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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反经-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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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之得也；义者，天地万物之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之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谓之大仁。”文子曰：“夫人无廉耻，不可以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杀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盗者，不能使人有廉耻。故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诸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得也。”又曰：
“夫义者，非能尽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从；暴者，非能尽害海内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
【译文】
＇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大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由于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候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周武王问粥子：“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粥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厉是基本手段。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厉，严厉不能象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厉的方法不如象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
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的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经文】
积於不涸之仓，务五谷也。
＇ 晁错说汉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减乎古，无尧、汤之水旱，而蓄积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遗利，人有余力，生谷之上未尽垦辟，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当今之务，在放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人有钱，粟有所余，而国用饶足。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乡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毋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朝，为天下先，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
《盐铁论》曰：“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
有山海之货而人不足於财者，不务人用而淫巧众也。”＇
【译文】
要想使粮仓内的粮食储蓄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而且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的劳力过剩，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其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标准。应当招募百姓到边疆去从事农业生产。凡是能这样做的，平民百姓可以让他们升官，有罪判刑的可以免罪。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有了富余，国家就一定会财源富足。不过三年，边疆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
汉景帝下诏说：“制作只供玩赏、装饰一类的东西，将损害农业生产；华丽的刺绣只能消耗丝线，将影响成衣制作。农业受到损害将导致饥荒，缝纫受到损害就要挨冻。饥寒交迫而不为非作歹，难啊。我要亲自耕作，皇后要亲自采桑养蚕，以供奉宗庙，来带动大下民众，希望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生产，使丝绸和粮食都有积蓄，以备灾荒。”
晁错写的《盐铁论》说：“国家有肥沃、富饶的田野而人民却食物不足，是由于工商业发展了，而田野却荒芜了；有丰富的山林江海物产而人民却资财不足，是由于不致力于生产百姓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却过多地制作那些奢侈奇巧的东西。”＇
【经文】
藏於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劝农桑，益种树，可克衣食物。吏发人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罪同。”
《申鉴》论曰：“人不畏死，不可慑之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之以善。
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也。”＇
【译文】
要想使府库里财富储备永不柘竭，就必须大力种植桑麻，饲养六畜。
＇汉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要命令各郡县和诸侯各国奖励农业生产，种桑养蚕，多植树造林，这样就可以保证人民大众的衣食日用。官吏有征发、雇佣人开采黄金珠玉的，要按采集的数量多少与坐赃论罪；对盗窃千石以上的粮食而知情不报的要以与盗窃同罪论处。”＇
荀悦所写的《申鉴》中说：“不怕死的人用治罪来恐吓他，是不会起作用的；不热爱生命的人，无法用做好事来勉励他。执政的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稳定人心。”
【经文】
下令於流水之原，以顺人心也。
＇尉缭子曰：“令，所以一众心也。不审所出，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也。出令之法虽有小过，无更，则众不二听，即令行《尹文子》曰：“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此令不行者也。
故为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
文子曰：“治国有常而利人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也。”＇
【译文】
必须针对治乱之根源制定方针政策，以顺应民心，方才有效。
曾与商鞅一同参与秦国变法的尉缭子说：“颁布法令是为使万众一心。
假如在其出台时不反复审度，出台后又多次更改，那么法令即使颁布了，群众也不相信。所以凡是颁布的法令，即便有所不足，也不要随便更改。这样，人民群众就不会无所适从，三心二意，法令就会得以贯彻执行。”
战国时的尹文在其所著的《尹文子》一书中说：“父亲给儿子下的命令，有的会照办，有的却不会。比方说命令他：‘赶走尊贵的妻子，卖掉喜爱的小妾。’儿子肯定会照办，因为他想再娶新欢；如果说：‘你不许有怨恨。
你不许有思想。’这肯定不听。因为这无法做到。由此可知，作为最高决策者，对待法令的颁布一定要慎之又慎。”
文子说：“治理国家有其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为出发点。
政治与教化有其最基本的规律，那就以令行禁止为最高原则。”＇
【经文】
使士於不诤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
＇ 孙卿曰：“相高下，序五谷，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当理，事必当务，然后君子之所长。”
文子曰：“力胜其任即举之，不重也；能务其事则为之，不难也。”＇
【译文】
使用官吏，必须选择那些不争权夺利的人，同时要使人民大众各自做他们所擅长的事。
＇荀子说：“察看地势高低，安排播种五谷，读书人不如农民；流通货源，掌握行情，读书人不如商人；搞技术设计，准备器材，读书人不如工匠。至于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以便恰当地任用他们，量能而安排官职，说话合情合理，做事能抓位要害，这却是读书人的特长。”
文子说：“对其所承担的职责能胜任的就推荐他，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负担；能专心致志去做的事就让他去做，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困难。”＇
【经文】
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
＇议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札也。”故三军大败，不斩；狱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致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未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而商、韩见其如此，因曰：
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故仲长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矣。＇
【译文】
明确告诉人民群众死路是什么，这是为了树立国家法律之威严。
＇孔子说：“当权的丧失道义却杀部下，这是不符合礼义规范的。”所以三队大败，不斩将领；有法不依，不能动用刑罚。为什么呢？因为当权者对人民没有进行教育，责任不在民众。蔑视法律而自取灭亡的是盗贼；横征暴敛的是暴君；不预先告戒民众，却责备求全的是民贼。政治制度没有这三种弊端，然后才能实行法治。宣传文明道德来使人民心悦诚服，这样做行不通，那么就树立有德行的人作为榜样来教育人民；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那就证明世风日下，仍然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这就得用刑罚严励制裁了。”
东汉袁安说：“仁、义、礼、智，是法律的基础，法、令、刑、罚，是政治的延伸。没有基础，法治就无从建立，没有派生的东西，政治制度就无法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实施以文明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须以仁义礼仪教育人，然后以有教养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给以示范，使人迁恶向善，使人民群众每日每时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行动。儒家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他们不明白对下面实施法治，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实施法治，是为了扬善抑恶，提倡文明，禁止荒淫。
这是治国原理的关键。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只须推行法治即可。结果因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人民产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愤怒。有仁义而无刑法，人民就会轻慢，邪恶就会随之产生。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实现，双管齐下，二者并重，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所以东汉未哲学家仲长统说：“从前秦国因商殃变法，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云从响应。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
南北朝史学家桓范说：“夏桀、商纣使用刑罚，不是把人做成肉酱，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因此灭亡。就是因其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说，法律是以仁的宽恕作为本体，以义作为断案依据。
由此可以明白，孙子所说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就是这个道理。＇
【经文】
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
＇《吕氏春秋》曰：“夫信立则立，可以赏矣，六合之内皆可以为府矣。
人主知此论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
徐于《中论》曰：“天生蒸民，其情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立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当赏者不赏而当罚者不罚，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则为恶者轻放国法而恬其所守。
苟如是，虽日用斧钱放市，而人不去恶矣；日赏赐爵禄朝而人不兴善矣。”
蜀张裔谓诸葛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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