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反经-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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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都甘愿为他尽忠效命。依我看，刘备的谋略不可测度。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代之患。’应当尽快把他杀了。”可是曹操当时正在招揽天下英雄，一心想让天下人相信他是最讲信义的，所以没有听郭嘉的话。

　　【经文】

　　＇是曰：＇《家语》曰：子路问孔子曰：“请释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东夷慕诸夏之礼，有女而寡，为内私婚，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矣。仓吾娆取妻而美，让与其兄。让则让矣，然非礼让之让也。今子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为是乎？”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书》云：“事弗师古，以克永代，匪说攸闻。”

　　＇非曰：＇赵武灵王欲胡服，人子成不悦。灵王曰：“夫服者所以使国，礼者所以使事。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临越之人也；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易而礼易。是以圣人谋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谋可以便其礼，不法其故。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离教，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迩之服，贤圣莫能同。穷乡多异俗，曲学多殊辩。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恶变服之名，以忘效事之实，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

　　＇是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非曰：＇孟子曰：“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译文】

　　＇正方：＇《孔子家语》记载说：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如果抛弃古人的伦理道德，只凭我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去行动，可以吗？”孔子说：“不可以。从前东方没有教化的人仰慕华夏的礼仪制度，有的女子成了寡妇之后，为她暗中招个夫婿，但是终身不让改嫁。不改嫁是不改嫁了，可是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贞节的真正含义。仓吾这个地方有位叫娆的人娶了个妻子十分美丽，就把妻子让给了他哥哥。让是让了，可是这种做法并不是出于礼义的谦让。现在你想抛开古人的伦理规范，只按你自己的心愿做事，焉知你不是想把自己错误的当作正确的推行呢？”

　　古语说：“改变古人的礼义，搅乱代代相传的常规，不是死就是亡。”

　　《尚书》说：“行事不师法古人，而想使国家能世代相传，从来没有听说过。”

　　＇反方：＇赵武灵王想改穿胡人服饰，他叔父公子成对此很不高兴。赵王说：“衣服穿戴，是为了生活方便，有利于国家；礼仪法规，是为了办事方便。圣人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因地制宜，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礼仪法规，所以才会给人民带来利益，使国家富裕强大。剪发文身，衣襟向左开，这是越国一带人民的风俗；染黑牙齿，在额头上涂梁花纹，用河豚的皮粗劣地缝制帽子，这是吴国一带人民的风俗。所以说礼仪服饰虽然不同，但为方便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使用的东西自然也两样，事情在变化，礼尚自然也要变化。因此圣人只追求能使国家便利的总体策略，而绝不会在贯彻使用时固定不变；只追求怎样使其礼仪法规执行起来更方便，绝不会食古不化。老师可以是同一个人，但学生可以来自生活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地方。

　　中原地区的国家尚且可以礼仪制度相同，而文化习俗不同，更何况是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人民呢？所以舍弃还是保留，即使是智者也不能强求；远近服饰的差异，圣贤也不能统一。穷乡僻壤的民情风俗大多千奇百怪，邪辟玄妙的学说大多不同凡响，雄辩谲异。现在叔父所谈的是一般的习俗，我所说的，是想造成一种新的习俗。叔父讨厌改变服装的样式，可是却忘了有利于办事效果这一事实。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啊！”赵武灵王的一席话说服了公了成，于是他也穿起了胡服。

　　＇正方：＇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

　　＇反方：＇孟子说：“天的法则是遵循它就会成就大事，改变就会脆弱消亡。所谓遵循天道，就是遵循人的情志。”

　　【经文】

　　＇是曰：＇李寻曰：“夫以喜怒赏诛，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设上农夫欲今冬田，虽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于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人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桴鼓之相应也。”

　　＇非曰：＇太公谓武王曰：“天无益于兵胜，而众将所居者九。自法令不行而任侵诛；无德厚而用日月之数；不顺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无智虑而候氛气；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归过于时；敌人怯弱不敢击而信龟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以决胜败。故明将不法。”司马迁曰：“阴阳之家，使人拘而多忌。”

　　范晔曰：“阴阳之道，其弊也巫。”

　　【译文】

　　＇正方：＇李寻说：“假如只凭一时高兴还是恼怒，而不是根据形势来奖赏或是惩罚，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和仁爱，也不能使天下和平安宁。谈论历史，必须是对现实有所裨益，才算得上善于论古；谈论天道，必须是对人事有所启迪，才算得上是懂天意。假如一个高明的农夫突发奇想，要在严冬季节耕种田地，即使他光着膀子精耕，汗流满面地播种，也不会长出庄稼。这倒不是没有用心，而是违背了节令。”《周易》说：“该停止的时候就停止，该行动的时候就行动，一静一动都不失时机，前途才会光明。”《尚书》上说：

　　“只因为我们崇敬天道，所以上天才赐予我们时间。所以古代的帝王尊重天地和阴阳的变化，遵守四季节气，再用良好的政治去顺应它，因此祥和之气马上就能到来，这就象用鼓槌敲鼓，击之即应一样。”

　　＇反方：＇姜太公对武王说：“上天对战争胜负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战争胜利的因素，将领所起的作用占九成。军法、号令执行不下去，反而随意杀戮无辜；不以厚德待人。而是一味依赖阴阳术数；不根据敌军实力强弱，而是寄希望于天命；不靠智谋取胜，而是依据天象决定行动；不是鼓舞士气，而是希望上天赐福；不了解地形却埋怨天时不利；敌军畏怯，却不敢英勇进击，而是观看龟策占卜是凶是吉；士卒不勇敢不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拜祭鬼神；由于埋伏不巧妙因而让敌人轻易溜掉，凡是种种，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一切天地鬼神，看不见，听不到，是不能决定胜败的，所以英明的将领从不师法。”司马迁说：“阴阳家容易使人束手束脚，瞻前顾后，多所忌讳。”

　　范晔说：“阴阳法术的弊端是装神弄鬼。”

　　【经文】

　　＇是曰：＇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其怀邪，智益为害。”

　　＇非曰：＇夫人主莫不爱已也。莫知已者，不足爱也。故桓子曰：“捕猛兽者，不令美人举手；钓巨鱼者，不使稚子轻预。非不亲也，力不堪也。奈何万乘之主，而不择人哉？故曰：夫犬之为猛，有非则鸣吠，而不遑于夙夜。

　　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爱其主，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急者，智不足也。

　　＇是曰：＇语曰：“巧诈不如拙诚。”

　　＇非曰：＇晋惠帝为太子，和峤谏武帝曰：“季世多伪，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忧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从，后惠帝果败。

　　＇是曰：＇《左传》曰：“孔子叹子产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而不为功。慎辞也哉！’”《论语》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非曰：＇汉文帝登虎圈，美啬夫口辨，拜为上林令。张释之前曰：“陛下以绛候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又问曰：“东阳候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亡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口辨，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影响，举错之间，不可不审。”帝乃止。

　　【译文】

　　＇正方：＇西汉人翼奉说：“治国之道的要害在于了解下属的邪正。人若诚实正派，即使有点愚笨也可以任用。若心术不正，越聪明反而越会坏事。”

　　＇反方：＇凡是人主没有不爱自己的。那些不了解自己的人，不值得爱。

　　所以桓玄说：“捕猛兽的事，不能让美人去干；钓大鱼的事，不能让小孩子去做。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他们能力有限不能胜任。何况是一国之君，哪能不择人而用呢？拿猛犬来说吧，其所以厉害，是因为它，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有非常情况便狂吠不已。它对主人的服务，可以说自觉到极点了吧？

　　然而能不能说这样就很好了呢？从前宋国有家卖酒的，酒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他家养的狗太厉害的缘故。那只狗只知道爱它的主人，却不知为主人考虑顾客因怕它不也来卖酒，酒放酸卖不出去会使主人生活困难的问题。这是因为狗的智力有限。所以说，做国王的不能用低能的人。”

　　＇正方：＇古语说：“做人乖巧狡诈不如笨拙诚实。”

　　＇反方：＇晋惠帝被立为太子时，中书令和峤向晋武帝进谏说：“皇太子虽然仁信纯朴，但现在世道险恶，他不具备君王的素质，恐怕将来无法应付险恶的局面，继承不了陛下的基业。”晋武帝不听，后来晋惠帝果然使国家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正方：＇《左传》有载：孔子曾赞叹子产说：“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可是只有讲究文彩才能充分表述他的想法。话都说不好，谁能够知晓他的思想呢？说话而没有文彩，就不会传播到遥远的地方。晋国能作为霸主，使郑国能主动到晋国去议事，要不是子产能言善辩，文采蜚然，是不可能的。如何讲好话，可得认真对待啊！”《论语》上说：“熟读《诗经》三百篇，让他主持政事，不能胜任；派他出使各国，又不能使用漂亮的言词对答。读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反方：＇汉文帝到上林苑的虎圈去看虎，对管理虎圈的人的口才很赏识，要提拔他为负责上林苑的长官，张释之上前说：“陛下认为绛候周勃这人如何？”文帝说：“是位长者。”又问：“东阳候张相如如何？”文帝又说：

　　“也是位长者。”张释之说：“这两位长者说话，经常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哪象这位一张口就喋喋不休，能说会道呢？陛下知道，秦朝所任的刀笔吏，争相比赛看谁办事更快捷、对人更苛刻，然而他们的弊病，就是只有空头文章而没有真诚地同情人的心肠。因此做国君的就很难听到自己的过失。这种坏风气一直延续到了秦二世，氯个国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今陛下仅仅因这个管虎圈的小官吏口齿灵利就破格提拨，为臣恐怕天下会从此追随这种风气，争逞口舌之能，而没有实际行动。况且下边受上边的影响，会比阳光和声音传播得还要快，陛下的这种举动，不可不慎重考虑啊！”于是文帝取消了他的打算。

　　【经文】

　　＇是曰：＇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珠，其合德一也。相如虽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非曰：＇扬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也，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以讽帝。帝反漂漂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类徘优，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

　　【译文】

　　＇正方：＇太史公说：“《春秋》的笔法，是从史实中推论出它所隐含的意义，而《周易》是要以隐晦幽微的神秘中来推求明显可见的人事表现，《诗·大雅》所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司马相如虽然文彩浮华、铺排夸张，然而他的目标还是想归结到节约俭朴上来，这与《诗经》的讽谏用意有什么不同呢？”

　　＇反方：＇扬雄认为，赋的作用就是用于讽谏。赋一定要按类铺排，用最华丽的辞藻，采用宏大富丽的形式，使人不能再往上增加什么内容。可是，虽然它的目的在于正面引导，规劝讽谏，然而看完之后，人们却把它的主题都忘了。从前汉武帝好神仙之事，司马相如就献上《大人赋》来讽谏皇帝。

　　汉武帝读罢，反而飘飘然仰慕神仙的欲望更强烈了。由此看来，赋这种文学形式根本起不到规劝的作用。赋很象是滑稽剧，会被正确的法度淘汰。贤人君子的言论，才是诗赋的正统。

　　【经文】

　　＇是曰：＇《淮南子》曰：“东海之鱼名鲽，比目而行；北方有兽，名曰娄，更食更候；南方有鸟，名曰鹣，比翼而飞。夫鸟兽鱼鲽，犹知假力，而况万乘之主乎？独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岂不痛哉？”

　　＇非曰：＇狐卷子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兄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臣贤不过汤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