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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犯 作者:张平-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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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
复转军人狗子，被安排当了护林员，这是一个肥差，不少人给他送钱、送东西，但都被他拒绝了。于是便招来了灾难——有人断了他的水，有人断了他的电——这些惨无人道的事情，原来是在附近村里居住的“孔家四兄弟”们干的。
狗子忍无可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鲜血流淌的身子，爬行到村中，潜伏在“四兄弟”的院里，用仇恨的子弹将“四兄弟”一个一个杀死。狗子成了杀人“凶犯”……
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获得2006年度第13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
作家出版社 出版 作者：张平
在现在充斥“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温情歌咏”、“娱乐冲击”和“商业投资大片”的文学及电影环境中，小说《凶犯》的热销和电影《天狗》成为“近年中国电影审查史上得分最高”的影片，这表明着领导层、普通群众、高校学生和读者一种什么样的共同“情绪”渴求和呼喊？
从小说《凶犯》到电影《天狗》（1）
记者：新浪网文章《冒出个天狗》中介绍说，影片《天狗》缘起于你的长篇小说《凶犯》，剧本的改编，“弱化了对农村现状的批判，将主人公狗子打死孔家兄弟的地点由孔家改为山林，同时对狗子的行为在法律方面的合理性进行了修改”，“张平原小说矛盾冲突过于尖锐”。
小说原型情景，发生在吕梁山的具体事件是怎样的？在严酷的现实生存中，是哪些“细节”最强烈地震撼和冲撞着你，使你动笔写下《凶犯》？影片改动的“小说矛盾过于尖锐”的“东西”，大抵有哪些？是过于尖锐，还是表现得不够？
张平：新浪网的文章我还没有看到。不过这些年来，凡是由我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都会有读者表示不满以至愤怒，认为没有小说过瘾，甚至认为完全歪曲和篡改了小说的原意。我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同读者和网友并没有什么关系。我的作品大都是现实题材，而且确实都是矛盾比较尖锐的现实题材。所以我曾多次说过，像我所创作的这些现实题材作品，只要能拍出来就十分了不起，何况我的小说本来就十分难以改编。比如《抉择》，比如《天网》，比如《孤儿泪》，比如这部由《凶犯》改编出来的电影《天狗》，比如仍在难产的《十面埋伏》等等，确实很难。《十面埋伏》电影电视剧已经改编七年了，至今还没有投拍。长篇小说《凶犯》出版至今，影视版权先后转让过四次，今年才总算拍成了电影《天狗》。即使像由《抉择》改编成的电影《生死抉择》，同小说的差别也很大。但对这些影视的改编，我都认同。说实话，凡由我的小说改成的电影电视剧，每一部都非常不容易。
有网友说电影弱化了小说中对农村现状的批判，这个我也不大苟同。小说毕竟是小说，电影总归是电影。它们之间的差别，这些年我是领略了一些。小说中有时候几十页的东西，在电影上可能就只是一个镜头。而有时候小说中的一句话，则可能在电影电视中成为一个大情节大故事。小说《凶犯》是以两条线索推动情节发展，一条基本上是心理活动，一条则大致是靠白描手法。心理活动这条线索，主要展现的是小说的主人公狗子在重伤后爬回山林取枪，再爬下山来拼死为村民除害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另一条线索则是狗子在击倒恶霸四兄弟（电影中是三兄弟）后，公安人员的一个完整的破案过程。两条线索交叉进展，以时间推进情节。像这样的小说你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难度可想而知。因为狗子在山村的遭遇完全是靠回忆和在重伤后路上的遭遇来展现的，这在电影中是无法长时间地来表现的。而这些举动，恰恰在小说中可以表现得惊心动魄，淋漓尽致。他那令人窒息的孤独，欲哭无泪的痛苦，绝不退缩的勇气，超乎想象的毅力，以及他视死如归、真正英雄的品格气魄，还有村民在恶霸暴力的阴影下所表现出来的令人痛惜的怯懦、无奈以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委琐和冷酷。这些东西都是小说的强势，电影很难把它表现出来。但电影也有电影的强势，电影的强势就是情节更集中画面更精致，由于是在剧场播放，使电影有一种特有的强迫感，一到两个小时之间，从开端到高潮，精力集中，故事集中，再加上影院所特有的大画面大音响等表现手段，从而使其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所没有的超强冲击力和震撼力。电影《天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有评论说《天狗》虽然是小制作，但却具有超级大片的效果，对此我是认同的。在表现恶和无奈以及英雄气质等方面，电影的效果别具一格也极具威力。我在看电影《天狗》时，曾多次掉泪，也就是因为电影所具有的超强感染力。
至于小说《凶犯》原型的真实情景，因为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情况当然有了很大不同。当时的情形当然要比现在严酷，那时人们的法制观念要淡薄得多，寻求强人保护，依附恶人致富的心态比现在也严重得多。所以我觉得电影的处理不是弱化，也不是表现不够，而是必要的调整。
从小说《凶犯》到电影《天狗》（2）
记者：在你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来到大山的腹地，在那里感受到的并不是当代工业文明的气息，而是中国原始生态中的最糟粕形态。中国中西部山野里百姓的生存困境和当地的恶势力，形成了怎样一种“相反相成”的链接关系？
在小说《凶犯》出版十多年以后，改编成为电影，这说明原作者和改编者对现实认识的一致性。在如今的贫瘠山区，如《凶犯》般的恶劣生存环境又是如何？
张平：我在前面说过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原来所具有的问题都已经不存在了，都彻底予以解决了。我们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文明古国，所以我们的国情对现代文明工业文明本身就具有一种天然的对抗和阻击。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不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它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不存在了。尤其是相对城市来说，一些偏远乡村的发展明显滞后，那里村民的生活文化水平，同十几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反而使得一些旧的恶的东西死灰复燃。比如目无法纪，鱼肉乡里，拉帮结伙，占山为王，“富即恶霸，穷则奴才”，“屈死不告状，饿死不讨饭”，在黑恶势力面前“忍为上，和为贵”等等等等。这些现象在有些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向。老百姓在恶势力的纵容和高压下，常常使得个体的恶变成了集体的恶。于是这些地方俨然演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成了黑恶势力的孳生地和天堂。外来的投资和政府的公信力在这里就像陷入了黑洞一样，全都会被无声无息地吞噬得干干净净。于是穷的更穷，富的更富。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切中了中国国情的要害：有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受尽屈辱的村民常常看不出有多大的内心痛苦，仅有的一丝似乎也被麻木和冷漠淹没了。大家都条件反射般地讨好身边的强贼和恶棍，对恶势力的痛殴和剥夺早忘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是赏赐残汤剩饭时带来的愉快。于是真正想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人，反倒往往变成了他们同仇敌忾的“人民公敌”。这些话也许让人极不舒服，但在某些地方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地方就像一个人身上的伤口，如果不及时疗治，持续溃疡和蔓延，就会变成一个殃及全身的大病灶。那种认为经济上去了，法制和文化建设就会自然而然地跟上去的想法和臆测，我觉得都是天真和不负责任的。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任重道远，需要付出我们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和更多人的努力。我们创作这样的作品，也就是期盼着像狗子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像孔家四兄弟那样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公民的道德素养和法制意识不断增强。
记者：在现在充斥“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温情歌咏”、“娱乐冲击”和“商业投资大片”的文学及电影环境中，小说《凶犯》的热销和电影《天狗》成为“近年中国电影审查史上得分最高”的影片，这表明着领导层、普通群众、高校学生和读者一种什么样的共同“情绪”渴求和呼喊？
张平：很多人常常慨叹，说现在我们正进入了一个没有英雄和不需要英雄的时代。我的感觉恰恰相反。我们的时代不仅是产生英雄的时代，而且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的时代。从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直接进入工业文明，从清一色的国有经济径直进入市场经济，从大一统的人治社会完全跳入法治社会，怎么会不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或者不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影评家童道明评论《天狗》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我是认同的。他说，“什么是英雄？英雄就是对一切黑暗、一切苦难的不妥协。不妥协是人民最欲宣泄的一种情感！因为人民实在妥协太久了！”对此我还想再加一句，英雄就是代表着广大民意，同一切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腐恶势力进行殊死抗争绝不妥协的时代人物。因此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英雄主义的回归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凶犯》、《天狗》中昔日的那个战斗英雄正是人民心中那个不妥协的象征，所以有人为他鼓掌，有人为他叫好。所以才会有小说持续的热销以及多种版本的翻译，所以才会有大学生电影节在大学放映《天狗》时的火爆和热烈，才会有放映期间多次持续许久的掌声和一张张泪流满面的脸庞，也才会有领导的一致首肯和专家的一致好评。这种一致的情绪只能说明一点：人民太需要英雄了，时代也太需要英雄了。
从小说《凶犯》到电影《天狗》（3）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自古以来的教育始终贯彻着英雄主义，长期以来的文化熏陶也是以英雄主义为主线，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中国人从小就树立了成为国家脊梁的意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英雄主义文化的感染下，学英雄、做英雄更是成为中国人的崇高理想。进入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随着对越自卫反击战英雄事迹、老山前线英雄团体等一系列英雄团体榜样作用的引导，年轻一代学习刻苦、心怀坦荡、乐于助人、英勇坚强，他们之中的优秀者也成为时代的典范，被人们广泛传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文化出现了显著偏差，文化圈和社会上丑化民族精神和英雄主义的风气一浪高过一浪，“小白脸”和“奶油小生”，港台柔化、中性化明星成为时尚并大行其道，一些年轻人也逐步由勤奋学习，报效国家变成了追求享受和志向迷离，由崇拜英雄变成崇尚明星，“个人主义”取代了“英雄主义”，企盼女性青睐的“酷”替代了甘于牺牲的“勇”，沉溺于网络而不能自拔的“瘾君子”消弭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的“硬汉”形象。“星光大道”、“星光灿烂”、“星语星愿”、“明星生活”、“明星世界”、“明星写真”、“明星全接触”、“明星在招手”、“明星偶像网”……举目一片星光。整个社会在名利崇尚、拜金思潮和越来越柔弱化的文化氛围下变得个性萎顿、精神迷失，丧失了本应具有的使命意识和阳刚之气。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很大程度是靠文化来发扬光大、靠文艺作品的影响力来代代传扬。当无穷无尽的物欲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当弱化、丑化民族精神和英雄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的时候，一个民族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会逐渐瓦解以至销声匿迹。没有民族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是可悲的。当人们学会了享受并接受了妥协，面对着国家和人民，面对着历史和进步，却放弃了一切坚守、抗争和担当，以致英雄、理想、责任、义务都成为被嘲讽被戏弄的对象时，很难想象这个民族会如何自立与振兴于世界民族之林。
记者：“久违”了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评价《凶犯》和《天狗》的时候，得到充分的重新肯定。作为原作者，你对评论界“孤独的天狗”这个表述，作怎样解读？
张平：我们这些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界定，常常有些过于偏颇。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就只能是对现实的批判，那么，即使是批判也必须是以牺牲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为代价的吗？如果只有描写腐烂，描写肮脏，描写丑恶，描写黑暗的文学作品，才算是现实主义。试问，在这种标准下，腐恶和丑陋的世界如何体现社会正义？而拒绝崇高又如何体现现实对光明的期待和向往？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古今中外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可能是不合格的，都只能是虚假的和骗人的。这种偏颇的文学倾向，其实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事实，那就是对当今社会发展和当代受众需求的无视与冷漠。我们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表现正面人物，总要把他写得像好莱坞大片里的人物一样。即使是英雄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毛病，粗鲁，狂野，固执，自私，甚至满嘴脏话，好酒好色，蔑视法纪，动辄大打出手，以为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反过来，写反面人物时，总要把他写得很无辜，很无奈，即使是罪恶滔天，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你要试图写一个正面人物或者具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句“高大全”或者“主旋律”就把你彻底否定了。其实这也成了一种模式，这种庸俗化的文学模式对文学更有害。
“孤独的天狗”不只在社会上某些地方是孤独的，在某些文学圈里也是孤独的。有评论家说，《天狗》讲的就是“坚守的悲剧”，这个命题是中国之痛，也是人类之痛。你看，就是狗子他在坚守，他在坚持，他不妥协。村民妥协了，村长妥协了，乡长也妥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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