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2期-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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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先生尽管自身工作繁忙，但仍能挤出时间与主办单位的同志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多次赴华北和西南各省区履行检查任务。
　　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和规划设计院于　1999年开始筹措并主持“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工作（计划3年完成），他被任命为该调查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暨领导小组副组长，他也多次受托主持专家会议，组织专家对大熊猫的综合调查技术方法进行讨论，为这一指导性文件的制定贡献了力量。
　　（冯祚建说话）：
　　后来，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了！社会变化了，我感到新的时代来临了。
　　我们在青藏高原上的考察研究，在1977年和1978年停了一下，因为新的历史阶段来了。此后我主要在北京，进行一些课题的研究，很少到野外参加科学考察了。
　　到了大约1986年，我参加了“中美联合生态考察队”，在柴达木盆地进行了科学考察。那次考察，主要是一次关于生态资源的考察，规模和时间，和我曾经经历的没有办法比。随后，1987年和1988年，我又参加了对青藏高原考察活动，这次考察的地区和范围，主要在昆仑山的喀喇昆仑山地区。
　　1989年和1990年，我去了青海省的可可西里地区，对那里的动物分布情况，比如像是藏羚羊等等，进行了研究。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青海的藏羚羊非常多，成群成群的，而已经开始有盗猎者了，而且，很多淘金人开始大批地进入可可西里地区。
　　藏羚羊的毛皮十分值钱，在国际市场上，由藏羚羊制作的裘皮女土服饰，非常昂贵，因此引发了到现在都屡禁不止的盗猎藏羚羊现象。
　　在青海，景色非常美，我记得有一个太阳温泉，里面水的温度很高，可以煮鸡蛋，你把鸡蛋放进去，很快就煮熟了。在那一片高原上，我所见到的风景，都是很有味道的，比如一些冰川延伸地带，一些冰帽、冰塔林等等，都很壮观。
　　你看，从1960年到1990年，30年的时间，我都在对青藏高原进行断断续续的科学考察，基本上把整个青藏高原的哺乳类动物都给弄清楚了。可以说我的一辈子的科学考察，就是围绕着青藏高原的。
　　，
　　从我们动物研究所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上看，目前国内的动物的分布情况，应该说　已经大致搞清楚了。基本上每个县的兽类、鸟类、昆虫等等各种动物的习性、分布，我们都进行了研究。
　　90年代以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带研究生了，前后带过了2个博士后，7个博士，还有3个硕士。我带的研究生中间，有专门从事大熊猫研究的，也有专门从事麝的研究的，他们都很努力认真。
　　最近13年，我有了很多的社会工作，担任了动物研究所的室主任、支部书记、所党委委员，还有中国动物学会秘书长，北京动物学会理事长，还有一个学报的主编，所以社会活动和社会工作很繁忙。
　　这些职务和角色，要消耗我的很多时间。比如动物学会的工作，每个季度都有工作汇报，还要进行工作部署，起草通知发通知，中国科协的精神我们要贯彻下去等等。今年夏天中国动物学会换届，之后可能我会轻松一些。
　　我一直有一个期待，就是想多写几篇我一直谋划的论文，我还有两本著作没有写出来，一本是《中国动物志》的哺乳动物有蹄类分卷，还有一本是《青藏高原昆仑山考察》，这也是对我几十年对那个地区的考察总结。我很希望有整块的时间，把自己内心一直想写、想总结一下的著作写出来。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可是似乎比退休以前还要忙，忙一个学报的编辑工作，我还是中国动物保护协会的秘书长，此外，还要看一些人送过来的论文。
　　我带的研究生和我的关系、感情都不错。我觉得，带研究生，除了对他们的学习研究进行指导以外，还要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我们的师生关系都很融洽的。你看，他们大都是离开了家的青年人，在生活上一定都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而我记得1995年以前，大家的工资都非常低，于是我就和学生经常沟通，帮助他们向上打报告，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给他们争取一点补助。比如有的暂时没有房子，我们也想办法解决，给他们临时安一个窝。因为我是老同志、“老资格”了，所里面人缘比较熟悉，我出面反映情况，领导很快就解决了。所以呀，我的学生和我的感情都不错！
　　最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动物所受到的最大的影响，就是研究人员很少有机会，，参加过去那种大型的野外科学考察活动了。
　　当然小型的科学考察还是有很多。这个变化和影响对目前我们的动物研究很重要，这也是一种困境。现在我们要出外考察，都要写申请书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去竞争课题，申请专项资金，可是，我们这样的研究，一般比较难争取到资金支持，也就没有能力进行考察了。
　　我个人的看法，对于动物研究搞动物分类工作，还是要吃皇粮，因为物种的鉴定工作一般都是特别基本的工作，需要资金的支持，而现在的课题经费的申请制度，对我们是一个制约，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野外科学考察了。
　　几十年过去了，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一本《中国动物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必须要从头做起，这个从头做起，就是要从动物研究到动物标本的基本空白，到可以把中国国土上的动物分布的大致情况摸清楚，这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几十年过去了，可以说，这个目标是达到了。
　　但是我们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动物研究差距还是有的，主要在动物分类理论与方法上，西方国家比我们跑前一步，比如运用　DNA技术进行分类研究等等。我们的研究技术是紧紧跟上的。
　　　你看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这两层楼的动物标本收藏，数量、种类都是亚洲第一。尤其是一些啮齿类动物，昆虫等等，都是相当丰富的，在世界上，这个标本馆，大约可以排到20多位。这就是我们几代中国动物研究学者的基本成果。
　　可以说，这几十年，是我国动物研究的全面展开和取得了广泛成果的最好的时期。
　　冯祚建关于科技人才的培养
　　冯祚建先生于198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因受名额分配的限制，仅于199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现已培养的硕士、博士、博士后共9名，另有在读博士生2名。他们均已成为各工作岗位的骨干力量，其中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的3位，重点研究大熊猫、小熊猫涉及其他有蹄类的生态、行为、保护遗传及分子分类等，工作成绩突出，现已进入中科院生命与科学技术部青年科学家研究小组行列，曾获得一笔科研奖励资金。冯祚建先生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科考与研究工作，具有求实创新和拼搏奉献精神。在与主管野生动物的政府部门及有关协会的工作交往中，又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并能模范遵守职业道德。他在本职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绩，同时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冯先生爱人的补白）：
　　你问我眼中的他，他呀，首先我觉得，在生活上和工作中，他要求自己都挺严格的。他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把家里都弄得整整齐齐的，是个很严谨的人。他还帮助我干了很多家务，早晨一个人出去锻炼，会到早市给我带回来一些菜。　　其次，我看他就是一个工作狂，尽管他不同意我的这个说法，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嘛！过去一出去考察就是半年，一跑就是30年，虽然现在不怎么跑野外了；但是他一般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还要到所里去呆着，不是工作狂又是什么！
　　比如今天倒是个特殊和例外，因为今天下雪了，路太滑，现在他等着雪化了，就又去单位了。你要是晚过来，他就出门了。
　　我可是知道他，一旦忙起来，经常不吃午饭的。还戏说自己是为了减肥，你看他多会给自己找理由！
　　他2000年得了一次Jb脏病，就是累的，所以呀，后来我经常在生活上、饮食上、个人卫生上，给他一些提醒，叫他注意，不要太玩儿命了。
　　我们最苦的是什么时候？哎呀，过去的事情，都记不清楚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他当时在西藏的阿里，我当时在北京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很艰苦，也非常担心他，给他发电报，告诉他这边的情况，怕他担心，他一直没有收到电报。
　　他的业余爱好就是收藏烟盒，我不让他抽烟了，但是允许他收藏烟盒，因为一般的人一旦退休了，会比较失落，有一个爱好就好些，可以转移一下视线。看来，他一时间还闲不下来呢。
　　我对他就有一个要求，就是能够像很多老夫老妻那样，可以陪着我经常在附近的公园散步，我很羡慕别人那样的！我已经买了公园的年票了，就看他如何表现了。
　　旅游？是啊，我是很希望他能陪着我经常出去看看，就跟着旅行社走，比如桂林、黄山什么的，可是你猜他说什么，他一听就摇头，觉得这些风景区，都不如他见过的那些没有名，但是无比美的地方，你看，他自己看够了风景，还给我泼冷水说风凉话呢。　


荆棘之舞
■　　格　致
　　　　　　　　　　　　　　　　　　　　　　　　　　　　　　　体　　育　　课
　　当我低下头看不见自己的脚尖的时候，我肚子里的入侵者已长到了至少八个月。他凭靠雄健的长腿，跑在了一个军团的最前边。他抢到了那个惟一适合人类居住的大房子，进门后就把门关死了。
　　这个乘我不备擅自闯入的生命令我恐惧。他在不断地生长，不断地长出大的、还有小的枝杈。当他长成一株荆棘后，如何从我的体内走出来？
　　　　这似乎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成千上万的人已经演算完了这道类似1＋1＝2的简单试题。但当这个简单、答案也早巳给出的算题摆在我的面前时，我仍然十分紧张，并怀疑那个被无数人验证了的解。
　　这不可能！这是我的质疑。我的依据是巨大的肚子同细窄的产道之间悬殊的比例差。它接近一头大象和一条蛇的比例。我只要一把这两个规格的东西放到一块一想，立刻就头晕。
　　已有那么多的人证明了蛇可以吃了大象，而且是整个吞不咬碎。只有极少的人没能吃下大象，大象卡在那里，上不来下不去，最后蛇死了大象也死了。我就是那个吃不了大象的蛇。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将难产并会因此死掉。这一信息来自我的童年，在我十二岁的时候。难产带给我的恐惧，紧紧地尾随着十二岁的我，寸步不离，它同我一同成长。我因此害怕长大。像输送带上的罐头，被推动着向前。而前边是什么，我早巳知道了。我努力向后挣。我生命力量的大部分被我用来抵抗生命的前行。我的脚被动地向前，而我的身体则徒劳地向后倾。
　　　我想找到一些支持，找到同我一样害怕甚至恐惧生育的人。我去公共浴池洗澡，在那里可以碰见怀孕的人。每遇到一个，我都凑过去搭话，先问几个月了？再问想要男孩还是女孩？最后问你害怕不？没有一个人说害怕，没有一个人对生育怀有我那样的恐惧。尤其是怀孕的女人，一下子变得什么都不怕了，而以前看见一条小虫她也会惊叫。我至今记得一个年轻的孕妇，她的脸上还有稚气，不会超过二十岁。当我把话题转到害怕上来时，她说怕什么？并吃惊地看我。这说明1＋1等于几，在她那里十分简单，而且她的妈妈早已求出了解。她对此深信不疑，认为没有再演算一遍的必要了，到她解答这道题的时候，把现成的答案抄上就行了。这还说明，我是个痴呆儿童，有严重的智障，在极其简单的问题面前惊慌失措，只能对那聪明的同学怀着无奈的敬仰。
　　看来，我较常人在某些方面的能力要低得多。我做教师的时候，班里有一个男孩，永远不知道在1＋1的等号后边写上几才是对的。他在所有问号后边的手足无措，同我现在的状态是多么相似。困扰他的是数字，困扰我的是被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不计的细小的危险，轻微的疼痛。
　　到了预产期，虽然肚子里还没有什么动静，我就收拾好东西，徒步走到医院，要求住院。我觉得医院对我有利。当我肚子里的那个人开始攻打我的时候，那些穿白衣服的人和医院的高墙都将成为我的抵挡刀箭的掩体，他们会保护我。在那些等待的时间里，我想好了对策。这个办法其实就是遇到狗熊的办法——装死。我请求将我全身麻醉，然后在我的肚子上开辟出一条宽广的大道，让我肚子里的人，大踏步地走出来，从而废弃那条狭窄的古老的小路。
　　医生以及我的丈夫都被迫接受了我的要求，并按照我说的做了。在那些用来抵挡我的拥有重兵的疼痛的药品里，有一支杜冷丁，在我清醒之后，我第一次领略了杜冷丁的迷人魅力。有半个月，我几乎无法闭上眼睛，我对病房那枯燥的环境突然有了了解观察的欲望。我每天大睁着眼睛，凝视那些药瓶，输液架，角落的一只逃过了无数次清扫的可乐瓶。而对我的（？）孩子则不想看。我费了多少心思才同他划清了界限，他是我丈夫的，寄存在我这里几个月（他想寄存的时候曾遭到我的顽强抵抗，最后我输给了他），现在我把他还给他。他把他放到我这儿的时候，几乎称不出斤两，而我还给他的时候，已经有三千六百克。这就是他一辈子即使把挣的钱全给我也觉得仍然欠着我的债。八年过去了，我一直没能忘掉那支杜冷丁，如果我手边有的话，我一定控制不住再试一次。上一次我因不了解没有仔细咀嚼就吞下了它。即使这样，它令人震撼的香味仍在我的舌尖滞留不去，让我无限怀念。
　　当我从麻醉中醒转过来，看到的是停止了战争的战场。虽然地上有血迹，但除了我自己心跳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战斗结束了，厮杀结束了。我被从战场上抬下去。那实际上是我对自己的战争。我的对手是我的恐惧，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