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 作者:索尔仁尼琴-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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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尔施塔德街，”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缓慢地回答，声调哀怨但又略带欣慰。“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那时您几岁？”

　　“14岁。”

　　“您什么也不记得吗？”

　　“很少。

　　“您不记得？那时就像发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门敞开着，有人过去，拿了东西又离开，谁也不问谁。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记得了？”

　　“不，我记得。但可耻的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学校里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是有益的。”

　　有如被经绳勒紧了的母马，这位渐渐变老的护理员把脑袋上下移动着说：

　　“关于围困时期——谁都会讲！关于围困时期——长篇叙事诗也有人写！这都是允许的事情。可是围困时期以前呢，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这样在盆里坐热水浴，卓姐就坐在这个地方，而奥列格也像今天这样，坐在这张小桌子旁边，他们在这盏台灯下交谈——不也是谈围困吗？

　　至于围困时期以前，那座城市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奥列格叹了口气，弯着臂肘斜托脑袋，心情沮丧地望着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惭愧，”他轻声说。“为什么在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头上时，我们就无动于衷？人的本性怎么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惭愧的是，他把感受这样的折磨着得比帕米尔的顶峰还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不能少于什么？仿佛生活的意义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乡既没有苦痛，也没有幸福。

　　心中感到惭愧，但也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这之前，有那么几年，”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回忆道，“曾勒令贵族迁出列宁格勒。大约也有10万人，而这曾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了吗？其实，当时那里剩下的算是什么贵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怜巴巴的。我们明明知道，却眼睁睁地看着，无动于衷：反正没碰到我们自己。”

　　“你们也就买了他们的钢琴？”

　　“可能买下了。当然，买了。”

　　这时奥列格才算看清楚了，这个女人还不到50岁。可是单从表面来看，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从白头巾里边垂下的一绝头发也跟一般老人的头发一样平直，已卷曲不起来。

　　“那末，你们是什么时候被迫迁走的？由于什么？定成了什么？”

　　“能由于什么呢？还不是叫做社害么。或者叫做社危——社会危害分子。这属于特殊条款，不用审讯，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做什么的？”

　　“普通老百姓。音乐厅里的一个吹长笛的。喝醉酒爱发议论。”

　　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早衰的老妇，也是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知识妇女，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丈夫而孤立无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定的帮助，给她的儿子指点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们很熟的一户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口，也就不停地讲下去了，“有两个大孩子，儿子和女儿，都是富有热情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们全家突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子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请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

　　奥列格驼起了脊背，瘦削的肩头突到前头，脑袋耷拉着。

　　‘根多人都写了……”

　　“是的。可是这兄妹俩说：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把团证往炉子里一扔，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流放地。”

　　西市加托夫那里有了动静。他攀位床架子，正在从坐盆里站起来。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急忙过去把那盆水端走。

　　奥列格也站起身来，在上床睡觉之前，他必然要到楼下去走一趟。

　　在楼下走廊里，他从焦姆卡所住的那间小屋的门前经过。跟焦姆卡同住在这间屋子里的另一个病人，做过手术以后于星期一死了，现在那个床位安排给刚开过刀的舒卢宾了。

　　这扇门一向关得很严实，但现在却虚格着，里边黑洞洞的。晦暗中可以听到很困难的呼啸声。而护士一个人影也不见：她们要么在别的病人那里，要么睡觉去了。

　　奥列格把门缝开大些，探头过去。

　　焦姆卡睡着。这是舒卢宾呻吟时发出的呼啸声。

　　奥列格进去了。走廊里的幽光从半开着的门洞透进去一点点。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呼吭声停了。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不舒服吗？”

　　“啊？”猛然发出的这一声也像是呻吟。

　　“您不舒服吗？…要不要给您拿点儿什么？……要开灯不？”

　　“是谁啊？”由于惊恐而引起一阵咳嗽，接着又是不停地呻吟，因为咳嗽把他震痛了。

　　“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奥列格。”他已经走到床前弯下腰来，开始辨认枕头上舒卢宾的大脑袋。“要不要给您拿什么来？让护士来吗？”

　　“不——需——要，’将卢宾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

　　他没有再咳嗽，也没有再呻吟。奥列格对屋子里的晦暗愈来愈适应了，甚至能分辨出枕头上的想发。

　　“我不会整个儿死去，”舒卢宾喃喃地说。“整个儿我不会死去。”

　　看来，他在说胡话。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被子上摸到一只发烫的手，轻轻地拍了拍：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会活下去的！坚持住，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一小块碎片，是吗？……是一小块碎片吧？……”病人在喃喃自语。

　　这时奥列格领悟到，舒卢宾并没有说胡话，甚至还认出了他，而且再次提起手术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他曾说过：“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您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第三十五章　创世的第一天

　　大清早，别人都还睡着的时候，奥列格就悄悄地起来了，按要求铺好了床——把被套叠得方方正正，穿上了沉重的皮靴，跟着脚走出病房。

　　图尔贡坐在炉上桌旁趴着睡觉——两手交叉叠在一本翻开的教科书上，黑发浓密的脑袋搁在胳膊上。

　　楼下的一个女工友老妇为奥列格开了浴室的门，他在那里换上了自己那已有两个月不曾穿过、变得有点陌生的衣服：一条旧的军人马裤、一件半毛的军装上衣、一件军大衣。奥列格在劳改营里的时候，这些衣服也都存放着不穿，所以还没有完全磨破。他冬天的娼子不是军帽，是到了乌什一捷列克以后才买的，由于尺码太小，脑袋被箍得很紧。这一天想必会比较暖和，奥列格决定索性不戴帽子，因为戴上了之后他就真像个稻草人了。他的皮带也不是束在军大衣外边，而是束在军大衣里边的军装上衣上，这样，走在街上，他那样子还会使人觉得是个复员军人，或者是个从禁闭室里逃出来的士兵。他把帽子装在行李袋里，这只从前线带回来的粗布口袋已经很旧了，上面油迹斑斑，一处曾被青火烧穿，另一处是弹片窟窿的补丁，当初是奥列格的姑妈把它送到监狱里来的，因为他要求不把任何好的东西送到劳改营去。

　　不过，刚脱下病号服以后，就连这样的打扮，也使他显得气派、精神，似乎很健康。

　　科斯托格洛托夫急于尽快离去，免得被什么事情耽搁。那和善的女工友老妇极去插在外门门把上的闩，放他出去。

　　他迈到台阶上，停了下来。吸了一口尚未受到任何干扰和未被搅浑的清新空气！他仔细一看，眼前是一个绿意渐浓、充满了生机的世界！他把头抬高一点，只见已经醒来、但却藏在什么地方的太阳把天空映得一片鲜红。他把头昂得再高些，则见满天都是纺锤形的卷积云朵，这真是千百年精心琢磨而成的工艺品啊，可惜的是总共只有几分钟的工夫就要飘散，仅有不多的几个仰视的人才能欣赏到，也许，这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一个人。

　　而一只炯炯闪亮、姿态优美而清晰可见的小舟，正在漂越泛着碎锦、花边、羽毛、泡沫的云海，那是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弯残月。

　　这是创世日之晨！世界之所以重新创造，仅仅是为了欢迎奥列格归来：往前走吧！活下去！

　　仅仅有镜子般明净的月亮，还不能算是映照恋人的新月。

　　由于幸福，奥列格脸上绽开了笑容。他不是笑对任何人，而是笑对天空和树木，满怀即使是老人和病人也会沉浸其中的那种早春清晨的喜悦，顺着熟悉的路径走去，除了扫院子的一个老头儿以外，没遇见任何人。

　　他回头看了看癌症楼。这座被几株高高的、尖顶呈金字塔形的白杨半掩映的，由浅灰色的砖头一块块砌起来的建筑物，70年来一点也没变老。

　　奥列格一路走，一路向这医疗中心的树木告别。械树上已挂起一串串耳坠似的柔黄花序。樱桃李也已开出第一批花儿——白色的，但在樱桃李的叶子映衬下花儿看起来是淡绿色的。

　　然而杏树这里却一棵也没有。据说，杏树已经开花了。到老城可以好好看看。

　　在创世的第一个早晨，谁做事会都那么合乎逻辑？奥列格把原先的计划统统推翻，想出一个极其荒唐的主意：此刻，趁大清早，马上坐车去老城看杏花。

　　他走出病人不得逾越的大门，看到电车调头处的广场上几乎空无人影，当初，他被正月的寒雨淋得浑身湿透，带着沮丧绝望的心情，就是从那里走进这座大门，准备死在里面的。

　　这次走出医院的大门，对他来说，何异于走出牢门？

　　在奥列格赖着住院的一月份，噪音刺耳、摇晃颠簸、挤得要命的电车使他受尽了折磨。而现在，他舒舒服服地靠窗坐着，甚至电车的轧轧声响也使他感到愉快。乘电车是一种生活，是一种自由。

　　电车慢慢地从桥上穿过一条河。桥下，根脚不稳的一棵棵柳树弯着腰，它们那里向黄褐色急流的枝条已坦然吐青了。

　　便道旁的树木也披上了新绿，但还没有使自己遮住一排排平房——那是由不慌不忙的人们不慌不忙地建造起来的相当牢固的砖瓦房。奥列格怀着羡慕的心情望着：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多幸福啊！电车经过的街区都很漂亮：人行便道宽敞，林前马路开阔。是啊，在一个玫瑰色的早晨，哪个城市会不使人悦目赏心！

　　街区的面貌渐渐变换：已不见林荫马路了，街道两旁互相靠拢，窗外掠过一些不讲究美观和牢固的简易房屋，这大概是战争前夕匆匆盖起来的。就在这一带，奥列格看到一条街道的名称似曾相识。

　　怪不得有点熟呢：卓姐就住在这条街上！

　　他掏出纸质粗糙的小记事本，找到了门牌号码。他又向窗外望去，并趁电车放慢速度的当口看到了那所房子：窗户规格不一的一座两层楼房，大门一直洞开着，也许已彻底毁坏，院子里还有几间耳房。

　　对，就在这儿。可以下车了。

　　在这座城市里，他并非无家可归。他被邀请到这儿来，被一位姑娘邀请！

　　可他继续坐着，可说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车身的颠簸和轰响。电车里仍然没有挤满乘客。在奥列格的对面，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乌兹别克老人，他样子非同一般，像是一个老学究。他从女售票员手中接过车票后，把它卷起来插在耳朵里。他就这样坐着乘车，耳外露着粉红色的小纸卷儿。在进入老城的时刻，奥列格由于看到这样一个并非别出心裁的细节而益发感到心情愉快和舒坦。

　　街道显得更窄了，一些矮小的房子鳞次栉比。再过去，房屋连窗户也没有了，惟有一堵墙干打垒式的高高土墙，即使有房子高于土墙，也只看见用粘土抹得光滑的无窗户的房子背面。土墙上只有小门或月洞——低低的，得猫着腰才能进去。从电车的踏板下到人行道只须一跳，而这里的便道窄得仅有一步宽。整个街道的宽度也只容得下一辆电车行驶。

　　这大概就是奥列格所要去的那个老城。只不过光秃秃的街上什么树也没有，更谈不上开花的杏树了。

　　不能再丢失机会了。奥列格下了车。

　　现在他仍然能够看到刚才那种景致，所不同的只是由于步行而速度慢些。在没有电车吱轧当脚的响声情况下，听得见一种敲打钢铁的声音。不一会儿，奥列格看见一个头戴黑白小圆帽、身穿黑市棉袍、腰束粉红围巾的乌兹别克人。那人蹲在当街，把单线电车道的一条路轨当砧子，用锤子敲打自己那把月锄的边缘。

　　奥列格停住了脚步，感慨不已：瞧这原子时代！直到现在，这里也跟乌什一捷列克一样，钢铁在生活中还是那么稀罕，竟找不到比铁轨更合适的砧子。奥列格注视着他，看这个乌兹别克人在下一辆电车到来之前是否来得及敲完。可是这个乌兹别克人一点也不着急，他细心敲打，而当电车带着隆隆的响声从下面开上来的时候，他就往旁边闪开半步，等车过去之后就又蹲下来。

　　奥列格望着这耐心的乌兹别克人的脊背，望着他腰间那粉红色的围巾（这围巾把天空全部粉红色都吸收了，天空已变得碧蓝）。跟这个乌兹别克人他连两句话都说不上，但感情上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