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斯诺-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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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味所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这样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确非常落后。江西的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们在那里工作的物质条件也较好，合格教师也多得多。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三百多所小学，约八百名教师——这与我们这里全部红区的小学和教师数目相等。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百分这二十以下！
　　“这里的工作的进展慢得多。我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甚至我们的印刷机也被破坏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只能用油印和石刻来印刷。由于封锁，我们不能进口足够的纸张。我们已开始自己造纸，但质量太差。但是别去管这些困难吧。我们已经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我们现在从群众中间正在训练几十名教师，党也在培养。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担任群众文化学校的义务教员。我们的成绩表明，这里的农民只要给他们机会是极愿意学习的。
　　“而且他们也不笨。他们学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对他们说清楚，他们就改变了习惯。在这里的老苏区，你看不到姑娘缠足，你会看到许多年轻妇女剪短发。男人现在慢慢在剪掉辫子了，许多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那里学读书写字。”
　　五
　　人生五十始！（下）
　　应该说明：在紧急状态下，苏区教育制度分三个部分：学校、军队、社会。第一部分多少都是苏维埃办的，第二部分是红军办的，第三部分是共产党各组织办的。重点都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儿童初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学的。接着读红军和国民党、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等等冲突的故事，尽是共青团和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将来苏维埃政权下人间乐园的描绘。
　　在学校教育方面，共产党自称已经办了约二百所小学，为小学教师办了一所师范，还办了一所农业学校、一所纺织学校、一所五个年级的工会学校、一所有四百学员的党校。所有技术学校的课程为期都只有六个月。
　　重点当然放在军事教育上面，两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这个遭到四面包围的小国有种种困难。有红军大学、骑兵学校、步兵学校，上文已提到。还有一所无线电学校、一所医科学校，后者实际上只训练护士。有一所工程学校，学员所受的实际上是当学徒工的基本训练。象整个苏维埃组织一样，一切都是十分临时性的，主要是当作一种加强红军后方的活动，为红军供应干部。许多教员连中学毕业生都不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们把什么知识都共同分享。这些学校是地地道道共产主义的，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利用他们所能搜刮的技术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方面也是如此。
　　甚至在社会教育方面，苏区的目标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机会教授农民欣赏文学或者花卉布置。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人。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以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年轻人，有时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一天始朗读短句，就在认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进到山区这种小“社会教育站”，你就会听到这些人在这样高声问答：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这个青年走在别人前面，第一个学会五、六百字，就可以拿奖，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者别的奖品。当然，这是粗糙的宣传。但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
　　而且，反正，我认为这比教人们用学“这是一只猫，那是一只老鼠，猫在干什么，猫在捉老鼠”来识字的方法有趣。为什么要教现实主义者学寓言呢？
　　为了要有一个更快地在群众中间扫除文盲的手段，共产党开始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汉语拉丁化拼音。他们用二十八个字母，据说可以发出几乎所有的汉语语音，并且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最常见的汉语辞句译成多音节的容易认读的辞汇。《红色中华》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选了一个班学生在进行试验。他相信繁复的汉字将来在大规模教育中终究要放弃不用，他对他的这个方法已做了多年工作，提出许多赞成的理由。
　　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吹嘘他的拉丁化或其他教育工作上的成绩，他说：“这里的文化水平实在低得不能再低，所以我们自然获得了一些好成绩。”至于将来，他只需要时间。同时他要求我把重点放在研究红军中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在那方面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化的教学。这听来有些奇怪。“一边战斗一边学习”，这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一句新鲜的口号，但是在中国，它有点使你难以相信。共产党向我保证，如果我到前线去，我可以看到这是怎样做到的。不久之后，他们真的劝我上了马，送我上路——但是主要不是去考察教育。
　　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
　　一
　　同红色农民谈话（上）
　　我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和前线去的时候，一路上借宿农民的茅屋，睡在他们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门板那样的奢侈品的时候），吃他们的饭，同他们谈话。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他们有些人听说我是个“外国客人”便拒绝收我的钱。我记得一个农村小脚老太太，自己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我。
　　“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我听到她同我的一个同伴说。我知道她这么说并不是有意无礼。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来叫我。
　　我当时是同傅锦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象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傅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一天夜里在陕北接近甘肃边境的一个叫周家的村子里，傅和我在一个住了五、六户农民的院子里找到了住处。有十五个小孩不断地在跑来跑去，其中六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年约四十五岁的农民，他很客气地慨然同意接待我们。他给了我们一间干净的屋子，炕上铺了一张新毡子，给我们的牲口喂玉米和干草。他卖了一只鸡和几个鸡蛋给我们，那只鸡只收二角钱，但是那间屋子，他坚决不收钱。他到过延安，以前看到过外国人，但其他的男女老幼都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现在都怯生生地来偷偷看一眼。一个小孩子看到这副奇怪的容貌吓得哇的大哭起来。
　　晚饭后，有一些农民到我们屋里来，给我烟叶，开始聊天。他们要想知道我们美国种什么庄稼，我们有没有玉米、小米、牛马，我们用不用羊粪作肥料。（一个农民问我们美国有没有鸡，我的房东对此嗤之以鼻。他说，“哪儿有人就有鸡！”）我们美国有没有富人和穷人？有没有共产党和红军？我的关于为什么有共产党却没有红军的答复，恐怕使他们很费解。
　　我回答了他们好多问题以后，也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他们对红军怎么看法？他们马上开始抱怨骑兵的马吃的过多的习惯。情况似乎是，红军大学最近在迁移学校的校址时，曾在这个村子里暂憩几天，结果使该村的玉米和干草储备大为减少。
　　“他们买东西不付钱吗？”傅锦魁问。
　　“付的，付的，他们付钱，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存底不多，你知道，只有这几担玉米、小米、干草。我们只够自己吃的，也许还有一些剩余，但是我们还要过冬呢。明年一月合作社肯卖粮食给我们吗？我们不知道。苏区的钱能买什么？连鸦片都不能买！”
　　这话是个衣服破烂的老头说的，他仍留着辫子，不高兴地低垂双眼，看着自己的皱鼻和两英尺长的竹子旱烟筒。他说话的时候，年轻的人都笑。傅锦魁承认他们不能买到鸦片，但是他们不论要什么其他东西都可以到合作社里去买。
　　“能买到吗？”我们的房东问。“我们可以买到这样的碗吗，嗳？”他拣起我从西安带来的一只廉价的红色赛珞璐碗（我想大概是日本货）。傅承认合作社没有红色的碗，但是说，他们有不少粮食、布匹、煤油、蜡烛、针、火柴、盐——他们还要什么？
　　“我听说每人只能买六尺布；有没有这回事？”一个农民问道。
　　傅不清楚。他认为布有的是。他于是求助于抗日的论点。“我们的生活同你们一样苦，”他说。“红军是在为你们，为农民工人打仗，保护你们抵抗日本和国民党。就算你们不是总能买到你要的那么多的布，买不到鸦片吧，但是你们也不用付税，这是不是事实？你们不欠地主的债，不会失掉房屋土地，是不是？那么大哥，你是不是喜欢白军，不喜欢我们？请你回答这个问题。白军收了你的庄稼付给你什么，嗳？”
　　一听到这话，一切抱怨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意见是一致的。“当然不，老傅，当然不！”我们的房东点头道。“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当然要红军。我的一个儿子就在红军里，是我自己把他送去的。谁能说不是？”
　　我问他们为什么宁可要红军。
　　一
　　同红色农民谈话（下）
　　那个对合作社没有鸦片卖表示不满的老头儿在回答时说了一席热烈的话。
　　“白军来了怎么样？”他问道。“他们要多少多少粮食，从来不说一句付钱的话。如果我们不给，就把我们当共产党逮起来。如果我们给他们，就没有钱缴税。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力量缴税。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去年，红军不在这里，白军回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两头骡子，四头猪。骡子每头值三十元钱，猪长足了值二元钱，他们给了我什么？
　　“啊哟，啊哟！他们说我欠了八十元的税和地租，我的牲口折价四十元，他们还要我四十元。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我问这个老头，他有多少地。
　　“地？”他哑着声说。“那就是我的地。”他指着一个种着玉米、小米、蔬菜的山顶。隔着一条小溪，就在我们院子的对岸。
　　“那块地值多少钱？”
　　“这里的地不值钱，除非是河谷地，”他说。“这样的一座山，我们花二十五元钱就能买到。值钱的是骡子、羊、猪、鸡、房子、农具。”
　　“那么，打比方来说，你的地值多少钱？”
　　他仍旧不愿说他的地值多少钱。“你花一百元就可以把我房子、牲口、农具都买去——再算进那座山。”他最后这么估计。
　　“那你得缴多少税和地租呢？”
　　“四十元一年！”
　　“那是在红军来这里以前？”
　　“是的，现在我们不缴税。但是谁知道明年又怎样？红军一走，白军就来。一年红军，一年白军。白军来了，他们叫我们红匪。红军来了，他们逮反革命分子。”
　　“但是有这不同，”一个青年农民插嘴说。“如果我们的街坊说我们没有帮助白军，红军就相信了。但是碰上白军，我们即使有一百个好人为我们担保，而没有一个地主，仍把我们当红匪。可不是这样？”
　　那个老头点点头。他说上次白军来时，把山那一头的村子里一家贫农统统杀了，为什么？因为白军问红军藏在哪里，那家子人不肯告诉他们。“从那以后，我们全都逃了，把牲口带走。我们后来同红军一起回来。”
　　“要是下次白军来了，你走吗？”
　　“啊哟！”一个头发很长，长得一口好牙的老头叫道。“这次我们当然走！他们会杀死我们的！”
　　他开始一一说村子里的人的罪名。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动向报告给红军，他们有两家的儿子在红军里，另一家有两个女儿在护士学校。这不是罪名吗？他向我保证，随便哪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他们枪决。
　　这时一个赤脚的十几岁少年站起来，他一心注意讨论，忘记了有洋鬼子。“老大爷，你说这是罪名？这是爱国行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不是因为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
　　他热烈地继续说：“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
　　凡是知道中国普通农民对日本侵略或任何其他民族问题都是无知的（不是冷漠的）人听来，这样不断提到日本和汉奸可能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发现这种情况不断发生，不仅在共产党人的嘴里，而且也在农民的嘴里，象这些农民那样。共产党的宣传已造成普遍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