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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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两种格格不入、全然不同的医疗见解，为日后老先生的治疗工作，投下一团阴影，也在宋美龄和医疗小组之间，预设了双方矛盾的伏笔。
　　


苏醒之后



　　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的苏醒，给宋美龄以下的官邸人士极大的兴奋感，尤其教人不敢置信的，是老先生苏醒以后，除了身体体力明显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未受到昏迷的影响。对
　　于老先生的身体渐渐健朗，大家都非常欣慰，可是，毕竟他依旧是有病在身，尤其是因为手脚肌肉的萎缩和变形，在行动上有诸多不便，所以，在日常生活上更加依赖我们官邸和医疗小组的工作人员。
　　就拿1973、1974年每年的夏天来说，因为老先生平常就是个既怕热，却又忌讳吹电扇、吹冷气的人，这样的状况下，就苦了我们这些副官。
　　以往他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们早已习惯帮他在夏天用蒲扇给他打扇子扬风，可是，他从昏迷中醒来后，似乎较以往更为怕热，要我们不分日夜为他打扇子扬风，否则他就睡不着觉。
　　那一段时期，大家因为要轮番照顾他，体力和精神上都感觉有些吃不消。我们吃在“荣总”、睡在“荣总”，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假日时间，长久下来，焉有不疲惫困顿的道理？原本
　　，我们是八个小时一班，然而这个时候的八个小时，和老先生健康时的八小时的班，是完全不同的，服侍病中的老先生，不但要帮医官护士做医护助手，还要兼做一般医院所谓“特别看护”的事情，举凡只要是医护人员不做的任何杂务，不论那个工作是否污秽肮脏，我们都没有任何选择不做的机会。
　　因为我们处理的工作，多半是和老先生切身起居有关，若放在以前，如果我们谁有什么病痛的情况，官邸的医官还不会太注意我们会不会影响老先生及其家人。可是，自从他病了之后，我们这些副官，只要有人患了感冒，即使是很轻微的感冒，也要向医官报告，医官立刻会为我们诊治。最初，医官比较紧张，凡是有一个下人感冒了，他们总是立刻叫这人离开病房，以免传染给体弱的老先生。有次我们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副官感冒，几个人都不能服勤，最
　　后连我也感冒了，还发着高烧，还是要继续值班，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就叫惟一没感冒的李振民副官睡到老先生旁边值夜，白天时，我工作只好戴上口罩，以免散布病菌。
　　我为什么会患感冒都还要照顾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不少副官都因太劳累而生病，另一方面，老先生那时上下床都要有人抱他，而偏偏李振民的个子矮小，老先生怕李振民抱不动他，每次李振民主动要去抱他下床，老先生马上制止，并说：“我不要你抱，叫其他人过来
　　！”医官知道我感冒了，可是老先生指定要我去服侍他，医官只好叫我戴上口罩，不要把细菌传染给老先生。
　　当时这段抱病照顾蒋介石的经历，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蒋先生向来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自从生病以后，活动的机会少了，但在心理上，他还是一直想活动一下，可是又偏偏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只好由其他的方面去满足，好比是按摩。他苏醒后，也许是神经比较迟钝，有时候明明我们已经用了相当的力道，为他按摩已经萎缩的右手或是左手，纵使我们再怎么用力，他也似乎没有什么感觉，有时候他误以为我们按摩不够用力，还大声斥责：“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即使我们拼老命使出更大的力气给他按摩，可是他依然不满意。
　　本来是好动的人，一下子给疾病绑在床上，毕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长时间躺在床上，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候他情绪不稳，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几乎已是家常便饭。
　　在病房里，他身上至少插了三根以上的管子，而且手脚肌肉都有萎缩的情况，每次起身，都要由我们连身体和管子抱上轮椅，而且，照官邸的老规矩，他起床后，侍卫官就要通知所有的侍卫人员，叫大家起来待命，即使在“荣总”住院，也是按此老规矩行事，所以，他起来几次，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轮班的医护人员就要被折腾几次，绝对不会幸免。
　　有几次，他也是想起来走走，可是医官觉得他身体还很衰弱，怕他起来不便，更怕他起来后，连接在他胸前的心电图电线，就要暂时拔除，这就等于暂时无法监控他的心跳纪录，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比如说像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况，谁负得起责任？所以医官多半不主张他起床太过频繁，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起床会有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发生，他这样一个长期卧病的老人，总觉得是不是医护人员故意给他行动上设限制，有几次他对医护人员一再劝阻他下床大为光火，他冲着医官大骂：“我说要起来就是要起来，到底你们是总统还是我是总统？”
　　他发这么大的脾气，还会有谁敢去阻挡，只有悉听尊便了。
　　所以，有一次蒋介石曾创下一天内起床23次的纪录，他执意想起来的原因，大概是想试试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脚踏实地地站起来，可是，他每次起床大概只有几分钟，就气喘不止，然
　　后又吵着要回床上，等到回床上躺下没一会儿，他却又嚷着要下床，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上上下下，把所有工作人员搞得鸡犬不宁、暗自叫苦。
　　蒋先生复苏以后，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可是，经过一阵子以后，医官已经允许他可以在六病房四周坐在轮椅上活动，有时候他的体力比较好时，还让他到下面去走几圈。
　　有几次，老先生心血来潮，在宋美龄提议下，又找电影股的人去找电影片子，要在六病房放电影。官邸人员立刻照办，为他弄来最新档期的电影，可是，他看了几分钟以后，就说不想看了。其实，给他看电影，也只是希望舒解一下他的心情，让他不要太过烦闷，电影大概只看了几次，后来就没再放过。
　　老先生苏醒后不久，宋美龄对“总统”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以及官邸上下的工作人员，多时以来的辛勤努力十分感谢，在六病房时每逢年节都会设庆功宴，向医疗小组成员致谢。有时，老先生都还特地从床上起来，向在场的人员致意，这一点，蒋宋夫妇是做得相当周到也可以说很有人情味。
　　


宋美龄导演“健康政治”



　　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当然免不了会有一些关于他病情传说的风言风语，为了“辟谣”
　　，宋美龄和官邸人士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从运用家族的重要活动，向外界“证明＂“总统
　　”尚健在，就可以看出宋美龄女士长于外交的手腕。
　　我的印象中，老先生在病中，一共对外露了四次脸，而这四次的公开露面，都是由宋美龄一手决策设计，并且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病中的蒋先生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曝光，是在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的时候。
　　孝勇的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老先生还在“荣总”调养，虽然他已经苏醒过来，只是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老先生这位家族长者奉茶。
　　当天上午，我们和平常一样，给老先生穿上长袍马褂，坐在六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接受孝勇夫妇的奉茶仪式。
　　那次的奉茶仪式，宋美龄特别决定选这个主题，对外发布新闻，说明“总统”为最小的孙子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并且对外证明老先生的病情正在康复中。这次的曝光，显得非常自然，实际上也没有造作的地方，当然，官邸在对外的说词上，必须斟酌外界的可能反应和联想。所以，在对外的用字遣词上，都是字斟句酌、小心谨慎。
　　然而不可否认的，蒋介石毕竟是有病在身的老人，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确经历过一番和疾病搏斗的艰辛历程，这个艰辛历程，使得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猜出他的病情。
　　第二次曝光是1973年11月间，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会客室晋见这位国民党总裁。
　　那次的晋见，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三中全会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见老先生，然而，当时老先生的右手肌肉萎缩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即使坐着的时候右手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到底该怎么掩饰右手的缺点？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后来，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何不用透明胶布将老先生萎缩的右手手腕索性“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再穿上长袍马褂，这样外表就看不出来他的右手有什么问题了。我把这个想法向上面反映，上面马上拍手叫好，于是，就照我的方法，先为老先生穿好他惯常穿的长袍马褂，然后再把他用轮椅推到“荣总”会客室，等他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定，我们便立刻用透明胶布在他右手手腕上方绕上一圈，直接粘在沙发的右边把手上，把他的右手问题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一一进场。
　　虽然那时蒋介石的身体有些清瘦，但精神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医官怕他离开心电图监视的时间太久，会引起危险，在有关方面安排行程时，特别要求尽量把接见的时间压缩，当然，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更是全员戒备，在会场一旁随时待命，只要他稍有情况，就马上采取必要的急救手段。
　　第三次曝光，是在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老先生夫妇。那次的家族活动，在宋美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全家家族照，再一次“证实”老先生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一扫当时有关老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不实传言。
　　那张照片画面上显示，老先生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地放在老先生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的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
　　时间是1975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两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湾当局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老先生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老先生已经有好长一段时期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老先生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老先生的踪影，可见，老先生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因为，见比不见更好，只有见，才可以免去不必要的误解和臆测，何况，这时日本和台湾刚刚“断交”，大陆已经进入联合国，如果我们再对美国有失礼动作，很可能对彼此的“邦谊”有负面影响。
　　然而，为了让马康卫晋见蒋“总统”的过程显得天衣无缝，士林官邸确实费了一番巧思。
　　在马康卫来晋见“总统”前夕，士林官邸内务科和有关部门的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然而，宋美龄对接见计划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有很好的英语语言基础，而且，在美国早一辈的外交圈子里，她的能力和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所以，她没有要求台湾当局任何一位“外交”人员作陪，她认为只要她陪伴“总统”接见马康卫，就已足堪应付大局。
　　可是，她惟一比较不放心的还是老先生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撑持一段时间？因为接见马康卫，不可能像见国民党主席团主席，见个十几分钟，敷衍一下，毕竟主席团主席都是老先生的部属，即使不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若是对美国“大使”也是这么敷衍十几分钟，恐怕还比不见来得更为失礼。
　　便是这个原因，医疗小组的医官对此又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还是强调蒋“总统”是不宜离开心电图的监视太久的，否则没人可以保证他不会有任何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发生，何况，他已经有几次心跳突然停止的情况，尤其令人忧心的，便是他的每次心跳停止间隔时间已有日渐缩短的迹象，假如情况进一步恶化的话，谁能把握老先生不会因为一时兴奋或是冲动，而使心脏受到致命的刺激？
　　然而，尽管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如此悲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意思还是不改变接见马康卫的决心，为了国民党的前途，必须冒一次险。
　　接见照计划进行：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依约前来，蒋介石早在马康卫来之前，就已经端坐在士林官邸的客厅等候，医疗小组则在后侧隐秘处严阵以待，我们副官则在料理完杂务之后，退据在客厅后方等候差遣。
　　我清楚地看见老先生和夫人的表情和谈话过程，只是我并不懂英语，所以，听不清他们的交
　　谈内容，可是，他们的交谈状况，我却清楚在目。
　　老先生的表情那天有一点僵化，脸上表情不太自然，偶尔会讲几句中国话，但任何和他有过交谈经验的人或者从未交谈过的人，都可以发觉，他的舌头出了一些问题，似乎有些硬化的感觉，而且谈话时还会喘着大气，这正证明了老先生的病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然而，幸好还有宋美龄一旁协助，让马康卫“了解”老先生的意思，并且适时地掩饰老先生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几次重要接见安排下来，让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胆子都快吓破了，每次宋美龄告诉他老先生哪天要见某某，他总是极力反对，后来他和我们闲谈谈起：“你们不知道我每次要担多少心，但又不得不接受上级的指示，没有办法制止，心情真是非常复杂。”
　　除了这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