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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老总没关系 作者: 二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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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档案里面找到三张未报销的发票,发票上的日期都和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有关。我的第三任老总骆先生,在他上任第一年的某一天,把一份包装精美的礼品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惊诧异常并惶恐于收礼的不安:他为什么无端端地送礼物于我?我惴惴地拆开礼物,里面有张小卡片,卡片告诉我说今天是“国际秘书节”。这真是个鲜为人知的节日,包括身为秘书的我自己。
小卡片里面夹着礼物的发票,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这个礼物值多少钱,这很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按照我的理解,上司要是给我发票就涉及到报销和入账事宜。我拿不定主意这份礼物的发票是否要报销,我一连三天仿若无心地把它夹在给骆总签名的文件里,但他都没有在上面签字,没有签字就表示不报销。
骆总在任的三年中,每年四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三我都收到他的礼物,而且每份礼物都放有发票。在骆总离任的那天,我准备了一份礼物想送他,但是,我为放不放发票感到为难。于是,我问骆总,为什么要在礼物中放发票。他告诉我说,有时候,价格远比实物更重要——他说得没错,我记得发票上的金额甚于记得礼物本身。
那三张发票被我归了档,有好多类似的东西也被我归了档。归档是一个重要的工作,运用好的归档方法,我可以检索到过去十年里的每一天。我在档案柜里面找到了它们,它们或许只是一份行政通知、一张报价单、一张运费收据,别人看到它们只是普通的文件和单据,但是对我来说,它们是我十年来朝九晚五的浓缩。
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篇写道:“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但是,我现在想着旧时月亮,月初上弦,月中圆满,月末下弦,而颜色都是一样地明亮鲜黄,还因此联想到让月亮生辉的太阳的灿烂。我打开档案柜就是打开压缩了的日月,从我刚刚穿上套装的那一刻开始。
那些过去的时光似乎是我整理好的那些文件,它们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躺在文件夹里。现在,我有了叙述的愿望——对我来说,我叙述的故事远远重要过那些文件本身。那些日子,只有我才能阅读,也只有我才能叙述。
我是二二。家有三姐妹,排行二,家里人称阿二,大名里有二,故称二二。
我是一个十年老秘。现在人家问到我的职业时,我总是用“老秘”这个词来回答人家,颇有十年媳妇熬成婆之感。
我和老总真的没关系
什么叫醍醐灌顶?我终于领略到了。
我每天接许多电话,还专门参加过接电话的礼仪培训,我相信我的语气和用词没有出错。可是电话里的那个人,一个和我们合作很久的客户,在说完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冷不丁来了一句:“十年了,你怎么还在呢?”我史无前例地拿着电话怔住了。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个十年老秘。现在人家问到我的职业时,我总是用“老秘”这个词来回答人家,颇有十年媳妇熬成婆之感。
“老秘”是相对于“小秘”而言的,全国人民都知道“小秘”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可能不知道。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在我十年的秘书生涯中,我的四任老总都没有看上过我,没有让我成为全国人民都知道的那种“小秘”,不知是不是我的失败?我曾经对镜审阅过自己良久,还不至于有恐龙之嫌。就是因为和恐龙还有点差距,我和我的老总一起工作的时候,总不免有人用打量“小秘”的眼光打量我,我忍了。
我喜欢这份工作。在这个庞大的集团里,老总是受薪的,因为是受薪的,所以他们不可能长久地在同一任上。一个人在同一地方窝久了总会被“管理学”假设为贪污谋私利,管理学真的很了解人的本性,它无视道德。但是,老总在其职位上有完整的自主权。每次更换老总的时候,我都认为我辞职的时间到了。但是,我的老总们都没有换掉我,因为他们需要我。他们上任的时候,我会提供最详尽的资料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了解他们所处的新环境。在这之前,我用“设身处地”这一招去推理:新来的老总他会需要些什么呢?我想,在那时候,最好色的老总想的也不会是女人的身体。
看到我做了四任老总的秘书,人们觉得不可思议。有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度的供应商在酒桌上大着胆子问我:“你到底有什么手段啊?”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在男女情事上一定有很特别的手段,所以才能笼络住四个性情、嗜好、体态各异的老总。我没有像刘胡兰一样站起来义愤填膺地去指责他,事后也没有记他仇取消他的供应商资格。“如果你有机会来当我的老总,你就知道了。”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可我心里想的是:“你要是真有机会做我的老总,我马上递辞职信。”
一直生活在“小秘”的嫌疑中,真恨不得在出入社交场合时挂块牌子,上书:“我和老总真的没关系!”现在,终于结婚生子,嫁的好在不是个老总。这么多年辛勤工作,以为总算脱离掉“小秘”的尴尬,可以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是个“老秘”啦。但是,今天早上电话里的那句“你怎么还在啊”又让我气短起来。回家诉之于先生——这个无惧我“小秘”嫌疑而勇敢娶我的男人,他在听了我的诉说后,突然冒出一句:“也真是的,你的历届老总为什么都不换掉你呢?”
Butterfly刘和Helen杨是公司里的两个美人。两个美人年纪相当,都是身材高挑,瓜子面孔,长发及腰。她俩在公司里行走,衣袂飘飘,让人赏心悦目。
第2节:美人争
Butterfly刘和Helen杨是公司里的两个美人。两个美人年纪相当,都是身材高挑,瓜子面孔,长发及腰。她俩在公司里行走,衣袂飘飘,让人赏心悦目。听说,公司里的员工们分成了两派来争论Butterfly刘和Helen杨到底谁更漂亮。听说,这种争论已经成为住在集体宿舍的员工们入睡前的保留节目,但是一直没有听说她俩哪个获胜了。也就是说,民意测评的话,她俩打了个平手。
Butterfly刘和Helen杨虽然在外貌上不相上下,可是,她们有个很显著的不同点:Helen杨是业务部的经理,而Butterfly刘只是个业务部的职员。职位是重要的,敏感的,不管是不是个美人,职位低,而上司又不为美貌网开一面的话,做错了事,一样要挨训。但是,我没见过Helen杨很明显地训过Butterfly刘,倒是Butterfly刘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说Helen杨坏话的机会。
Butterfly刘有强烈的升职愿望。她曾经来找过我,说希望和老总谈谈,因为老总想见的人和想见老总的人一般都是由我来安排时间。她站在我的办公桌旁说话的时候,老总刚好经过我们身边。Butterfly刘马上把胸口挺了起来,以她所认为的最好的姿势站着(仿若《粉红女郎》中的“万人迷”),等老总过去了她才放松下来——Butterfly刘老忘记我也是个女人。
Helen杨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美人形象。工作一忙起来,她把头发胡乱地往脑后一挽,在办公室风风火火地走动,用干脆的语气要求Butterfly刘应该怎样做。我总是觉得Helen杨那时的样子特别漂亮,所以,我一直没有让Butterfly刘见老总,我很委婉地暗示她,升职要走绩效考评的程序,不是见老总就能解决的。
让我意外的是,董事会来了个文件,说要借用Helen杨一段时间,把她调到了集团的另一个产业部门。Butterfly刘那段时间显得特别高兴,虽然没有一个人提议让她转正做业务部的经理。我打电话去问执行董事的秘书阿咪,阿咪是我的好朋友,她偷偷地和我说,这可是重大机密,董事会的主要成员都收到了一份匿名传真,说Helen杨利用公司资源,以权谋私,所以高层们决定先把她调离。我知道公司的原则是不鼓励匿名报告,但也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这种政策在实行起来的时候,就变得和老蒋的政策一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Helen杨成了那封匿名信的牺牲品。
老总显然比我聪明,他和我谈起Helen杨的时候,不经意地说:“我们也随时会让匿名信给告的。”不久,老总提出开源节流,人力资源部上报冗余名单,Butterfly刘赫然其上。在上报名单之前,我和人力资源部的经理阿菲闲聊,也不经意地说了句:“我们说不定也会和Helen杨一样。”阿菲真是个聪明人,她开玩笑地和我说:“咱们好歹也算是准美人。”
其实,我还不能全部用英文来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不可能抛弃中文,所以,我要从良!
第3节:散装英语
今天一上班,接到一个电话,问我“Fax号码”是多少,过一会儿,又接到一个电话,问我“传真number”是多少。当然,我听得懂,他们问的是传真机号码是多少,我一一作了回答。放下电话后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不直接说“传真号码”或“Fax
number”呢?
若是在平时,我不会去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偏偏昨晚看了一篇短短的小说,其中讲到了散装英语。小说里说,说散装英语的人其实都是很浅薄的,是虚荣是崇洋是半吊子卖弄,于是,我严格地反省了自己。
我们的同事,有不少是外籍的,个个都有英文名,于是,我们这些中国生中国长的人,为了迁就他们,也个个有了个英文名。我的英文名叫Annie。我有个小名叫“阿妮”,某港籍同事偶然听到我家里人称我“阿妮”,欣喜若狂,回了办公室向各位宣布我的英文名叫Annie。自此,无人再称我为“密司杨”,连土生土长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人都叫我Annie,以至于人家偶尔叫我中文名,我还半天反应不过来。
在这种环境里工作久了,我说话不可避免地夹杂了不少英语单词,正所谓散装英语。鉴于昨晚小说的教育,我想,从今天起,我要严格地用中文来表达我的意思。其实,我还不能全部用英文来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我不可能抛弃中文,所以,我要从良!从今天起,我要全部用中文表达我的意思!
我继续接电话。其中一个分公司的秘书“克里斯蒂娜”电话我,她说:“Po
list签了没有?”我答:“嗯,是订单的清单,订单的清单还没有签。”她在那边停顿了一下,“订单的清单?订单的清单?我说的是Po
list啊!”我就口齿清晰地重复了一下:“订单的清单确实没有签!”她在电话那头嘟哝了一声,就挂了。这个“克里斯蒂娜”也是中国人,我很反感她取了一个这么长的英文名,我总是无法记住那个英文名字的拼写。
然后,我开始工作,轮到我打电话出去了。“亲爱的,日报表可以传真过来了吗?”对方是个很熟的同事,早上通电话的时候可以肉麻一下。她在那边答我:“Darling!
Daily
report还没有好,车间还没有sent有关数据上来。你得wait!”呜呼,我差点气绝。我回答说:“要尽快,亲爱的。”她在那边疑惑,为什么我不像往常一样回答她:“Urgent!
Honey。”
现在有个同事站在我旁边,他说:“给我一张考绩的Form吧。”年终考绩的表格,每人都有一张,偏偏他的不见了,而我刚好多出一张空白的。“表格!”我说,“你再说一遍,表格!”他老大不情愿地说:“嗨,请给一张考——绩——表——格吧。”
这个早上我挺快乐,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说一句散装英语,我严肃认真地用中文表达我的意思,我在慢慢地不浅薄,慢慢地深刻起来了。可是,早上还没有过完呢,还有中午还有下午呢。我今天真的可以不说一个英文单词吗?那明天呢?正想着,抬头看到美国人John从走廊那头向我这方向走来,我赶紧躲到Toilet里去了。
老李把辞职表拍在执行董事面前,昂首挺胸步出了办公室,他脸色苍白,摔了一下门:“什么资本主义!”他是真的愤怒了。
第4节:老李的愤怒
老李不停地来问我申购报告批下来没有,以至于他一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摇头。
老李的报告递上去很久了。他申请买两台数控钻床,因为根据现在的生产量,在某工序不增加设备的话,这个工序就会成为整个生产流程的瓶颈,货物大量地积压在那儿,而下一个工序的人却无事可干。老李已经把那个瓶颈工序的工人们“三班倒”很长时间了,工人们劳累不堪,有了怨言,老李看着心急,所以一遍遍地来问我,报告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
老李曾经是安徽某县一家国营酒厂的副厂长,还有着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因为酒厂效益不好,他停薪留职来做了我们公司的厂长。用他的话说,他是从社会主义回到了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倒退。虽然都是厂长,但是资本主义的厂长和社会主义的厂长不一样,资本主义的厂长管不到钱,要用钱,就得打报告。小钱,打报告给老总,大钱,打报告给执行董事,更大的钱,就得董事会批准了。但是,作为高级经济师的老李,还是对“资本”二字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他说,不管制度是多么的严谨,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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