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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06期-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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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则会停滞不前的。
我在徐氏的墨迹里几乎看不到自我的陶醉。学问不过是为人生的，且为改良人生而献力的。每每见其言说伦理与历史，便隐含着深深的忧患感。他讥刺当下政客与学人几乎都有阿Q态，语气绝无宽容的地方。重要的一面是，文章甚至也鞭笞着自己，那清醒的警语，是唯有健全的智者才有的。1925年7月，他在《我国知识阶级真太不负责任了》写道：
说话以前，有两句话预先要声明：一、我个人就是这一阶级的人，该骂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二、我这句话同丁文江说的一样，但丁文江骂知识阶级，是因为他们太唱高调，不负责任，至于我，我觉得他们不惟没有唱高调，并且没有调之可言，他
们的错处——简直可以说是罪恶——就在于无论什么全不作，任群众走到哪里是哪里。
我读到徐氏的这番话，忽地明白了他后来何以走向野外考古之路，将学问从象牙塔里移到了民间，说不定也是摆脱绅士阶层的鬼气，或是向内心的惰性的挑战？中国的学者向来耽于书本的文字游戏，从文本到文本，概念到概念，千百年间玩的不过是那点小游戏。考古学注重的是探险与实物发现，从可移动或不可移动，地上与地下的文物中，寻找历史血脉的触摸点。每一个细小的遗存的出现，都可能改写旧有的记忆，它的不可预测性里闪动着已逝的灵魂的光泽，或许正是那新奇的光泽，把一个被掩埋的历史还原了。
当1927年5月9日他乘着火车向大西北进发的时候，他和几个中外学者或许没有想到，此次的行程将改写中国读书人的历史。那一次西征共有二十八人，十名中国学者，六名瑞典人，十一名德国专家，一名丹麦专业人员。这是一支混杂的考古队伍，欧洲队员除了有考古学家、气象学家外，还有电影摄影师、人种学专家、医生等。与徐炳昶同行的中国学者中，袁复礼是清华兼北大教授，系地质学家，黄文弼是北大的考古学家，丁道衡乃北大的地质学家。其余的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有正在北大读气象专业的学生。关于此次的西行，《徐旭生西游日记》有详尽的记载，斯文赫定、袁复礼、丁道衡等亦写过回忆文章。我在王忱先生的书中，看到了那时的一些照片，心被什么揪住了一般。他们曾怎样地挺进了沙漠深处？旧有的史学观在那一次冒险里改变了吗？探险队员的姿态绝无今天旅游者的惬意。我在斯文赫定、徐炳昶的表情里，看到了疲倦的神态，脸色黑黑的，似乎也营养不良。那一群人的表情毫无作态，但你透过每个人的目光，倒可看到升腾的精神，市井里的俗影与书斋里的死气荡然无存。他们的心和古老的沙漠紧贴着，可以感到背景的阔大。几乎就在那背影里，梦一般的诗，被他们写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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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读《徐旭生西游日记》时，才会感到西去的艰难。风沙、烈日、强盗、军阀、迷津，等等，在等待着他们。千百年汉人的书籍很少关注过这些，一切都谜一般地隐在大漠深处。徐炳昶等人不是没有心理准备，而探险的过程比预料的还要复杂，一群为学问而来的人，遭遇的却是非学问的风风雨雨。一路上奇遇不断，像一幕幕电影，给人的是未定的、神异的图景。徐氏笔下的西部不仅仅是苍凉，对人的不同境况的描述更让人动情。无数逝去的亡灵带走了种种智慧，在残垣断壁与枯树里，留下的仅是记忆的片断。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交错的遗迹，有着中原文明少有的气象。这是一个让人忘掉世俗的地方。当探险队出现在无人的地方，除了心与天地间的交流外，还有什么呢？徐炳昶说自己对科学很有兴趣，但却是个门外汉。许多考察的常识他并不具备，懂得的只是历史的片断。久在书斋里的人，突然走到蛮荒之地，精神便显得异常别样，种种刺激与想法也联翩而至了。我翻看他的日记，觉得像心史一般，忠实地记录了一路的见闻、思考。这本奇书全无卖弄做作的痕迹，一下子将人拉到一个寂寞之地。所有的思绪都是切肤的悸动，那里已从学院式的冥想跳到历史的血脉里，每一块石头、古木和铁器，都诉说着被湮没的故事。较之于附庸风雅的士大夫诗文，西北大漠里的旧迹闪着更为动人的词语，每一个随队的团员，在一踏上征途时就感到了。
那是一次让后人久久倾怀的跋涉。不仅仅是新奇的记录有珍贵的意义，重要的还在于，东西方学人在此找到了对话的内容。关于西部秘密的探索，欧洲人的科学手段起了很大作用。放探测气球、画路线图、历史纪年的表述、图像的拍摄等，都是几个洋人帮助完成的。徐炳昶在此遭遇了诉说的尴尬。对于一个逝去的文明，我们却缺少发现的目光，而域外思想的参照，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动力。儒学传统在这里显得多么苍白，我们文明中的因子，能提供现代性的警悟吗？中方队员在周旋、摸索与合作里，意识到了数理与人文结合的意义。而过去的史学研究恰恰是缺少这些的。对新石器时代旧物的鉴定、对铁矿的发现、对湖泊的定位，大家完全选用了洋人的办法。斯文赫定与众人商谈的片断，我很感兴趣。那时候中方队员已与其颇为融洽，仿佛已无国界可言了。但一个中国学者，诸事还要靠外人的援助，那也有点自尊的伤害吧？在有一天的日记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录：
续读《希腊之迹象》。书记德人四次到吐鲁番，共运走古物四百三十三箱！披读之下，中心邑邑。我固一非国家主义者，且素主张科学——知识，为人类的公产，然吾家旧物，不能自家保存整理，竟然让外人随便地攫取，譬如一树，枝叶剥尽，老干虽未死，亦凄郁而无色；对此惨象，亦安能不令人愤悒耶！
一方面有民族的自尊，一方面是对西方科学主义的追随，就难免没有内心的冲突。徐炳昶一路上工作、读书，甚至还学习德语，思想在东西方间游荡。片言只语里，也有悲凉的蠕动。这一切都融入冷寂的月夜和炽热的沙浪里。我看他的考察记录，觉得沿续了五四学人基本的思想，那便是对旧有文明的批判和旧式文人的告别。在兵乱、匪患四起，文人潦倒无知的岁月，科学理性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伟力，那一代人心里清楚。”唯有用了科学实证的目光和个性化的思想，才可以开启通往新路的大门。队员们也许没有想过，他们血汗下的小路，已延伸到了那扇精神之门。
徐炳昶知道自己在读一本无宇之书。所到处与听感处，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一路上读王国维遗著，看蒙古史，翻阅洋人杂著，体味固然多多，然而风尘里的考察所得，已非书本的东西那么简单。他甚至发现了王国维的失误，洋人的漏洞。这些都是先前所未料的。感染徐氏的是科考的过程，这对他完全是陌生的领域。他也于此触摸到了西学中重要的优长，一日的日记有这样的文字：
夜中颇暖，最低温度零上二度八。早餐后看赫定先生同哈士纶上船。赫定先生量船长，量水流速度（岸上量一个底线，掷一物于水中，看它走几秒钟，做三四次后始定）后始上船。哈士纶则赤足裸四肢，只着一毛背心，一短裤，俨然一水手，在后持棹管船。此时颇有风；落叶飘飘，黄流滚滚，二人乃乘一叶扁舟沉没于河湾林中，这是什么样的境地！并且对于这事件，他们还有很可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于万无可设法之中，总要自己设种种法子，去达到目的；一次两次不成功，能试验到五次六次；别人不能帮助，就自己亲身下去！他们一定要用船游额济纳河的计划，我们中国人现在还有笑他们的，然后知中外人的局度器识果不易相及也！再者他们这一次的游，在科学上也有大的关系，因为从前的人永远没有在船上作一幅额济纳河的详图，赫定先生此次所作图还是一种新东西。大家总是觉得治科学的人的生活太嫌枯燥，缺乏荚感，我从前对于这一类的意思就不很相信。今天的感觉就是科学家的生活与美术完全相合，因为他们的目标全是自然界也。
文中透露出的，是唯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者
才有的心绪。徐氏对洋人的敬佩，毫无媚气。忧患深深的人，一旦看到摆脱旧路的新径，如果选择了它，则会有满沐春风的冲动。西行的路上，他们吃了无法想象的苦头，疾病、险境、饥渴在徐氏笔下均轻描淡写地一过。他特别爱写内心的学术体悟。比如西北的高校如何建立，少数民族与宗教信仰问题，教育中不惬人意的偏文轻理的现象，国民性的弱点应如何克服，等等。这完全是精神的独语，一个人面对亘古的荒凉，在孤寂里想到的竟是这些，那是有哲学家的冲动的。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这册旧书，一是感到学识的丰厚，古人的与洋人的遗产，都有涉猎，有的见解颇深。二是发现他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内觉像海洋般地涌动，一望无涯，偶尔闪动的诗句，如夜空里的月光，散着迷人的色泽。徐炳昶的墨迹多年只在考古界被流传着，文坛却并不知道。我以为现代史上，日记体的文学显得过于单薄，内涵简约。而《徐旭生西游日记》却容纳着那么深广的内蕴。哲学的、史学的、地理学的、民俗学的、文学的东西都有。那是一个闪着智慧的世界。在精神的维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我尤为惊异的是，作者朗然的、从容而悲壮的语态，滚动着中国知识分子金子般的智性。远离着高贵、荣誉、世俗，甘心地沉入到远古，沉入到无人的荒漠之地。而那一颗心，却与我们的世界贴得那么近。大的哀痛，是以洗刷自我方能解脱的。徐炳昶与中国的学人在一次死亡的挑战里，获得了精神的涅檠。试比较一下上海滩上无病呻吟的诗句，北平胡同里悠然的琴声戏文，中国考古队足下写就的却是惊鬼泣神的生命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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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我更为感动的，还有袁复礼先生的西行笔记。
第一次读到“流沙坠简”的字样，就暗自想象过西部的神奇的过去，这四个字，仿佛将久违了的历史还原了。王国维与罗振玉当年选择它为书名，是饱含着对西部文明的敬意，直到后来，高尔泰这一代人在西北的敦煌苦苦劳作的时候，还喜欢用这一类意象来回忆自己的经历。我留心前人的文字，觉得文人笔下的沙漠与田野考古者笔下的荒野，在质感上有很大的区别。诗人喜欢引申题旨。秦汉的云烟与己身的苦楚集于一体，浩叹是深广的。高尔泰写其初入敦煌时的感受，就悲气淋漓，有着久久的诗韵。但对比那些科考队的科学家的考察笔记，另一种色调便出现了。人生的经验被一种理性的目光照耀着，兴奋点却在自然结构的透视上。科学家置身子无人之地，是与地质里的遗迹对话、交流，内心呈现的是另外一种色泽。1927年那次西部考察，留下了诸多文献，那多出于自然科学家之手，阅之亦有快感。那样的书写全不同于散文家的滥情，是一些透明闪光的智性。沙漠枯河间的记述里，是有着现代人才有的精神逻辑的。
袁复礼是那一次西征队伍里的最有学术实力的中方科学家。由于他的存在，整个活动有了实质性的成果。八十余年过去了，读着他留下的字迹；不由得颇生敬意，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亦有很高妙的文学造诣，这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不知道为什么今人就很少有此类的复合人才，查袁复礼的史料，都是学术式的描述，几乎看不出什么风风雨雨。但你细细品味，却有着一串串的故事。1893年在北京出生，191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13年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15年到美国布朗大学读书，开始接触地质学理论，两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专业。 1921年回国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实践。那一年他随几个洋人去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绘制了一幅“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据一些专家说，这是民国间中国的第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也奠定了袁氏在考古界的地位。1937年春他的油印本《蒙新五年行程纪》在学界流行，让人略窥1927年的那次西部考古的实绩。这是一本与《徐旭生西游日记》同样重要的文献，考古界对这一册小书的评价一直很高。如果要了解考古思想史，我们是不得不翻阅这一册札记的。
以地质学为己任，且终身献身于此，袁复礼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新中国的几代地质探险者，都受到了他梦幻般的召唤，一些传奇的经历像火种般点燃了后人的热情。气象学家李宪之在《袁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地学家》中写道：
1927年5月9日，我们四个学生和中外考察团成员，由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和瑞典方面的团长斯文赫定带领从西直门车站出发赴包头，袁老师因事晚走两天。搭考察团专车去包头的还有北大李四光教授和五名地质系学生（黄汲清、朱森、李春昱、杨曾威及一名日本学生）。在火车上，李先生给我们讲这讲那，但我们听不太懂。在北大校园里，我们常在路上碰到李先生，这次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们都非常兴奋。5月10日晚，大队到达包头，袁老师13日到。
去新疆的路上，在包头的北边工作了两个多月，我同袁老师常在一起，考察团分为南队、北队和中队3个分队，我在中队，袁老师在南队，我们的工作有分有合。我随德国气象学家赫德（Haude）到哈密筹建气象台，当地政府误认为我们是冯玉祥派来攻打新疆的军队，多方拦截，并把我们从哈密送往乌鲁木齐。后来到若羌建立了气象台，一年后回到乌鲁木齐，又和袁老师在一起工作和学习，袁老师性格稳重，遇事不慌不忙，既有耐性，又很灵活，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他主动帮助徐炳昶团长做了好多事情，出了许多主意。和当地人打交道，也常由袁老师出面。他英语好，在同外国团员交往中，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跟年轻人也处得很好，生活上照顾我们很周到，吃西餐时教我们如何使刀子、叉子；工作之余，教我们唱英文歌，跟我们一起跳舞，他还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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