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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 :寿春三叛司马夺权-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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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许配出征战士的美名，拆散民间夫妇，实际上不过征集到皇宫内院，而把宫中原有色衰的宫女，放出来嫁给战士。得到妻子的战士，未必欢喜，而失去妻子的平民，一定悲哀。或穷困（赎得妻子，债台高筑）、或愁苦（失去妻子，家破人亡），大家都心怀怨恨。一个拥有天下的君王，得不到人民的欢心，很少不陷于危险。
“而且，大军驻屯原野，有数十万人，每天的费用，不少于千斤黄金。把全国所有田赋捐税的收入，都当做军费，还不够用，何况皇宫内院那么多编制外的美女？再加上皇后妃妾跟皇太后的娘家，随便赏赐，内外浪费，开支超过军费的一半。从前，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挖掘土地，凿成湖泊（太液池），堆积泥土，建成假山（瀛洲、渐台等。参考前一○四年）。庆幸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对手跟他对抗。自从天下大乱（黄巾民变之后），四五十年以来，马不离鞍，人不解甲，强大的敌人，在边疆虎视眈眈，企图消灭曹姓皇族。陛下不战战兢兢、刻苦节约，却用全副精力，追求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宫廷御库房（中尚方）制造游戏玩物，后花园竖立承露盘，这固然可使耳目舒服愉快，但也正足以鼓励敌人大举侵犯的野心。舍弃伊祁放勋、姚重华的节俭美德，去追刘彻毫无节制的恶行，我暗中为陛下惋惜。”曹叡不理。
高堂隆病重，口述最后建议，呈递皇帝，说：“曾参有言：‘人快要死的时候，言谈充满宽厚。’（《论语·泰伯》）我的病有增无减，常恐怕突然去世，忠心无法表达，一片赤诚，请陛下稍稍察看。我曾经观察，三代（夏、商、周）政权建立后，英明的君王，上下相传，长达数百年，每一尺每一寸土地，都归他所有；每一个人民，都是他的臣僚。然而，他们的后裔姒履癸、子受辛两个恶徒，随心所欲，终于皇天震怒，君王宝座，被摧毁成为废墟。姒履癸被放逐到鸣条（河南省封丘县东。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在鸣条击败姒履癸，把姒履癸放逐到南巢【安徽省桐城县】。放逐到鸣条，误记）。子受辛的人头悬挂在白旗之上（周王朝一任王姬发，攻陷朝歌【河南省淇县】，向子受辛的尸体，发射三箭，然后下车，先用轻佩剑击刺，再用铜斧砍下子受辛人头，悬挂大白旗上。又向摇尾分子恶来的嘴巴发箭解恨，再向子受辛的两位宠姬【其中之一可能是苏妲己】的尸体，也发三箭，用轻佩剑击刺，用铁斧砍下三人人头，悬挂小白旗上），他们所坐的天子尊位，被子天乙（汤）、姬发（武）夺取，难道姒履癸、子受辛跟普通人不同？他们固也是圣明君王的后裔！三世纪二○年代时（曹魏帝国建立之初），上天曾发出警告，燕子巢中发现一只怪鸟，嘴部、脚爪、胸前全是赤红颜色，这是帝国最大的奇事（《晋书·五行志》：二二○年，未央宫有燕生鹰，口爪俱赤）。应该严防猛鹰飞扬的将领在萧墙（自己院墙）之内发难。我建议：最好命所有亲王，在他的采邑封国之内设立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全国重镇，维护首都所在的京畿，保卫皇家。上天不特别亲爱某一个人，而只看谁有德行。人民歌颂德政，政府寿命自然延长；人民怨恨，上天自然收回对旧王朝的宠爱，鼓励新王朝兴起。由这个观点可知：天下，是全国人民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曹叡亲手书写诏书，慰劳高堂隆。不久，高堂隆逝世。
二三七年 丁巳（5）
陈寿曰：
高堂隆学识渊博，头脑清楚，一心一意，帮助君王。利用天变灾异，提出劝诫警告，发于至诚，是一位忠臣。只是主张修改元旦位置（正朔），使曹姓皇族追认姚重华（虞）是他们的始祖，岂不是对他不太了解的事物，坚持过甚！
１６ 曹魏帝国皇帝（二任明帝）曹叡，对浮华不实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下诏给政务署文官司司长（吏部尚书）卢毓，说：“遴选人才，不可以根据他的知名度，‘名’这个东西，好像画在地上的煎饼，中看不中吃。”卢毓回答说：“根据知名度选拔，固然不一定能够得到奇异人才，但可以得到正常人才。正常人才接受教化，羡慕善行，然后才会受到称赞。对这种人，不应该讨厌。我愚昧的既没有能力发掘奇异人才，而我的责任又是依照正常程序，任命官职；唯一的办法是，在任职后考察他的行为，是否名实相符？古代，部属们提出建议后，君王就分派他工作，考验他的能力。可是，现在考绩制度废除，官员的任命或罢黜，完全根据舆论对他的论断，有美誉的进，有恶声的退。所以，真的假的混杂在一起，虚的实的更难分辨。”曹叡采纳卢毓建议，命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刘卲，制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考课法）。刘卲遂制定七十二条（《都官考课法》）；又厘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施行细则》（《说略》）一篇。曹叡交付文武百官研究讨论。
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崔林上书说：“《周官》上的考绩办法，十分详尽。然而，自姬钊（周王朝三任王康王）以下，逐渐废弃，这说明考绩办法，全看是不是有人执行和如何执行。两汉王朝后来衰微，难道是因为他们的考绩制度不够周密？而今，我们的武装部队，十分杂乱，增多减少，没有一定常规，无法使用同一标准。而且，好像渔网，当它不能张开时，拉它的主绳就行；好像皮衣卷毛，只要拿起领子一抖便可。皋陶（古代传说中最公正的法官）在姚重华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如果高级官员能尽到他的职责，作为文武百官的榜样，则谁敢不尽忠职守，何必考绩！”
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杜恕说：
“公开考验官员的能力，三年作一总结，是君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历经六个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两汉王朝），考绩法规，并不居于重要地位；通过七位圣人（伊祁放勋、姚重华、姒文命、子天乙、姬昌、姬发、姬旦），考绩细则，也从没有被当做经典，传到后世。我认为原因是，他们的方案虽然原则上可以作为依据，但无法作详细规定，使它无懈可击。俗语说：‘世界上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治是万能的，则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可以不需要姬弃（稷）、子契，作为辅佐；商王朝、周王朝也不必在乎伊尹、姜子牙（吕）作为助手。
“现在，主张对官员应加以考绩的人，引用周王朝、两汉王朝的做法，不过是用当初京房《考绩条例》（考功课吏法）作为蓝图（参考前三七年），可以说已阐明‘考绩’的要义。但是，如果盼望谦让风气受到鼓励，政治和睦受到推广，我认为‘考绩’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州郡政府举行任官考试时，应分为四类（一、儒学——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二、文吏——深通公文程式的官吏，三、孝悌——孝顺父母跟和睦家人，四、从政——有能力从政。参考一四三年）。考试及格之后，再向上级保举推荐，由中央征召聘请，出任跟人民直接接触的地方政府首长（指县长）；以后再根据他的功劳，擢升郡长，或者仍保持他的原职，而只增加薪俸，或加封爵位，这才是最重要的考绩。我认为，经过考试而被任用的官员，应该使他们显贵，采纳他们的建议，命他们拟定一项《州郡政府官员考绩条例》，切实执行。依照规定，应赏的一定赏，应罚的一定罚。至于中央政府的三公、部长级高级官员以及在宫廷供职的大臣，也应该就他们的职务工作，检讨考核。
“古时候的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谈论天下大事。在宫廷供职的大臣，是君臣之间沟通的桥梁，时时弥补君王的疏忽或错误，君王再小的善行都要记载，再小的过失都要纠举。天下是如此之大，人口是如此之多，一盏灯火，不可能使每个角落都得到光明。所以，君王是人的头颅，臣子则是四肢，显示同属一个整体，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完全。古人指称：‘充当栋梁的木材，绝不是一根树枝；帝王的伟大事业，绝不能靠一个人的谋略。’从此可以了解，岂有身为大臣，整天在那里办理考绩，就可以使天下太平之理。有些人既有办法保持他的官位，又没有被免职放逐的顾虑；而又有些人虽忠心报国，却遭受猜忌。社会上没有公道，邪恶的攻讦却成一时的风气。在这种情形下，即令孔丘来主持考绩，恐怕也不能有什么效果，何况一个普通的泛泛之辈！”
最高监察府秘书（司空掾）北地郡（陕西省耀县）人傅嘏说：“设立官吏，分担职务，管理人民，是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依照官位职责，去考察实践；依照法令规章，去检查督促，不过是一种细枝末节。基础还没有建立，而只管细枝末节；不知道尊崇建国大业，却把对官员的考绩，当做优先工作，恐怕无法分别贤愚，显示不出是非。”
二三七年 丁巳（6）
议论纷纷，一直无法作出最后决定，《公务人员考绩条例》竟不能实行。
司马光曰：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事是任用人才。至于谁是人才？怎么发现人才？连圣贤都感到困难。于是，只好用听到的“毁谤”和“赞誉”，作为标准。喜爱和憎恶遂主宰这个判断，善良和邪恶就混杂在一起。用考绩条例检查行政效果，一定巧诈横生，真假不明。其实，重要的是：只要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就够了。在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则部属有没有能力，就很清楚的摆在眼前，根本无所遁形。假如不公不明，再好的考绩办法，恰恰被利用做成全私欲、打击异己的工具。
为什么如此？因为大公无私，明察秋毫，出自内心；而考绩成效，根据的是外在行为。自己内心都不能正直，而竟去考核别人的行为，岂不太难！在上位的人，只要坚持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为喜怒好恶而改变立场，就很容易发现人才，并任用人才。想知道谁是饱学之士，只要他记忆的和阅读的十分渊博，谈论经典时十分精通，他就是饱学之士。想知道谁是公正法官，只要他有能力分辨真实、虚伪，使人不受冤枉，他就是公正法官。想知道谁是理财专家，只要他能使仓库充实，人民富足，他就是理财专家。想知道谁是优秀将领，只要他战必胜，攻必取，敌人害怕屈服，他就是优秀将领。至于其他文武百官，也都用这种方法考察。表面上看起来，是询问征求别人的意见，但事实上却由自己做主决定；虽然也是根据他们的外在行为，但事实上却由自己内心观察。探讨实情，斟酌形势，是一种最精密的心智活动，不可以言传，也不可以记载，怎么能够预先制定法律，而交给主管单位去办理？
有的人因为是皇亲国戚，或权贵之家，虽然没有才能，照样身居高官。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贫贱，虽然有很高才能，照样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当权人士所喜爱、所欣赏的，虽然是个坏官，也不能免职；但所恼怒、所讨厌的，虽然对国家建有功勋，也不录用。询问别人，或征求别人的意见，称赞他的和诋毁他的，各占一半，因而犹豫不能决定。考察他外在的行为，文件俱在，但没有实质，无法清楚。即令制定再完善的考绩条例，项目再细，档案再多，又怎么能够了解真相！
有人说：君王治理的范围，大者是天下，小者是一国。文武官员成千上万，一一考察，或擢升，或免职，怎么能够不交给有关单位去办而自己动手？我的回答是：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在上位，不仅仅指君王，郡长主持一郡，州长主持一州，九位部长（九卿）主持他们的一部，三公统筹全国，都用同一道理，去考察升降他们的部属。君王也用同一道理去考察升降三公、部长、州长、郡长，怎么会把事情堆到一个人身上，独任烦劳？
有人说：公务人员考绩办法，是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制定，京房、刘卲不过稍加增订而已，怎么可以废止？我的回答是：伊祁放勋、姚重华时代的官员，在位的时间都很久，受到上级的信任也很坚定，而且制定的法律也很宽大，完成工作的限期也定得很远。所以，姒鲧治理洪水，九年没有完成，然后才处罚他的罪行；姒文命（禹）治理洪水，等到九州全部平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安居，然后才奖赏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卲所主张的那样，一粒盐、一粒米的斤斤计较，早上交付任务，晚上就要求成果。有些事情，名称相同，实际却不相同，不可不加分辨。所以，并不是说对公务人员的考绩可以在伊祁放勋、姚重华时代实行，却不可以在两汉王朝及曹魏帝国实行；而是由于京房、刘卲没有认清它的根本何在，只知道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胡三省曰：
司马光的评论，非常恰当。可是，必须英明的君王才能实行。自西汉王朝以下，能够根据方案，追究实施成效的，没有一个君王比得上刘病已（刘询，西汉王朝十任帝宣帝）。刘病已能够做得那么好，并不是由于师傅传授，或高级辅佐大臣开导。司马光所谓“不可以言传，不可以记载！”真是万世名言。
柏杨曰：
法治人治之争，在中国历史上至少纠缠两千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纪之后，法治胜于人治，才成定局。司马光为人治所提出的辩护，徒供后人凭吊，已没有再批判的价值，我们自不浪费笔墨。不过，有一点却十分奇怪，这么一篇严重不合逻辑，矛盾百出的议论和对政治肤浅的认识，何以被人治派奉为经典？这是不是可借以说明儒家知识分子缺乏推理能力？假如不可以这么说的话，至少可以说，传统知识分子缺乏逻辑训练。
最可惊的是司马光认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擢升或免职，是一种最精密的心智活动，不可言传，也不可记载——不可制定条文法律。这就跟京戏“审头刺汤”中的汤勤一样：“我说人头是真，它就是真；我说人头是假，它就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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