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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 －斯诺-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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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蒋介石对我们和我们的政策散布了许多恶毒的谣言，由于他的封锁，使我们不能对我们苏区以外的中国人民进行驳斥。现在他的法西斯党徒在这里对我们散布谣言，把中日资源作一对比，这样来攻击我们的抗日政策。蒋介石扣压真实情况，他也不提中国的反帝运动不是孤立的，有苏联和日本本国的无产阶级这样的朋友。我们必须让敌军明白了解抗日运动的基础，拆穿法西斯分子的这些谎言。
“在东征＇山西＇以后，我们有许多同志到甘肃宁夏这里来，他们感到失望，因为对比之下，我们在那里受到很大欢迎。他们感到灰心，因为这里农村很穷，人民政治热情很低。别灰心丧气！努力工作！这些人民也是兄弟，会象别人一样有反应的。我们一个机会也不能错过，要说服白军和回族农民。我们工作还不够努力。
“至于群众，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带头参加一切革命行动。我们自己不要去碰回民地主，但是要让人民知道，他们有权那样做，我们要保护他们那样做的群众团体。这是他们的革命权利，这是他们的劳动果实，理应归他们所有。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提高群众政治觉悟。要记住，他们至今为止除了民族仇恨以外没有别的政治觉悟。我们必须唤起他们的爱国心。我们必须加强在哥老会和其他秘密会社中的工作，使他们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积极盟友，不只是消极盟友。我们必须加强同阿訇的良好关系，鼓励他们在抗日运动中起领导作用。我们必须把每个回民青年都组织起来，加强革命政权的基础。”
彭德怀发言以后，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个政委作了长篇的批评发言。他们两人都检查了在“统一战线教育工作”方面的情况，提出了改进意见。所有的指挥员都做了大量笔记，后来又举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争论一直到吃晚饭时候。彭德怀最后建议两个军团各扩充五百新兵，这得到附议后，一致通过。
晚饭后一军团剧社演出新戏，以上星期经验为素材。它用发噱的方式表现了指战员们在执行新政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有一场戏是一个指挥员和一个战士发生了争论；另一场戏是两个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还有一场是一个连指挥员把白军的信撕掉了。
第二幕戏中，大多数错误都改正过来，红军和抗日回民军队并肩前进，一同歌唱，一同对日本人和国民党作战。文娱部门的配合工作快得出奇。
有一个消息传来说，＇国民党军队驻守的＇李旺 堡遭到南京飞机的猛轰。显然飞行员以为他们的军队已经撤走，因为四周到处是红军。轰炸时回民战士逃出来躲在山上的窑洞里，但红军没有对他们开枪。彭德怀说，在江西也常常发生这种现象，有时整个市镇，整批民团或南京军队被蒋介石自己的飞机炸光，飞行员还以为是在炸红军。
先锋部队还没有到海原，但在继续挺进之前已清除了几个敌军阵地。这些阵地在李旺堡和马良湖。整个固原山谷和固原以西先要苏维埃化。现在红军进入一个完全是回民的区域，要到靖远的黄河流域后才再进入汉民聚居的区域。
明天我要回保安了。
在后来的一个月中，中国每个共产党员的注意力都要焦急地集中到一系列的军事调动上面，这是苏区历史上的第一次，红军全部主力最后终于在一个广大的地区中会师和集中起来。我们在这里就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次从南方来的第二次大行军的领导——介绍一下“中华全国”红军总司令朱德，他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中度过了一个严冬以后，现在终于率领二、四方面军倾师进入西北，其气势之猛和成功之大是大家所意想不到的。
四关于朱德（上）
不象莎士比亚，孔夫子认为名字具有头等重要性。至少在朱德这个名字上是这样。这个名字叫起来很响亮，英文里应拼作Ju Deh，因为发音是如此。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这个名字由于在文字上的奇异巧合，在中文中的两个字正好是“红色的品德”的意思，虽然当他在边远的四川省仪陇县诞生后他的慈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时，是无法预见这个名字日后具有的政治意义的。无法预见这样的事，否则他们早就会吓得把他改名了。
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对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估计超过他自己的部队八倍至九倍，资源超过他许多许多倍。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红军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错误是战略上的错误，对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即使有这种错误也很少疑问，要是红军能够在第五次围剿中哪怕以大致相当的条件与敌军对垒，结果就会造成南京的惨败——德国顾问也没有用。
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象蒋介石、白崇禧、宁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国民党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它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我走马西北的时候，朱德在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
难怪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不是无数的枪炮弹药都没有能打死他吗？也有人说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国民党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还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况吗？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险的威胁，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这就看每个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论对谁来说，这是这十年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名字。
但是大家都告诉我，朱德貌不惊人——一个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蔼”这是大家常用的话），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象铁打的一样。他已年过半百，也许已有五十三、四岁，究竟多大，谁也不知道——但是李长林笑着告诉我，就他所记得而言，他每次总说五十六了。这好象是他爱说的一个小小的笑话。李长林认为，他同现在这位夫人结婚后就不再记年龄了。这位夫人是个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象个男人，身体壮实，作战勇敢。
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我认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性极端温和，”当别人请他的妻子康克清谈一谈她认为她的丈夫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性格时，她说道：“其次，他对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负责。第三，他喜欢跟一般战斗员生活打成一片，经常和他们谈话。
“朱德对弟兄们说话非常朴实，他们都能听得懂。有时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帮助农民们种庄稼。他常常从山下挑粮食到山上。他非常强健，什么东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点钟不睡，早晨总是五、六点钟起床。
“他喜欢运动，但是也喜欢读书。他仔细订出读书计划，熟读政治、经济的书籍。他也喜欢跟朋友们谈天，有时也开开玩笑，虽然并不象毛泽东那样幽默。他一般没有脾气，我从没有跟他吵过嘴，但他在战斗中却要发怒。打仗时朱德总是在前线指挥，但没有受过伤。”
我没有会见朱德的好运气，因为当他到达陕北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幸运的是朱德马上就被全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现在竟有机缘得到一些最近的材料。“西安事变”以后，就有人到苏区去访问，韦尔斯女士是第二个会见中国红军领袖的外国人，康克清上面这番话就是对她说的。下面简述的朱德自传，是朱德亲口对韦尔斯女士说的，这改正了过去许多不确的记载。它里边没有富有戏剧性的叙述，这对于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韦尔斯女士所说，“朱德决不会写出一部自传，因为他以为自己个人不能离开他的工作而存在。”但作为他的生涯的真实记载，下面的自传仍有无限的价值。
朱德这样叙述他一生的经历：
“我于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仪陇县一个叫马鞍场的村子里。我家是穷苦的佃农。为着一家二十口的生活，我们租了二十亩田。我六岁时，进了一个丁姓地主的私塾。他要我缴学费，而且待我很坏，好象这是慈善事业似的。我在家里吃饭睡觉，每天走三里路上学。放学后，我干各种活，如挑水、看牛等等。我在这家私塾里读了三年书。
“后来在地主的压迫下，我们这个大家庭无法再过下去了，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分了家。我被过继给一个伯父，到大湾去跟他同住。我自己的父亲待我很坏，但这个伯父却受我如同亲生儿子一样，送我上学念了六、七年古书。全家只有我一个人受教育，因此我一面读书，一面又不得不干各种活。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过科举，在一九〇六年到了顺庆县，在一个高等小学里读六个月书，又在一个中学里读六个月。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在一个体育学校里读一年书，后来回到故乡仪陇县，在本县高等小学里教体操。一九〇九年，我到云南的省会云南府，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才离校。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我一向崇拜现代科学，觉得中国需要一个产业革命。我小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故事给我很大影响，这是织布匠和别的走村串寨的手艺工人讲给我听的。他们在当时是新闻的传播者。由于有革命的倾向，一九〇九年我进讲武堂不到几星期，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我当时是个连长，我随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二十天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我在同年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次年四、五月间回到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为云南讲武堂学生队长，在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凯的军队作战。打了六个月仗，我们获得胜利。我升为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上的叙府、泸州一带。我的部队是第七师的精锐第十三混成旅（后改为第七混成旅），当时稍有声誉。不过我们遭受重大损失，在战争中半旅以上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地方驻扎了五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军队作战。
“到一才二〇年底，我回到云南府，打反动的唐继尧，这时蔡锷已经死了。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他给我很大的影响。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称帝，蔡锷首先为保卫民国而独树反帜。
四关于朱德（下）
“一九二一年从九月到十月，我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唐继尧卷土重来，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另外一位同志也带领一连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捉住，拷打致死。我带领一连难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到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州停留一下，然后进了四川。我先到嘉定去，后来又到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招待，一九二二年六月同他们一起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四川军阀，红军后来当然打过他们。但在那时，刘湘并没有悬赏要取我的首级，却急于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寻找共产党，为自己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刘湘所以要我为他效劳，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使人害怕。我用来对付反动派军队颇具成效的战术，是我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得来的机动游击战术。我跟部队的逃兵、流窜的匪帮作战，从这些艰苦经验中学习到的东西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
“我的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自己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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