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2月-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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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着说到三比如，易红肯定会说：“你说的有道理……”
　　我的教师生涯还算顺利，学生不讨厌我，因为我说话够酷，但我教给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很主流的，这就是我说的阳奉阴违。
　　我和那个婚外女友中断一年多的交往又恢复了，打她电话她就来了，我很感激，觉得她很善良。
　　我给她买了套化妆品，牌子挺高档，她也有点儿感动，抱着盒子说：“你的事儿我听说了。”
　　我笑笑，没接着往下说。从宾馆出来我请她吃了顿饭，叫了不少的菜，却没怎么动，都让她打包带回家了。
　　在学校闲暇的时候，我常拿着那把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钥匙发呆。易红的事情还没有结果，她还应该在冰柜里躺着。
　　那只是她的身体。当她还在她的身体里面的时候，身体常常让她感觉到分裂的疼痛。我的手摸上去都能感觉到皮肤下面的裂痕。我长久地吻她所有的肌肤，我想用嘴唇的热度融化她弥合那些裂痕。
　　她含混地问我：“你怎么那么有耐心呢？”
　　我说：“我不想看到你做爱起身后那点厌恶和怨恨。”
　　她吻着我的胸口说：“我不是对你……是做爱……”
　　她的长发散满我的身体，我摸着她的头发说：“这就是你的病。恰好我是医生，而且是专家……”
　　她笑起来，“医生，得需要很多疗程吧？”
　　后来某些时候，我觉得她真的能好起来。她的身体在我的怀里光滑而柔软，满足快活得像个孩子，只有那个时候，她眼睛里才会泛出粼粼水波一样的微光，和她平素充满魅惑力量的光不同。
　　那光是从她心里很深的地方照出来的，穿过重重障碍和束缚才显露，所以如此微弱。
　　这微弱的光如今在那双眼睛里永久地熄灭了。
　　可她躺在冰柜里的身体依然不得安宁，关于她死因的纠纷还在继续。
　　最近一次警方找我调查情况是一个月前，还是在确认最后一个电话的内容。从尸检确定的最后死亡时间断定，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安眠药已经进人体内。所以这个电话的内容至关重要。
　　我的陈述没有丝毫的改变。
　　当然，我说的并不是易红的原话，但我认为其他的那些细节，对于我们俩之外的其他人，没有意义。
　　她说：“对不起，我遇到件事，今天不能见了。对了，我告诉你，花落下来的时候，是有声音的，安静下来，能听见……”
　　我问她在哪儿，她没有回答。可能她一直举着电话，让我听落花的声音。
　　“……如果你那儿不安静，就听不见。我累了，想睡会儿。说不定能梦见个花园，我想要个真的花园，下面有土，上面有太阳，中间有风。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有花落，我们俩一块听……”
　　易红不知道，我有一个基本符合她所做描述的花园。
　　我买的房子离市区界还有十几公里，是一家从东北内迁的兵工厂的家属房。那家兵工厂后来转民用了。生产发令枪，再后来发令枪也停产了。一厂子的下岗工人都豪迈地“从头再来”去了。好多人开出租车，也有把厂里的发令枪改造了和子弹往外偷着卖的，抓过几次，现在可能没了。卖我房子的这家，男人就是因为偷卖私自改造的发令枪被判了几年，出来后想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
　　这消息是一个病人告诉我的，他们夫妻俩原来都是那个厂的，他老婆在酒店坐台，他靠老婆卖身钱养着所以心理失衡，难受得不想活，就拿钱来找心理医生救命。他一直说周围的人多艰难，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上有条很深的疤，缺了中指，其余的四个手指也蜷曲着不能伸直。
　　肿瘤科大夫对癌症晚期病人只能给吗啡和安慰剂，我也一样。我说生存是最大的道德，我还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孩子的培养问题。现在我们成了邻居，那时候他上小学的儿子现在也上了初中，周末我在公交车站下车的时候，好几次看到他拎着儿子的脖领子从网吧里出来。他见我还叫我夏医生，从他跟儿子搏斗的气势上看，他现在活得生机勃勃。
　　这人带我去看了那座房子。我决定买房子的时候刚认识易红，所以当时买房子跟易红没关系，我只是想要一个院子，想要一块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地儿。这里行政区划上归县里城关镇，十年八年估计也开发不到这儿，房子不值钱，我只花了八千块钱，就得到了半亩土地和三间二十年前盖的红砖瓦房。
　　邻居住得很寥落，很多这样的房子，空着锁着，白天能看见的都是老人，整个家属区只怕要有几千亩地，从我的院子向前看，空旷处是收割后的麦地，一些工人本来是农民，他们见不得地闲着。道路是粗大杨树掩映出的林阴道，向房子两边看，有人住的院子前还有菜地，间或有夹竹桃和大丽花掩映其中。
　　我开始建设我的乐园，我喜欢这里。
　　我真的种了不少美丽的植物，有的开花有的不开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摆弄这些植物的时候就会想到易红，我愉快地一厢情愿地想象着……
　　可我始终也没勇气真的带易红来。
　　我带我前妻来，用事实证明我比以前更不正常。易红当然不会把我当成疯子，但我对她的反应没把握。我很害怕她在我的花园里露出平和宽容的微笑。说些得体的感叹赞美的话，和我一起从压井里压出水，浇一浇园子，再扯两句陶渊明或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之类的话。
　　我的奢望是她在我的花园里，眼睛里也能泛出那微光，从心最深的地方放出来的光。
　　夏天快过去了，院子墙上本来就有的凌霄今年花开得特别繁茂。这种花被一位女诗人批评过，其实凌霄花给我的感觉却很优雅，也很矜持，甚至带点忧伤，因为它的落花很少残败，依然保持着优雅的花形和淡妆胭脂一样的花色，一如还在枝头。
　　我说的有道理吗？
　　假日在家的时候，我一边收拾园子一边在心里说着话，有时候会说出声，可以被认为是某种精神疾病的先兆了，但我知道我在给谁说话，我有听众的。
　　我常常看着那把钥匙想，她还会回应吗？
　　我一直没有想过，当那回应真的出现时，我有勇气听吗？
　　元旦前，我被一个电话请到了我醉酒的那家四星级酒店顶楼的酒吧，易红的妹妹在等我，她说她叫易兰。
　　我走进酒吧，就认出了易兰。她和易红体形五官都很像，但脸上那副宽大的黑边眼镜，让我觉得她们差别很大。她面朝着我，她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
　　我走过去，那个男人抬头，我愣了一下，猛然想起是易红的丈夫崔保周。
　　硬着头皮打了招呼，他的神情也有些尴尬。易兰把酒水单推到我面前，笑着说：“要不是上面有汉语，单看这些酒名，我会以为还在欧洲。”
　　服务生站在我们的桌前，我看了一眼桌上，就说和他们一样。
　　易兰完全无视那个姐夫的存在，研究地看着我说：“我姐说你很有意思。”
　　她的口吻里有让人很不愉快的优越感，我什么也没说，崔保周收起桌上的一沓文件放进包里，端起桌上的酒，说：“来，为易红干一杯，看来她死了，人人都有好处啊。”
　　他硬充出一种无赖的语气。老实本分的人被命运莫名其妙地耍弄了，他又能怎么样？大概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保持尊严的态度吧？
　　这次见他，我不紧张了，可我还是觉得难过。
　　当然没人和他碰杯。我点的酒上来了，我没动，依旧没说话。
　　易兰说：“你该走了。”
　　崔保周自己喝光了酒，说：“你怕啥？夏医生比谁都更清楚真相！”他强笑着说，“她不是已经办好了去荷兰的签证吗？她本来是想跑的，有人不让她跑，她能跑出地球吗？跑到哪儿都能逮回来，她得死，死无对证……”
　　易兰冷淡地说：“请你离开好吗？”
　　崔保周呆了一下，脸上出现了羞恨无奈的神情，就像是一个孩子无力推倒一棵大树。咬着牙对着树干又踢又踹，最后弄疼的只是自己的脚。
　　他就这样瞪了一会儿眼睛，易兰和我都没有说话，他哼了一声转身很快地走了。易兰朝我笑了一下。“对不起，”她端起杯子喝了口酒，说，“夏先生，我很欣赏你在整个事情过程中的态度，尤其是崔保周那条受伤的疯狗咬你的时候，你依然能保持高贵的沉默，让我觉得很佩服。”
　　我端起酒喝了一口，易兰话里透出的些微信息让我感觉她对易红的事情有着很深的介入……我苦笑了一下，“高贵这样的字眼，和我也太不沾边了。我是个软弱无用的平常人……易红的死，最后的结论还是自杀？”
　　我含着满嘴浓郁的松叶气味盯着易兰。
　　“是。”她推了一下眼镜，忧伤地笑了一下，“我跟父母说，姐是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她得这病有好长时间了。”她停了一下，“其实这话也不错，精神分析学上不是有种说法，性格就是一个人的病，对吗？”
　　我一口气喝光了杯中的酒，身子一下飘了起来，我看着易兰说：“对不起，我有个问题一直很想问，易红怎么会和崔保周结婚？”
　　易兰苦笑了一下，说：“为了让她那个自私透顶的已婚情人‘安心’，她就回老家找了个头脑简单好控制的男人结婚，这样病态扭曲的分裂生活过了十年……”易兰点上支烟，喷出口浓浓的烟雾，“你不介意吧？”
　　我说：“你要是问抽烟，我不介意。”
　　易兰看着我，眼睛里露出笑意，说：“你真的很有意思。我再多说一句，崔保周拼命折腾着试图指控的那个凶手，也就是那个男人。当然，他被人利用了。”
　　我没有说话。最后得到的回答未必就是谜底。易兰说的也许是事实，但同样未必就是真相。
　　如果真相会刺穿自己的胸膛，还有多少人愿意要真相呢？
　　我也不要关于易红死的真相，我要她回来，回到我想给她的那座花园里来！
　　酒吧的落地玻璃窗外，暮色中一片惨淡的灰白屋顶，城市寒碜粗糙的一面露出来了。没关系，过些年会跟着那些大都市学着化妆到屋顶的。
　　“对不起，我还约了人，直接说正事吧。”易兰递给我一张卡片，“你收到的钥匙是银行保管箱的钥匙，登记的名字是韩波，我丈夫，这是号码和银行地址。”
　　我抓住卡片，目光还在看窗外。
　　易兰的声音在我耳边响，“钥匙是我姐提前寄来的，她说那天是你的生日，卡片当时从贺卡里掉出来了，我后来才发现，不过很快得到我姐出事的消息。我就没再给你寄……夏先生？”
　　易兰见我回过神来，微笑着继续说：“经过这段时间，我认为，不管我姐留给你的是什么，你都是有资格得到的。”
　　我生硬地和她握手，说：“谢谢，再见。”
　　我出门的时候，和一个有些面善的男人擦肩而过，我想不起来是谁了，回头，那人笑着和易兰热情而礼貌地拥抱在一起。
　　我空着肚子喝的酒，感觉很不舒服。电梯间旁边有个侧门开了条缝，外面是天台。我推开那门出去了。风很大，天台上没有人，空气寒冷，可并不清新，我吸了一口，胃一反。我又吐了。
　　我的头抵着冰冷的马赛克墙面，身子佝偻着。内脏抽搐，吐的都是酸苦的水，从脖子到头都憋胀起来，我难受得撞了一下头，久违的眼泪突然被撞了出来。
　　我哭着哭着笑起来，我对这酒店过敏，来一回吐一回。我慢慢有力量站直了腰，我摘下眼镜擦了擦泪又戴上，这时两个保安焦急地冲过来，一边一个抓住了我的胳膊，“对不起，先生，请离开这里……”
　　他们虽然措词礼貌，肢体语言却是要架着我强行离开。我挣了一下，手里的卡片掉在了地上，我看着那张卡片，如果我说话，完全可以把它捡起来。可我没有说话，很顺从地被两个唯恐失职的保安架走了。
　　天还没黑透，那张白色的卡片在深灰的地上。老远还能看得见。
　　我当然没有办法去打开那只保管箱了。
　　软弱的我回去接着过自己的日子了。
　　日子更简单了，除了上课，就是看影碟和书。每个月见一次我的婚外女友，我给她打电话。本来我也没什么朋友，现在老周也不和我联系了，主要是因为我把手机停了。没了手机号码，一个人就从现实社会消失了。
　　下雪了，腊月才下入冬的头场雪。
　　周末，我坐16路公交车回家，车上很挤，可出了市区我就有座位了。我到终点站下车，顶着雪走回家去。
　　今年新栽的腊梅五条细枝上开了三朵花，开了门我就闻到了清冽的香。
　　我生火弄饭，吃饭的时候炉子上炖着水，蒸腾起的水汽让屋子温暖湿润，水仙还是只有绿叶子，我有些担心买了假的，可凑过去一看中间抽的条头上进出了花蕾，心里很高兴。
　　从柜子里摸出花生米和半瓶白酒，为了水仙花也得喝一杯。
　　我说的有道理吗？
　　我翻着刚买回来的一堆影碟，看喜剧吧，轻松点儿，有助于消化，《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以前买过，被前妻扣留了，又买了一张，再看一遍。
　　我最喜欢看那段，女主人公一个一个数经历过的男人，数到第二十三个，休·格兰特开始出汗。
　　我是第几个？
　　我温柔地笑着问挂在书架上的那枚钥匙。
　　别生气，你看，什么都可以变成喜剧，包括葬礼，甚至死亡本身。
　　如果肉体带着全部的过错、罪孽和肮脏的污点死去了，释放出被囚禁的灵魂，难道不是大欢喜吗？
　　现在不常听到人提起你的名字了，很偶然的一次，我听到有人用“易红二世”称呼另一个女子，我觉得很悲凉。
　　不管别人怎么理解你的生和你的死，我都能平静地沉默了。
　　我们不能不低头听某些声音。就像每次回家看父母，总要听他们对我的责备和劝导一样，在他们眼里，我愚蠢糊涂地把人生搞得支离破碎，很让他们忧心。我总是低着头，十指相抵，我忽然发现我这个习惯性动作，像祈祷，也像忏悔。
　　我也会这样十指相抵地坐在椅子上看着钥匙，想你在那箱子里放了什么。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