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反经-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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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政，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百姓看见怪异就去修身。’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汉书》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彩。”这都是对天人感应之道理的简略说明。＇

　　【经文】

　　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贱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使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严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译文】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他们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制来治理天下。这是法家的长处。到了后来，苛刻狠毒的人实行法治，就不讲教育，抛开仁爱，只用刑法了，而且为了达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于残害亲人，把厚恩变为薄情。这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却很清楚，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法家不分关系的亲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伦理断绝了。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经文】

　　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缴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夫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译文】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礼仪也不同。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处。到后来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碎。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性，但是它循名责实，却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经文】

　　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关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

　　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对曰：“制度文采玄黄之，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

　　‘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俭上，俭不逼下，此王道也。”＇

　　【译文】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节俭为贵；赡养有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爱为荣；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四时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处。后来的愚人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处，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爱，而不分别亲近与疏远。这是墨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米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也不悲哀。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礼。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卑就没有分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的。”

　　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帝王的朝政，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变易服装的颜色，其目的是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道。”＇

　　【经文】

　　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作谖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也。

　　＇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夫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作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之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游之作，主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

　　【译文】

　　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孔子说：

　　“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这是纵横家的长处。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这是纵横家的流弊。

　　盟担骸笆郎嫌小�三游’，他们都是道德的盗贼。一是游侠，一是樱�

　　说，一是游行。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逞强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阴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爱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合时尚所好，连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

　　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三游’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贤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爱和憎恶作为有利还是有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小人触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相反，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咨询——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坏。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他们不愿意拒绝有求于他们的人苦苦的要求，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与之同一类型的人。游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称之为义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国，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以便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代表国家进行国际性活动，可以达到安定、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

　　游说主要是为解决国际纠纷，以达到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一旦运用得太过分了，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最初，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实践泛爱思想，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

　　【经文】

　　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译文】

　　杂家大多出身于议事之官。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他们明白治理国家，实现太平盛世，必须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

　　这是杂家的长处。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流弊。

　　【经文】

　　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马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

　　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译文】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这是农家的长处。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奸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处。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经文】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微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乖当。”

　　尝试论之：夫世非骨庭，人乖■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