诗人，他的一生都贴近土地，离不开土地，他的全部诗情都用来歌唱土地上的众生之善，万物之美。雅姆死后，“自然之予”又返回土地，肉身入土，魂归天堂。
　　雅姆仍然活着。因为雅姆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足以与时间流逝相抗衡的诗篇。在世界各地，雅姆那些渗透着温良的善心和朴素的智慧的诗篇，仍然被热爱他的人们阅读着，珍藏着，传诵着。土地接纳了雅姆必死的肉身，天空接下来见证雅姆诗歌声音的不死性。雅姆的全部文字都散发着土地和天空的味道，土地，是他的万物之爱，所以他偏爱像日常新鲜面包那样喷香的简单词汇，以便直接说出万事万物；天空，是他的天主之爱，因为所有的尘世之美，尤其是那永不被实现的爱，引领他去发现更彻底的精神慰藉，更辽阔的仰望之境：信仰。作为诗人，雅姆的伟大，不是因为有惊世骇俗之举，像彗星一闪的短命天才兰波，也不是因为开创了一种现代性，像承前启后的波德莱尔，更不是因为闪耀出智性的光辉，像殚精竭虑的马拉美，而是因为他的质朴的天性，浑然的诗道。仿佛他生来就有一颗纯真之心，仿佛他一动笔就领悟了写诗之道，雅姆的音调在法国现代诗歌中肯定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回旋的歌谣的旋律，低声唱出他对世间平常事物的“小灵魂”们的发现和喜悦，雅姆的写法也肯定是绝无仅有的，那种口语的亲切感和明晰性，使得他总是能把场景和情愫和盘托出。在他看来，一目了然是多么爽快和开阔，像站在山顶上眺望。
　　
　　2．诗与道
　　
　　要知道，雅姆写诗的年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是剧烈的社会变化带给诗歌躁狂不安的年代，各种现代诗歌“主义”纷纷出笼，据统计当时有四十种之多。雨果的浪漫主义完成了对古典主义的反叛，而巴那斯派接着反叛浪漫主义，然后是信奉“直觉论”和“感应论”的象征派的崛起，然后是什么立体主义，一致主义……总之是五花八门，让我很容易想起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盛况：狂热急躁，不惜一切，寻求创新。
　　雅姆幸亏不在巴黎。弗朗西斯·雅姆，1868年12月2日生于上比利牛斯省山区一个叫图尔奈的小镇，1938年11月1日卒子下比利牛斯省的阿斯帕朗。他的父亲是波尔多的一位收税员。小学时，雅姆的成绩不好。1888年，雅姆在波尔多念完中学，但中学毕业会考没通过，作文分析课得了零分，让他感到绝望；同年12月3日，他深爱的父亲去世，使他心生负罪之感。父亲死后，1889年，他和母亲一起到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奥尔泰兹居住，同年他还到一个诉讼代理人家里去做过一段文书实习，但他对法律感到厌恶。但同时，他倒是喜欢过乡间生活。雅姆在奥尔泰兹一住就是30年。雅姆的诗情，正是从奥尔泰兹恬静的乡间生活中汩汩流淌出来的。1890年起，他开始发表诗集。两本诗集《从黎明三钟经到夜晚三钟经》（1898）和《报春花的哀伤》（1901），足以奠定他作为“乡村诗人”的地位。1920年，他还真的以《乡村诗人》为名，发表了一部自传体作品。1894年，在洛蒂和马拉美的帮助下，雅姆出版了诗集《诗》。纪德、雷尼埃和马拉美一致夸赞他。马拉美在给雅姆的信中这么惊叹：“这部精美的诗集极少技巧，运用完美的声音之线，天真而准确。这么僻远，这么孤单，你究竟是怎么把自己做成了这么精美的一个乐器！”
　　从此，雅姆认准了这条路：异乎寻常的纯朴和灵感所在的天性。雅姆毕生都忠实于这最初的方向：用温柔、纯洁、幻想和明澈的天真，来获得作品的效果。应该说，他不是没有技巧，而是从来不用专门去操心技巧，因为技巧已经内在于他的细节敏感、词汇运用和说话口吻，尤其是，已经内在于他的天性。以后，差不多每隔一年或两年，雅姆就有新的作品结集出版，其中重要诗集有《天上云隙》（1906）、《基督教农事诗》（1912）等。当然，雅姆也从一个把自然和村野完全融入个人感觉的乡村诗人，变成了一个皈依天主并不断地从默祷和回忆中汲取灵感的宗教诗人。
　　雅姆幸亏不在巴黎。否则我们就不会知道雅姆了，因为巴黎成就不了雅姆。巴黎要成就的是另外一些品质：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纪德。瓦雷里和纪德在纯粹和庞杂的向度上，简直是天性的两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年轻时投奔同一个师门：马拉美。当然，他俩后来各行其道，孜孜以求，终成大器。各行其道，这意味着他们察知了各自的天性，并把一切都基于自己的天性之上。雅姆则注定要在法国西南部的乡村吟唱，因为那片土地才能滋润他诗歌音质中的天性部分，而他的歌声也注定会让身居巴黎的纪德、马拉美的耳朵们感到惊异：谁，还敢在象征主义诗歌的乐团式演奏之外吹响自己的竹笛？他们的由衷赞叹，一方面见证了他们的诗歌听力和批评良知，他们毕竟听得出哪一个声音是独特的，浑然的；另一方面，雅姆的唱法也对他们的诗歌理念构成挑战：难道诗歌竟可以是一个诗人的天性本身？难道波德莱尔之后的诗人竟可以不顾象征和对应的复杂诗艺、完全凭借看似笨拙的最基本句式，去直接传达诗人那纯真而新鲜的内心感受？对此，雅姆解释得很谦虚：“我的风格是结结巴巴地说话，但是我说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意。”
　　　大概是厌倦了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