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2期-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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躞着，初夏的风一吹，花香和爱情的味道使人微熏。在我还是少年时，他们是我羡慕的对象，18岁以后，他们是我模仿的对象，28岁以后，他们成了我怀念的对象。忽然就发现，那些在芝山恋爱的人，年龄居然会小到那个程度，脸蛋会红得那样含义复杂，他们有时简直不是在躲避，而是忘乎所以地炫耀，炫耀年轻以及和年轻有关的羞涩。
　　我习惯于拿芝山的恋人和城区的恋人作比较，一开始总以为是风格的差异，后来顿悟到了，山上的大多是非公开的初恋，所以那么神秘那么表情生动，城区的爱情只是它的延续，像河流的中下游，稳定，因此也缺少浪花。
　　那些叫做初恋的花，不分季节在山坡上开着，一茬一茬。我的视觉和心力开始疲劳后，另一拨人成为了注意力的中心。
　　其实在二十四五岁时，我就注意到芝山更多的时间是属于老人的，我指的还不是那些清晨在山麓的广场和露天舞厅锻炼身体的人。此后的许多年里，我每次去芝山都会碰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和那些开在山坡上的花不同，花开花谢都是很短暂的周期，我们很少在不同的年份在山上碰到同一对恋人；老人的群落却相对固定着，每次去都能遇上那些人。不同的只是，脸上的年轮在加深；或者，恍惚觉得少了某张面孔，一打听，回答只是一阵悠长的感叹，这时就知道山后的公墓里又添了一块石碑。
　　　在县城的报社工作时，曾采访过一位玩根雕的退休工人，住在芝山脚下，早晨和傍晚都在芝山的各个角落转悠，荷着锄，佝着背，专注于一些令人不解的发现和惊喜。他说，春天的晚上，听到雷声和暴雨，就会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二天起床，果然就能捡到一些被雨水冲出的老树蔸。他的屋子和院落摆满了他的作品，然而在我看来，最美的作品还是黄昏的山坳里一个沉醉一念的身影，这应当算是岁月在一个平凡人身上创作的作品了。我曾带着女朋友去拜访这个老人，我想一个老人的沉醉会在一对年轻人的爱情里添加许多接近永恒的东西。
　　两个守山老人几乎是每次去芝山都能遇见的，他们拄着杖在茅草丛里工作。对他们而言，围着一座山走路就是工作。累了就坐到山脚烈士塔最低的一级台阶上抽烟聊天。从他们的口中我记起了一个有着春天气息的名字——芝山公园。他们是芝山公园的留守者，虽然早在我记事起公园就名存实亡了，没有供观赏的动物，连园也没有了，职工却保留了两个，留在山上防火防盗。没落的身世使他们带有先天的心理不平衡。他们惯于用温和的埋怨口吻和陌生人攀谈，埋怨每个月工资只有150元连抽条好烟都不够，埋怨没有手机对讲机，因此常常报警不及烧了一两亩好树。甚至，连那些开在山坡上的花他们也埋怨。他们说，以前只有一些年轻人来芝山，动作也还看得过眼；现在中年人好像更多了，一看就不正经，动作跟黄色录像一模一样。他们说着说着就咳嗽起来，像两个偷吃了蜂蜜的大孩子。
　　守山老人的烦恼真是令人羡慕的烦恼，更令我羡慕的是他们诉说烦恼的神态，如同火剔除了燃烧，香烟不含尼古丁。我认为他们肯定比那些退休金超过1500元、有手机、坚持来芝山跑步、看上去没有烦恼的老人更健康长寿。
　　对我而言，芝山更恒久的主人是一个父亲和他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山上见过他们，我相信县城里的每个人也都见过他们。只是，他们从不在我们的话语中出现，类似于潜意识的存在，一说起来每个人都会哦哦哦地点头。最初，儿子只有我那么高，父子之间的落差很大，后来这个距离一年年地减少。这期间我从初中生变成高中生、师专生，变成芝山上的一朵花，变成中学老师、县报记者、地区报社的记者和省城的记者，变成某个小姐的先生，最后又变成某个更小的小姐的爸爸。而我的这些变化在那个儿子身上没有发生，他除了身材变得和父亲一样高大之外，基本上和许多年前一样。永远被父亲牵着手，永远坐在芝山的石级上默默地晒太阳。细微的变化在于，很早以前他的双脚被铁镣约束着，因为他常袭击路人。现在脚镣没有了，他和父亲一样，安静地吸着烟安静地延续着生命
　　每次到芝山我都会遇见他们，这对父子，他们的家好像不在城区而在芝山上，他们已成为芝山的一部分。令我暗自诧异的是，这个父亲的行为并不会使人联想到传媒的惯用词汇——爱心。你如果要他对着镜头解释自己的行为肯定一点也不会煽情，甚至，他的粗俗会令你大跌眼镜。他一点也不符合我们对爱心的想象。然而他就是这样耗费自己的人生看护着无望的儿子，不令人感动，而且，也并不需要任何人感动。最近一次回县城在芝山看到他们时，发现那个父亲已两鬓花白了。我在心里想，当这位父亲像许多曾经在芝山晒太阳的老人那样最终消失了，这个一辈子只有儿子身份的人还能在芝山出现吗？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年后，当我这个每次回家都要去芝山走走的人，也彻底　在芝山的视界里消逝时，是否会有人记住和怀想这个如此钟情于芝山的身影？我答不出来，关于芝山，我并不是每个问题都答得出来。在芝山上，所有的人物和事情都是流动和有限的，只有芝山本身会无限存在，并记住所有过去和将来的事。
　　解放街的天
　　对不起，每次听人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的耳朵都会擅自把它改成“解放街的天”，接下来怎么唱，我的耳朵还没想好。接下来，我的眼睛只花了一秒钟就游回了1983年，接下来解放街的天出现了，它大部分时间应该是晴朗的，但总被万国旗般的被单、花花绿绿的外套、内衣等杂物遮挡着，我有些说不清它的颜色。
　　1984年以前，我住在鄱阳镇的士湖边，而我就读的波阳一中远在三四里外的东湖畔，连接这两片千年古水的是一条同样古老的解放街。解放街的年龄到底有多大我不怎么清楚，街道的格局和铅山河口镇的明清一条街可有一比，几步就是一栋雕花的青瓦带矮阁楼的木板房，歪着身子强打精神注视着石板路上模样古怪的现代人古怪地忙碌着。我就是使木板楼诧异的人之一。1983年和　1984年的大部分日子，我每天都要在解放街上走两个来回。我时而比老人还悠闲，时而像尾巴着了火的牛；目光时而像拖把在两侧店铺的墙壁上免费为人家清理灰尘，时而像电筒那样毫无意义地射向白昼的天空。总之，它不会降落在地面上。
　　走在解放街的天空下，我的眼睛、耳朵和鼻子被布店、收购站、打着老军医幌子的私人诊所、丁丁当当的打铁铺、幽暗的中药店等信息激活，思维比在课堂上要丰富100倍。那时我常因无话可说作文写不到300字，但我在解放街上的胡思乱想，如用文字记录下来，每天至少在1万字以上。这些文字的内容主要是对每天在学校发生的真实事件进行改写。例如，四只眼的数学老师抓我和另3名学生同时演板，结果只有我一人算不出来被扣留在黑板下示众，对此我会想象出经过一番苦读，下次演板只有我一人胜出其余三人被罚站的报复性场面；再比如，体育课考引体向上我才做到第3个便丑态百出僵在单杠下引得众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围观哂笑，这个灾难性事件到了解放街就有了新的版本：我晚上做梦受了轻功大师鼓上蚤时迁的真传，下次做引体向上一口气突破　300个被全体同学崇拜得亢奋过度缺氧头晕。这样的创作使我像阿Q一样身心愉快，走起路来从不感到单调疲倦，相反，有时创作还未完成就到了家门口，我会因此遗憾不已。
　　我成人以后很少坐公交车而爱好步行，一边散步一边在脑子里对真实的生活进行延伸和改写。我怀疑这是解放街留给我的礼物。
　　我这个臆想中的巨人很快遭到了现实严峻的挑战。有天放学和我初中时最好的朋友潘朝晖一起路过解放街，听见身边有人用跑调的鼻音哼唱一首当时听来挺下流的流行歌曲，我忍不住用同样的鼻音向潘朝晖表示我对这种声音感到好笑，接下来的事情完全超出了一个初一学生的理解能力。那个声音的制造者，一个理光头披绿军大衣的青年冲过来，什么也不说，抬腿就是一脚。接着，他想起了什么似的（可能是想起了《少林寺》），跳起来凌空一个侧踹。他太追求动作的观赏效果，加上我本能的一躲，漂亮的一脚只踢痛了空气和他自己的虚荣，他火冒三丈准备再起脚，我在围观的一个好心人的提　醒下，调头就跑。我感到他和一个同伴在后面追，跑了十几米远，前面又冲出两个人拦截我。他执意完成了挽回面子的一脚，才在同伙的簇拥下扬长而去。
　　这件事对我身体的伤害是极小的，我的腰挨了并不准确的一踹，被踢伤的是我的心。当然还有潘朝晖的心，他为未能挺身而出而蔑视自己。我不敢把此事告诉父母，当即和潘朝晖商定，以后每天下午放学，先不回家，去河边练功夫。和解放街平行的昌江边上，常年堆满了从河里淘来的沙子。我们从解放街中段拐出来，照着当时热播的评书《隋唐演义》和《武林》等杂志介绍的办法，在沙堆里练功。用食指和中指插沙地，用手掌剁砖头，从沙堆上跳下来练腿功。后来还在两人之间进行对抗性训练。我每次出手都把潘朝晖想象成了报仇的对象，因此力量很大；潘朝晖由于缺乏切肤之痛的仇恨，潜能挖不出来，占下风的机会就多些，有时鼻孔还出点血。挨的次数多了他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以致不止一次差点真打起来。
　　解放街上空的阴云仍在阳光下游弋，不时有低年级学生莫名其妙地被打。练了一段时间的功夫，我觉得拳头有些分量了，走路上底气足了不少。那伙围殴过我的罗汉，不时骑车到一中去转悠，披着军大衣在双杠附近伺机滋事。他们可能已忘记了我，而我一看到那个光头心就会怦怦狂跳起来。我真想上去给他迎面一拳，但我知道，凭我当时的实力，离报仇还有很远的一段路要走，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没人敢上前惹他们。万丈豪情到了关键时刻突然瓦解了，我不仅没有上前，还怕被他们认出来而故意绕道走得远远的。
　　但我的仇恨并没有因此消失，它潜伏在血管里使我的拳头极易激动。由于家教甚严，我从小是个很少打架的孩子。我初中打的惟一一场架就发生在那段日子。我的前桌课间休息时老用后腰挤我的课桌，我说他他不听，以为我开玩笑，然后我苦练了多时的武功从我的体内呼地窜了出来。我对着他胸前推了一掌，他也立即来揪我的衣领予以还击。几个回合之后，我懊丧极了，我发现真正打架时是无法按照平常练的招数去打的，头脑一热之后完全是一通没有章法的王八拳，两个人脸上都出现了淤紫的伤痕，我没有占明显的优势。也就是说我的武功白练了。
　　我不再和潘朝晖去河边练功了，只是在解放街和校园里小心地躲避那些罗汉。1984年全国“严打”，县城里横行数年的大小罗汉被杀的杀，关的关，学校也常组织我们去参加宣判会。在“五一”广场召开的大型宣判会上，我看到了我的复仇对象，并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他是个流氓团伙的小头目，因聚众打群架被判了8年。我当时的心情很奇特，又高兴又失落。我当时正读初二，我算了算，等他放出来，我早巳考上大学离开了鄱阳。这意味着我不再有机会向这个踹了我一脚的人索要回尊严。
　　我在解放街上的行走又恢复到了从前的状态，继续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做着幻想中的巨人。有一天潘朝晖很沉重地对我说：我们不能再虚度光阴了，我妈说了，将来考不上大学，就只好去河边推大板车运沙了。他的表情和话语镇住了我。我们都怕以后去推大板车，不是怕苦，怕被同学看到不好意思。我在解放街的天空上漂浮的幻想变得具体起来：如何把英语考及格，如何把作文写到600字……一年后，我和潘朝晖双双以全班前3名的好成绩免试进入重点高中。
　　那是我学生时代最辉煌的顶点。
　　　向上生长的糖
　　　如果饿是60年代出生的孩子童年的关键词，我们这拨孩子的关键词则是糖，和我同龄的1970年出生的女作家棉棉赖以成名的长篇小说名字就叫《糖》。我没读过这本书，不知它和糖到底有多大关系。但我能感受到糖这个词对棉棉的诱惑，这是现在的小孩难以想象的。
　　在比我们大一轮的孩子从饿的阴影里挣扎出来后，糖开始在我们的仰望中闪烁其词。它们隐身在大人神秘的口袋、上了锁的抽屉的一角，因珍藏过久而变得潮湿黏滑，只在喜庆和大人出差归来时偶露峥嵘。那时糖的品种也少得可怜，除了水果糖和花生糖，就只有驱蛔虫用的宝塔糖（不过称它为药也许更准确），剩下的是民间流行的冰糖、麦芽糖、产妇才能吃到的红砂糖。它们和我们的嘴巴总是隔着一行口水的距离。
　　我总是盼着跟大人去年轻阿姨的单人宿舍作客，因为她们最擅长的游戏便是从抽屉里的花手帕里变出两三颗水果糖，在到达我的嘴巴之前要在她的手掌里暂停片刻，直到我犹豫着喊出阿姨好。对糖的观察使我记住了轻握着它的手掌：光泽丰润并布满好看的红晕。这个印象影响到了许多年后我对女性的选择。挑着麦蚜糖换牙膏皮的小贩是我们又盼望又痛恨的人，他们用小锤敲打割刀的脆响魔法一般收走了我家里的旧雨靴、破脸盆和尚未挤尽的牙膏，而他们用吓唬蚊子般的力气敲割下的一丁点糖块似乎比黄金还贵，它非但没有缓解我对糖的饥饿感，反倒把饥饿养得又肥又壮。外婆是世上最疼我的人，这是在她将一块藏在餐橱里的冰糖偷偷塞到我嘴里时形成的判断。比我大5岁的表姐迄今仍对一个黑镜头耿耿于怀：我像海狮顶球一样含着一块快要超出口腔容量的冰糖从厨房表情诡秘地出来，又想留意地面又怕融化的糖汁从嘴角溢出，模样因此滑稽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