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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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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东路十八号
1950年年初,一通电话打到草山官邸,要官邸支援四个便衣人员,到长安东路18号报到。我起先并不知道长安东路18号是个什么地方,只知道蒋经国前一天正式从台中搬来台北了。随后,我匆匆收拾一些简单的行囊,奉命和其他三位到指定地点报到。
长安东路18号,可以说是蒋经国来台以后的第一个官舍。早先,院内那栋日式房舍,不过是华南银行董事长的宿舍,后来,“总统府”通知华行,说这栋房子“总统府”要征用,就这样直接拨给蒋经国一家人住。日本占领时期,台北市的一条通到十条通,可以说是日本高级官员的豪华住宅区,即使到了光复以后,这一带还是很优雅的高级住宅区。
蒋宅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印象中,大概也有个几百坪的光景,房子的部分倒是没有多大,建筑是日式平房,整体结构呈一个“L”型;除了厨房、餐厅,共有四间卧房,蒋经国夫妇住一间大间的,其他三间则是孝文、孝章兄妹各一间,孝武、孝勇兄弟合住一间;另外,像在蒋家当厨师的蒋经国的堂兄蒋永发、管家汪妈、孝勇的护士奶妈,都在旁边角落有各自的小房间,而我们便衣人员则住在前院汽车间前面的小房子。所以,大体上说起来,蒋经国一家六口,加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住在长安东路18号,还算是很宽敞的。
刚刚搬进长安东路,蒋经国的经济情况相当拮据。最早,他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官位,所以,谈不上什么收入。有好一段日子,蒋介石必须按月给蒋经国5000元台币,逢年过节还要加些补贴,才可以帮儿子度过一段没有薪给的日子。后来,蒋“太子”当了“政治部”主任,又是“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收人便逐步丰厚起来,但是,基本上蒋经国家里一直是相当俭朴的,这一点,我们侍卫人员都有目共睹。
就以那时蒋经国家里的早餐来说,餐桌上经常是一锅泡饭,菜也就是一块豆腐乳、一碟花生米、两片咸鸭蛋,平时,经常是煮锅罗宋汤,一吃就是好几天。穿衣服,蒋经国更是节俭,早年连一套西装都舍不得做,常见他穿的几条裤子都是他穿了好几年的旧裤子,我跟随他多年,坦白地说,蒋经国在清廉自持上,是绝对没有话说的。那时,他的太太蒋方良,生活也是过得非常简单,到蒋经国有了官职,她才偶尔到台北衡阳街的绸布庄去买些布料,做些衣服给自己和家人穿,有空闲的时候,她还会去看场电影,全家上上小馆子,至于外面有人说她喜欢打几圈家庭麻将,则完全是子虚乌有,至少我们从来没看过,也没听说过。
日常上班,蒋经国是坐一部1947年产的美国别克汽车,司机是从空军总部调来的李士官。蒋方良的座车是一辆英国奥斯汀小车,司机是从“安全局”借调来的邬先生。
我们四个便衣卫士刚到长安东路蒋宅时,蒋经国的四个小孩中,孝文插班到淡水的私立淡江中学,念初中部,平时住校,要到星期六才由我们派车把他从学校接回来;老二孝章当时念小学,孝武不过三四岁光景,而老么孝勇才一岁左右,刚刚在学走路,两个小男孩特别调皮可爱,我们几个卫士也蛮欢喜逗弄他们兄弟玩的。
除了三男一女以外,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还认养了一名义子,名叫邱明山。他和孝文是同年的,最早两人一起上淡江中学,也由我们侍卫人员和司机老李负责接送。如果两人一起在外闹事,邱明山总是代孝文受过。中学毕业以后,邱明山考上基隆海专,第一次结婚的时候,还是蒋经国夫妇证婚的。邱明山因为蒋经国的关系,曾在“辅导会”做过事情,后来听说因为交了坏朋友,并且犯罪坐牢,蒋经国对他非常不谅解,宣布和他脱离关系,连户籍也被从蒋家注销。因为邱明山这个人经常觉得自己身分低微,跟蒋家保持距离,不愿过分接近,虽然名义上是蒋经国的义子,可是他却很少踏进蒋经国家的客厅,多半时间反而是窝在我们卫士值班室,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之后,我们也不知道邱某究竟流落何方去了。
蒋公馆的生活基本上过得十分平静,最早,常常到蒋家做客的,包括时任“空军总司令”的王叔铭、“八胜园”的主任张师、“国大”代表严灵峰、“立法委员”王新衡等人,这些人多半是蒋经国到俄国读书时的同学,或者是那个时期的旧识;太太们则有明星花露水公司的老板娘(名字记不起来了)、王叔铭的太太、以后当了“辅导会”主任委员的赵聚钰的太太、“空军情报署”衣复恩的太太,这些官夫人经常会来蒋家看看方良女士,大抵都属于谈天联谊性质。
若干年后,蒋经国平步青云,官愈做愈大,常来官邸看蒋经国的朋友,反而为了避嫌,除了少数几位挚友,多半减少了往来的次数,蒋经国的朋友也逐日减少。
到蒋经国长安东路官邸不过一年光景,却因为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们被迫提早调离了蒋经国的家。
在经国先生家服勤,我们的惯例是平均每两个小时值班人员要在四周巡逻一遍,平时大家都保持很高的警觉。但是,四条通一带,治安一向很好,日子一久有的同仁就逐渐松散下来。有一天夜里,轮到某位同仁值班,他可能一时失神,不知不觉睡着了,结果,有个大胆的小偷,竟然破坏了木条做的外篱,侵入官邸行窃,这个胆大包天的窃贼,居然偷走了蒋经国女儿孝章的进口菲利普牌自行车,然后又把官邸厨房挂的一根火腿偷走,还顺手牵羊拿走我们侍卫人员的皮鞋。
等到第二天,家人发现再向蒋经国报告,他不禁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要把我们四个人立刻撤换,这时我才领略到别人犯错自己却跟着“连坐”的滋味,但是基于同事之谊,我们又不便责备那个值班打瞌睡的同事。
官邸窃案,让管区派出所大为紧张,一阵忙乱之后,警察终于逮到小偷,但我们已经调回士林官邸,接受新的任务去了。
*第三章:走进蒋介石的世界
1954年春天,“总统府”三局局长施觉民,打电话到官邸给侍卫长,表示“总统府”缺一名内勤工作人员,希望官邸能够审查派遣适当人选去递补。在没有人愿意前去的情形下,上面觉得我的可信度比较高,在几位长官商量以后,我被通知立刻到“总统府”办理到职手续。就这样,我开始真正到蒋介石身边服务,也真正亲身体会到老先生处理政务的执著精神,因缘际会,我也正式走入蒋介石的世界。
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总统”
我记得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讲过一句名言:“在佣人的眼里,即使伟人也变成了凡人。”
这一生,我服侍蒋介石父子三十余年,我也有和希特勒说的这句话一样的感受,即使今天的政治环境已经大变,对老先生,我却有一份难以名状的敬畏之情。
尽管老先生只受过私塾的教育,后来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外表上感觉起来他不像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可是他的汉学造诣很扎实,从我第一天踏入“总统府”,到他的身边供职,我就觉得老先生是位感情细腻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的人,只要有什么大的庆典,需要有一篇什么训词的文稿,要以他的名义或者声音发布时,这就是他最重视的时刻,修改文稿一句一字从不马虎,斟酌得特别留神,甚至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通常,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是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秘书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以后,马上就送到老先生面前,再给他过目。
蒋介石像是中学老师似的,一篇文稿在他手中总要看上几天,经常一有空就会拿起他手边的红蓝铅笔,把秘书秦孝仪起草、秘书长张群核定的文告稿子,左涂右抹、上圈下勾,折腾个老半天,字句斟酌,反复思索。有时秦秘书会笔直地站在一边,等待老先生最后文章的定稿。秦孝仪为了一篇文告,经常必须连夜加班,只要老先生要发表的文告他本人没有看完,秦孝仪就不敢离开秘书室半步。
有时候,老先生临时想到文告里边有个字,似乎用得不太妥,他常常会叫秦孝仪再把原稿拿回修改或从印刷厂内抽回来,等他认为改得差不多了,最后核定无误才交代拿去印刷装册,秦孝仪就匆匆拿着最后的定稿,交当局的印制厂,告诉那边的负责人说,你们印吧,明天一大早要用的,然后才敢开动机器印刷文告或读训。
处理公文信牍或是看书圈点眉批,他都从来不用圆珠笔,写日记也是如此,不是用毛笔就是用红蓝铅笔。
蒋介石开会要戴两副眼镜
当官的人都喜爱开会,因为可以一显官威;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爱不爱开会,可是,至少我调到“总统府”做内勤勤务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由他亲自主持的会。
50年代到60年代,是老先生精神正好的阶段,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可以说无日无会,星期一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预备会议,星期三是中常会正式会议,而星期二、四、五分别有宣传会议、财经会议、军事会议等,都由他亲自主持。
我在担任内勤工作时,就听说老先生在抗战时期,主持开会所发生的一些传说。比如,他经常在开会的时候,因为高级将领稍有不逊,他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有时候就当着众人的面,疾言厉色地羞辱与会的将领。那时,老先生毕竟年轻气盛,但是,被他重责的将领在气愤之余,便兴起叛离之心,有不少名将便是在气不过的情况下,跑去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到了台湾以后,蒋先生毕竟是年纪大了,火气没从前那么大,所以,他主持开会,再也不曾听说什么大发脾气的事情。
尽管如此,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老先生刚烈的个性,基本上还是无法改变的。
蒋介石开会时,最重视的是干部有没有专心听训。所谓听训,就是听“总统”的训词,也就是老先生自己的训词笔记。只要开会读训时,有人胆敢打瞌睡,被他亲眼看到,那一定少不了有一顿胡子好刮。每次开会,他总是不忘记带两副眼镜,一副是老花镜,另外一副是看远的眼镜。干部读训时,他常常是一边看训词,一边用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对着台下众将官的脸庞搜寻,看看究竟有没有人趁着读训时,偷懒睡觉,假使有人打瞌睡,他是绝对不会宽纵的,一定在会议做结论时,当众批评这个人,所以日子久了,再也没人敢打瞌睡。
愈是重大庆典,老先生愈是重视。重视宦途、爱惜羽毛的军人,岂敢再去梦周公?
大多数人都以为老先生开会,必然都是谈一些国家大事,其实有时未必尽然。
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
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
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教育部”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
蒋介石的用人哲学:察言观色
文告上的字斟句酌,让人直觉蒋介石是一位十分守旧的人;而他在接见文武官员时,更有一套他自己立下的成规。
大部分蒋介石要召见的人,多是最近要调动职务的高级文武官员。召见前几天,“总统府三局”的主管人员,早就把公文准备妥当。比如说,某单位要晋升一位首长,但有好几位适当人选,通常有关单位会在众多人选中,选出二至三个,呈报“总统府”,然后,由“总统府三局”安排“总统”接见这两三位候选人员的时间。在召见当天,三局交际科人员就用毛笔写好一张大签呈给“总统”。在“总统”上班前,一大早就交由我把这份公文摆在“总统”的大办公桌上,在“总统”抵达办公室之前,预备接见的人员,早已经由交际科人员带领到“总统府”会客室等候。
一等蒋介石来上班,并且在办公室坐定,打开有关的人事档案签呈(上面记载了今天要召见官员的相关资料)。这时,“总统府”武官知道,“总统”已经把被召见人的相关资料过目一遍,知道“总统”想要召见今天约定的人员了,就放开嗓门唱名,将在会客室等候的待召见人员一一领进办公室。这时,蒋先生通常是神闲气定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方,静待被召见人员进办公室,一旁的秘书秦孝仪、侍卫长二人也站在一边陪见。
有的人因为是第一次被老先生亲自召见,加上老先生有种不必造作就会自然流露出来的棣棣威仪,被召见人员有的会一时紧张,经常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
“总统”的办公室入口处,有一道矮门槛,高度约一寸左右,有的被召见人员心里七上八下,而老先生的办公桌就位于大门进去的正前方,有的人一见老先生就坐在正对面,双脚一时不听使唤,不小心踢到门槛,用力过猛,当场就扑跌在老先生面前。
老先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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