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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06期-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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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
后来一件事情的出现，才解开了我的谜团，而且让我对民国的考古队，有了感性的认识。两年前王得后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徐桂伦先生，得知其处有大量名人书画作品，其中大多系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马衡关于西北考察队的贺联。这些墨宝均系题赠徐桂伦之父徐炳昶先生的。我这时才知道，徐炳昶原来与斯文赫定有一段神奇的交往。两人作为大西北考察队的队长，在凹世纪20年代末第一次开始了“对中亚细亚腹地具有真正现代科学意义的探险考察”。在那一次考察里，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徐炳昶、马衡、袁复礼、刘衍淮等中国学者，成为了朋友。中国现代史上首次西征的考古队伍，是在这个瑞典人的帮助下完成的。
我所感到荣幸的是，与这次西部考古相关的墨宝，后来悉被我所在的博物馆收藏。徐炳昶的后人无偿地将其献给了国家。
大概也是从那时起，我对民国文人的考古理念与野外实践有了一点点认识。开始接触考古学的书籍，当进入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猛然感到，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隐含着太多太多的东西。它们提供的信息，在文化理念上引来的思考，远远超出了这个学科的特定内涵。
直到后来看到王忱编的《高尚者的墓志铭》后，斯文赫定与徐炳昶诸人的形象，才更为清晰了。我以为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编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原了东西方学人的人类文化学意识在那时的现状。时光过了七十余年，古道上的旧迹依然让人感到新鲜。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彻骨的，远远胜于书斋中的咏叹。野外考古，乃洋人所发明，初入中国，则阻力重重。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对探险与考古，还懵懵懂懂，连章太炎这样的人，亦对其看法模糊，和他一样的学问深厚的人，每每见洋人来中土探险，仅以民族主义观点视之，并无科学的头脑。唯有几个留过洋的学者如刘半农、徐炳昶等，深解其意。若不是这几个懂得西学的人的存在，中国科学家大西北的野外考察，也许还将延续许久才能发生。
斯文赫定，1865年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冒险旅行的冲动。曾多次深入中亚深处，足迹遍布了“丝绸之路”的很多地方。他在20世纪初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并对西藏、新疆的许多地区进行过考察。这个探险家在中亚地区的种种发现，曾震惊了世界。尤其对我国新疆、内蒙古诸地的实地考察，硕果累累。这个瑞典人有广泛的兴趣，亦结交了许多政坛、文坛的友人。诺贝尔就影响过他，他的探险生涯也与这个富有之人有些关系。中国古老的文明他是热衷的，而对新文化亦有所关注。当他向刘半农表达对鲁迅的敬意时，其实也隐含着对新生的中国艺术的尊敬。可惜他那时的兴奋点在西部考古上，未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深入的打量。不过这一个小小的插曲也可见他是一个有心人。斯文赫定是希望西方能够了解中国的。他以自己的嗅觉发现，东方古国存在着神奇的力量，那些长眠于世和正在滋长的文明，是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的。
旧有的材料写到这位瑞典人时，曾以殖民入侵者视之。言外有文化掠夺之意。但我们如若读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见到那么多关于斯文赫定的描述，看法大概就有所不同了。日记里的片断没有刻意渲染处，写得朴实生动，一个敢于冒险、认真而又热情的瑞典科学家的形影扑面而采。斯文赫定才华横溢，对地质、天文、气象、中亚史都有所涉猎。亦有艺术天赋。我看过一幅他为刘半农作的素描，功底很深，刘氏的神态栩栩如生。据说中国学界最初对他是充满敌意的，可在后来的磨合中，许多人成了他的朋友。不知道现在的史学界怎样看他，以我的感觉，他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史学界认知事物的方法，因了洋人的提示，我们的文化自省意识，才有了一次巨变。上下几千年，哪一个中国学者曾徒步走进大漠惊沙里探寻人类的足迹呢？仅此，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洋人，不得不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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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赫定回忆那次与中方知识界的合作，念念不忘地提到了刘半农。连徐炳昶、袁复礼也承认，如果不是刘半农的努力，此次西行的计划很难实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对田野考察重要性的认识，是走在知识界的前面的。
刘半农给世人的印象是个诗人和杂文家，也是鲁迅兄弟身边的常客，为白话文的推进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上海的时候，常写些鸳鸯蝴蝶式的作品，要不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他也许真的要在旧式才子的路上滑下去。《新青年》改变了刘半农的人生之路，影响他的大概就是科学意识吧。他在北大和胡适那些留洋的人在一起，越发觉出自己知识的不足，亦有被人冷视的时候，于是漂洋过海，到了法国学习，搞起了语音试验研究。他的那门学问，懂得的人不会太多，但留洋的结果是，明白了实验的意义，对考古学与人类学至少是颇有兴趣的。
在斯文赫定决定到中国西部进行考察之前，中国知识界曾有很强烈的反对之声。西方考古者在中国的探险与搜集文物，引起了知识界的警觉，说是一种民族自尊也是对的。当中国政府允许斯文赫定赴内蒙古与新疆的消息传出后，1927年初的北京学界召开多次抗议的会议。3月5日，刘半农与沈兼士、马衡、马幼渔等人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协会，并发表了《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宣言对斯文赫定是一种抗议的态度，其中写道：
试问如有我国学者对于瑞典组织相类之团体，瑞典国家是否能不认为侮蔑。同人等痛国权之丧失，惧特种学术材料之掠夺将尽，我国学术之前途，将蒙无可补救之损失，故联合宣言，对于斯文赫定此种国际上之不道德行为，极为反对。我国近年因时局不靖，致学术事业未能充分进行，实堪慨叹。但同人等数年来就绵力所及，谋本国文化之发展已有相当之效果。现更鉴有合作之必要，组织联合团体，作大规模之计划，加速进行，将来并可将采集或研究之所得，与世界学者共同讨论。一方面对侵犯国权损害学术之一切不艮行为，自当本此宣言之精神，联合全国学术团体，妥筹办法，督促政府严加禁止，深望邦人君子，急起直追，庶几中国文化之前途，有所保障，幸甚幸甚。
我猜测刘半农、沈兼士等人的思想在当时是复杂的。一是绕不过民族情感这一类，二是亦有与洋人联合共行的打算。自知没有洋人的实力，但又不甘学术的落伍，其间的焦虑是很浓的。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国人波塔宁等，都曾从中国拿走大量文物，在中国学者的记忆里都是久久的伤痛。学界的悲哀在于，在了解西部历史的时候，有时就不得不借用洋人挖掘的材料。王国维、罗振玉的西域史研究，就
是参照了西方探险者提供的文物资料的。许多空白，是西方探险者所填补。作为文史研究的学者，当然是有耻辱感的。
当刘半农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与斯文赫定接触后，他的强硬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两人用法文熟练地交谈，涉猎的领域想必很多。那一刻彼此的距离缩小了。刘半农从这个瑞典人的目光与语态里，感受到了一个学人的世界性的眼光。一个个体的科学家的自我意识，毕竟不等同于异族的民族意识，也许正是在互相关心的话题里，彼此找到了沟通的桥梁。他们后来成为朋友，不再存有戒心，是否是气质上和专业理念的接近所致，也未可知。我自己以为，这个事实本身，可以解释清民族主义与人类普世情怀可以化解的可能。鲁迅与日本人，蔡元培与德国文化界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
颇有艺术天赋的刘半农，如果不是因为留过洋，也许只能成为激情四溅的文人。法国的生活使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持、利用有了深切的认识。回国后有一些精力是用到考古与古物保持工作上去的。1927年发起了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次年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北考古学协会会议”；不久又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专门委员，国民政府指导整理北平文化委员会委员。他的兴趣由文学而转向文物整理，在个人历程中实在是一件大事。因为知道空头的论道，乃会误入歧途，遂以勘察为己任，寻找认知历史的新入口，那境界就不同于以往了。艺术可以放荡为之，不羁小节，而科学则需小心地求证，不得半点虚夸。他与斯文赫定由猜疑到相知，渐渐脱开民族主义的阴影，后人不太深说。然而这里却有那一代人的心结，刘半农辞世前的学术活动，是被一些文学史家看低了的。
由于那一次西行，刘半农和斯文赫定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他虽没有加入到那个队伍，但一行人中不断和他联系，其影子一直随于其中。后来竟为斯文赫定而死于考察之途，一时震撼了北平学界。魏建功曾这样写道：
民十五，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博士将入新疆作科学考察，乃与北京团体合作，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先生代表北京大学，参加组织，折冲磋议，被椎为常务理事。中外学术界独立合作，及与外人订约，条件绝对平等，实自此始。适当北伐时期，考察在北京政府范围，经济艰窘，且西北地方政权分裂，团员自蒙入新，中途屡遭险阻。先生外而严正持约，内而周旋接济，事无巨细，莫不就绪。团员发现汉人简牍，归先生与马衡教授斯文赫定博士三人研究，整理才什一。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寿，瑞典地理学会征文为祝，先生拟实测平绥沿线声调，著文纪念。于是有绥远之行，遽罹回归热不治而死，悲夫！
因科学考察而死，在民国间他是不是第一人，尚不好说，但他的辞世，对后人的刺激是那样的大。前几年我看他女儿刘小惠著的《父亲刘半农》中收录的资料，内有胡适、陈垣、梅贻琦、钱玄同、马裕藻等人的文字，实亦觉出科考代价之深。不过那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实验与探险的关系。我读鲁迅悼刘半农的文章，也只是肯定其文学革命的一面，而对其学术之路默而不谈。在我看来，刘半农后来的选择，实在也是该细细总结的。其作用，难说不比《新青年》时期大。不知人们为何很少谈及于此。如果细察，是有诸多深切的话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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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大规模的西部行动，徐炳昶是个重要人物。如果不是斯文赫定的出现，也许他还不会卷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跋涉中。而他一生的命运，与此次远行关系深切，竟由北大的哲学系教授一变为考古学家。
徐炳昶生于1888年，宇旭生，河南省唐河县人，早年就读于京师译学馆，曾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20世纪20年代任职于北京大学，是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猛进》周刊的主编。鲁迅曾和他有过友好的交往，那篇谈论“思想革命”的著名《通讯》，便是两人友情的象征。1927年夏，徐氏赴西部考察时，鲁迅已南下，离开北京了。待到次年冬从西北返回北京时，他接到了鲁迅转来的《东方杂志》编辑的约稿信，于是便有了《徐旭生西游日记》的诞生。1930年夏在此书问世之际，徐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东归之后，东方杂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迁延复迁延，直延到一年多，这篇东西还没有写出来；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现在因我印行日记的方便，把这些东西补写出来，权当作日记的序言，并且向鲁迅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衷。
按鲁迅的性格，大学里的教授能被看上眼的不是很多。摆架子者和绅士态的作秀乃读书人固有的毛病，这一些徐炳昶均无，自然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徐炳昶在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学问的深且不说，就《猛进》杂志的创刊而言，他的功劳不浅，《猛进》几乎和《语丝》前后诞生，风格不同，思想却是锐利的。文学史上一般不太谈及《猛进》杂志，对徐氏亦是语焉不详。其实若翻看这一个旧刊，引人的地方很多。有的文章甚至比《语丝》更具有爆发力，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论坛。就当时讨论问题的特点而言，与鲁迅等人实在是相近的。
青年时代的徐炳昶热力四溅，在北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其实按那时的学问程度，他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教授，在学理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但偏偏愿干预现实，喜欢写一些时评的文字，看《猛进》上的文章，抨击当局者为数不少，见解常常在别人之上。比如攻击段祺瑞政府的杂感，讽刺章士钊、陈西滢、杨荫榆的短章，几乎与鲁迅相同。难怪鲁迅的一些杂感也发表于《猛进》，他在这位主编身上看到的是绅士阶级没有的东西。民国初，留学欧美的学者有一些染有贵族之态，与国民与社会是隔膜的。然而徐氏身上没有这些，你看他看人看己的态度，都本乎自然，明于常理，毫无依附他人的奴相。他对西欧哲学的本质，以及东方哲学的把握，可谓一针见血，由此而反诘自我，拷问汉文化传统所无的东西。徐氏文章常有妙论，往往单刀直入，切入实质，给人惊喜的论断。比如他说中国哲学无论哪一派，全都带有历史的性质；欧西的哲学无论哪一派，全带有数理的性质。因为数理的缺乏，科学不得畅达，故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十本书的目录时，他列举了六种几何学，四种伦理学，并以为中国人如不经过严格的逻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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