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 作者:索尔仁尼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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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看见过姑娘们怎样绣花吗？”

　　“也许除了早年我很小的时候。在20年代。那也要被看作是有资产阶级思想。为此会在共青团会议上把你狠批一顿。”

　　“现在这是很时兴的。您竟没看到？”

　　他摇了摇头。

　　“这您有看法？”

　　“您想到哪儿去了！这是那么可爱，瞧着也舒服。我很欣赏。”

　　她一针接着一针地绣，让他欣赏。她看的是底布，而他看的是她。在黄色灯光下，她的睫毛微微泛着金光。就连露出来的连衫裙衣角也泛出一层金色。

　　“您是一只带刘海的小蜜蜂，”他悄声说。

　　“什么？”她没有抬起头来，只是皱了皱眉。

　　他重复了一遍。

　　“是吗？”卓娅似乎期待着更动听的恭维。“要是您住的那个地方谁也不绣花，那大概很容易买到绣花丝线吧？”

　　“什么，什么？”

　　“绣花丝线。就是这种线——绿的、蓝的、红的、黄的。我们这儿很难买到。”

　　“绣花丝线。我会记住的，一定去问问。要是有，我必会寄给您。要是我们那儿这种丝线有的是，那您干脆搬到我们那里去，岂不更合适？”

　　“你们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啊？”

　　“可以说是处女地。”

　　“这么说，您是在荒地上工作？您是垦荒者峻？”

　　“就是说，我到那儿去的时候，谁也不认为那是未开垦的荒地。现在倒是弄清楚了，那是处女地，垦荒者一批批到我们那儿去。等您毕业分配的时候，您就要求去我们那儿好了！毫无疑问，不会不批准的。去我们那儿肯定会同意。”

　　“莫非你们那儿真的十分糟糕？”

　　“一点也不糟糕。只不过人们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观点颠倒了。住在五层楼房的笼子里，让别人在你的上方敲敲打打。来回走动，四面八方都是广播喇叭——这被认为是好得不得了。而住在草原边上的土房子里，成为一个勤劳的庄稼人——这被认为是极其倒霉。”

　　他一点也不是开玩笑，而是带着一种疲惫的坚信不疑的神情说的，甚至不愿借助于话音之高去强调自己的结论。

　　“可那是一片荒原还是沙漠？”

　　“荒原。没有沙丘。不过还是有这样那样的草。那儿长着一种‘然塔赫’草，就是‘骆驼刺’，您不知道吗？这种草带刺儿，但是7月里会开出粉红色的花来，甚至还散发出清香。哈萨克人有上百种药都是用这种革做的。”

　　“这么说，那是在哈萨克斯坦。”

　　“嗯”

　　“他名叫什么？”

　　“乌什一捷列克。”

　　“是个村庄吗？”

　　“叫它是村庄也行，叫它是区中心也行。那里有一所医院。只是医生太少。您到我们那儿去好了。”

　　他眯缝起眼睛来。

　　“别的什么也不长吗？”

　　“不，怎么会不长呢，那里有水田作物。还有甜菜，玉米。菜园里种什么都行。当然，得付出不少劳动。月锄不离手。集市上总是有希腊人卖牛奶，库尔德人卖羊肉，日耳曼人卖猪肉。赶集的时候有多热闹啊，您去看看才好呢！人们都穿着民族服装，骑着骆驼去赶集。”

　　“您是农艺师？”

　　“不。土地规划员。”

　　“可您究竟为什么要住在那儿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摸了摸鼻子：

　　“我很喜欢那里的气候。”

　　“那儿交通很不便，是吗？”

　　“为什么？通汽车呢，要多少有多少。”

　　“可我究竟到那儿去做什么呢？”

　　她斜着眼睛看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他们聊天的这段时间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相貌显得和善了些。

　　“您？”只见他前额的皮肤往上一抬，仿佛准备祝酒似的。“您怎能知道，卓英卡，在地球的哪一个点上您会是幸福的，在哪一个点上您会是不幸的？这谁能说自己心中有数？”

　　
　　









第四章　病号的焦虑

　　手术病人，就是说应予手术切除肿瘤的那些病人，由于楼下病房的床位不够，也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楼上，同放射科病人，即规定用放射线疗法或化学疗法治疗的病人混在一起。因此，每天上午楼上的病房都有两次巡诊：一次是放射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另一次是外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

　　但2月4日，星期五，是动手术的日子，外科医生没到病房巡诊。而放射科医生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汉加尔特，开完碰头会以后，也没有马上去巡诊，只是走到男病房门口，往里面瞧了一眼。

　　汉加尔特医生个儿不高，但很苗条。她之所以让人觉得十分苗条，是因为她的腰身特别纤细。她那按老式在脑后盘成髻子的头发，比黑色浅些，但比褐色深些，也就是有人主张采用“栗色女郎”一词的那种颜色，其实可以称做黑褐色——介乎于黑色与褐色之间。

　　艾哈迈占看见了她，高兴地向她直点头。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读一本大书，这时正好抬起头来，从远处向她行了个礼。她朝他俩微微一笑，并举起一个指头，像人们告诫孩子那样，让他们在她离开之后安静地呆着。她随即闪开门口，走了。

　　今天，她应当跟放射科主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东佐娃一起，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到各个病房巡诊，但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被院长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叫去后还没回来。

　　东佐娃只是在自己一周一次的巡诊日子里，才不得不放下爱克斯光片子的分析诊断工作。平日，上午最宝贵的头两个小时，也是眼睛最敏锐、头脑最清楚的时候，她总是跟当班的住院医师一起坐在荧光屏前。她认为这是自己工作中最复杂的一部分，20余年的工作经验使她懂得，诊断方面的错误会付出怎样昂贵的代价。放射科里她手下有3个医生，都是年轻妇女，为了使她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比较全面，不使其中任何一人缺乏临床实践，东佐娃采取轮流的方式要她们在门诊部、放射诊断室各待3个月，再在住院部当3个月主治医生，如此周而复始地持续。

　　汉加尔特医生现在正处在这第三阶段。这里最主要、最危险而又研究得最不够的是掌握恰当的照射量。没有那样一条公式，根据它可以计算出哪一种照射强度和照射量对某种肿瘤有最大的杀伤力，对身体的其余部分则危害最小，公式是没有的，而只能凭经验、凭感觉并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行事。这也是一种手术，只不过是用光做的，肉眼看不见，时间也拖得比较长。不破坏、不杀死正常的细胞是不可能的。

　　主治医生的其他职责只要求按部就班地执行：及时指定化验，检查化验结果，并做好30份病历的记录。任何医生都不愿意填写表格，但是激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愿意接受，因为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她有自己的病号——不是屏幕上那淡淡的明暗线条的交织，而是自己一直负责治疗的活人。他们信任她，每每期待她那带来慰藉的话语和目光。当她不得不移交主治医生职责的时候，她总是舍不得离开她尚未治愈的那些病人。

　　值班护士奥林皮阿达佛拉季斯拉沃夫娜，是个上了年纪。头发斑白、看起来比某些医生还有风度的体态端庄的女人。她通知各个病房，让做放射治疗的病号不要走开。而那个大的女病房里的人仿佛等的就是这个通知——身穿同一种灰色病号长衫的女人们立即一个接一个地到楼下去：看看卖奶油的老大爷来了没有，送牛奶的那个老大娘来了没有；从医院台阶上向手术室的窗子里边看上几眼（窗子下半部分涂了白色，但透过上半部分看得见外科医生和护士的帽子以及明亮的顶灯）；在水池子那儿刷刷罐子；探望一下熟人什么的。

　　不仅仅是她们那注定要挨手术刀的命运，而且还有这些灰色的、穿旧了的、即使在相当干净的时候看起来也不整洁的绒布病号长衫，使这些女人与女人的本份和女性的魅力绝了缘。长衫谈不上什么款式，它们都是那么肥肥大大，每一件都足以把任何程度的胖女人裹起来，袖子也是毫无式样的肥筒子。还是男病号的那种白色与粉红色相间的条纹上衣像样些；女病号不发连衫裙，只发这种没有钮绊和扣子的长衫。有的人从下面缝短一些，有的人将它放长一些，大家一律束着绒布腰带，为了不致露出衬衣，还都用手把两边衣襟往胸前拽。受到疾病折磨的这种女人，身穿如此寒沙的长衫，是不会唤起任何人的愉快眼神的，这她们自己也知道。

　　而男病房里，除鲁萨诺夫以外，所有的病号都安静地等候着医生来巡诊，很少走动。

　　那个乌兹别克老头儿，集体农庄的看门人穆尔萨里莫夫，像往常一样戴着自己那破旧不堪的小圆帽，直挺挺地仰卧在铺好了的被子上面。此时大概他已感到高兴，因为咳嗽不再折磨他。他把两手叠放在感到呼吸困难的胸口上，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他那古铜色的皮肤包着的几乎只是一具骷髅：看得出鼻梁、颧骨以及山羊胡子后面的尖下巴骨。他的耳朵簿得只剩两片扁平的软骨。他只要再干缩和变黑一点点，便会成为一具木乃伊。

　　他旁边的那个中年人，哈萨克牧民叶根别尔季耶夫，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盘着腿坐在那里，就像坐在自己家里的地毡上一样。他那有力的大手托着大而圆的膝盖。他那结实的身体如此岿然不动，即使在静坐时偶尔微微摇晃，也无非像工厂的烟囱或水塔那样有点微震而已。他的肩膀和脊背把上衣绷得紧紧的，肌肉发达的臂脱几乎撑破了袖口。他住进这所医院的时候，嘴唇上有一处不大的溃疡，在这里经过照射之后变成一个暗红色的大痴，使他的嘴张不开，吃喝都受到阻碍。但他没有坐立不安，既不焦躁，也不叫喊，而总是慢条斯理地把盘子里的饭食吃光，而且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眼睛不看任何地方。

　　再过去，靠门的一张病床上，16岁的焦姆卡伸直了自己的那条病腿，不停地用手掌在抚摸和按摩小腿上使他不得安宁的地方。他像一只小猫，蜷缩着另一条腿在看书，其他什么都不在意。不是睡觉和接受治疗的时间，他基本上都在看书。化验室里有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柜，女主任特许焦姆卡自己进去换书，不必等整个病房轮到换书的时候才换。现在他看的是一本浅蓝色封面的杂志，但这本杂志不是新的，而是被翻得很旧，封面被太阳晒褪了色——化验室的这个书柜里没有新出版的书刊。

　　普罗什卡则十分认真地辅好了自己的床，没有一道皱折，没有一个小坑。他把两腿垂到地上，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很有耐心，像完全健康的人。他也的确完全健康——在病房里对什么也不抱怨，外表也没有任何疾患，黝黑的脸颊呈现出健康的面色，额发梳得光溜齐整。小伙子去哪儿都称得上一表人才，哪怕去参加舞会。

　　他旁边的艾哈迈占，由于找不到对手，就把棋盘斜放在被面上，自己跟自己下跳棋。

　　脖子上缠着硬壳似的绷带、脑袋不能转动的叶夫列姆，没有在通道上走来走去惹人心烦，而是用两个枕头把背后垫高，一直在看昨天科斯托格洛托夫硬塞给他的那本书。诚然，他很少翻动书页，别人还会以为他拿着书在打瞌睡呢。

　　而阿佐夫金，还是那么痛苦难熬，像昨天一样。他也许一夜没合眼。窗台上和床头柜上散扭着他的东西，被褥也乱七八糟。他的额头和两鬓沁出了汗珠，体内的阵阵疼痛全部反映在蜡黄的脸上。有时，他弯着腰站在地板上，胳膊肘支着床，就那么呆着。有时，他两手捂住肚子，身体弯成两截。在病房里他已有好多天不搭话了，关于自己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在央求护士和医生多给点鼓的时候他才肯于开口。一旦有家属来看他，他就要他们再去买一些在这里看到的那种药。

　　窗外是阴沉沉的天，没有风，灰漾涝。科斯托格络托夫早晨做过照射治疗回来之后，问也不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把自己上方的通风富打开了。一股湿润但并不寒冷的空气从那里挤了进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担心肿瘤着凉，就把脖子裹了起来，坐到墙边。这些听天由命的人是多么麻木不仁，简直跟木头一样！看来，这里除了阿佐夫金，谁也没有真正的病痛。好像是高尔基说过，只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才有资格享有自由。恢复健康这件事也是如此。至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早晨他就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挂号处刚刚开门，他便往家里打电话，把夜里的决定告诉了妻子：通过一切渠道设法转到莫斯科去，而不能在这里甘冒风险，害了自己。卡色很会走门路，想必正在活动。不消说，这是一种怯懦的表现：被一个肿瘤吓慌了神，还到这里来住院。说起来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从昨天下午三点到现在，甚至连一个人也没有来摸一摸，看看他的肿瘤是否正在扩大。谁也没送药来。床头上挂一张体温卡也就了事了，这只能安慰傻瓜。不行，我们的医疗机构还需要整顿再整顿。

　　医生们终于露面了，但她们还是没有走进病房，而停在门外，在西市加托夫那儿站了很久。西布加托夫把后背的衣服擦了起来，让医生们看。（与此同时，科斯托格格托夫把自己的书藏到了褥垫底下。）

　　不过后来她们还是走进了病房，有东佐娃医生，汉加尔特医生和一位手拿记事本、臂肘上搭着一条毛巾的体态端庄、头发花白的护士。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一齐进来，总是会引起一阵紧张。恐惧和希望的浪潮。来者的长衫和帽子愈白，表情愈严肃，病号的那三种感受就愈强烈。其中表现最严肃、最庄重的是护士奥林皮阿达佛拉基斯拉沃夫娜，对她来说，巡诊就跟祈祷仪式之对于助祭是一样的。她是这样一个护士，认为医生高于普通人，认为医生什么都懂，从来不犯错误，其嘱咐也无不正确。所以，任何医瞩她都怀着一种近乎幸福的感觉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