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7年合订本 作者:多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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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内带薪一年假期，他接到这个消息是在1944年的9月初，而在此之前的8月20日，恰恰是他50岁的生日。
　　这一年的春天，和所有颠沛流离到大后方的大学教授一样，吴宓先生在昆明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艰难而且庄严地为华夏土壤培养“知识的种子”。这个时候的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军队的飞机已经没有能力轰炸昆明，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对日伪展开反击，原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悄悄地分裂，几所顶尖学府虽然名义上还在联大的招牌下，暗地里却各自为政，各自发展。这一年是吴宓先生在清华任教的第三十个年头，也是最后一年。
　　1944年的春天，吴宓先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写成了三部英文版著作：《世界文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大纲》和那部见解独到的《文学与人生》。也正是为了校订修改和翻译成中文，以培育桃李为己任的吴宓先生才接受了校长梅贻琦的休假建议。也有人说，吴宓先生之所以接受休假是因为和当时的系主任陈福田发生了激烈争执，二人矛盾重重，无法共事，天性率真的吴宓教授才动了离开清华的念头，于是，1944年的9月23日吴宓先生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昆明，经过贵阳来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会见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桢、梅光迪。10月13日，吴宓先生从遵义出发去重庆，和茅以升、潘伯鹰会面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去见他亦师亦友、寤寐思之的陈寅恪。
　　关于吴宓、陈寅恪二先生的友情，实在是中国学界的一段佳话。在“文人相轻”、动辄诋毁诽谤的新文化以降的学者圈子里，吴陈二人的友情堪做万世楷模。且不说二位先生留学海外期间的真挚友谊，且不说共事清华的巅峰岁月，且不说1944年吴宓先生竟为了能够和陈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且不说1961年吴宓先生南下广州拜会睽违16年的陈寅恪；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1971年，被摔断腿、被批斗到几近心理崩溃的吴宓先生冒着重大的政治压力，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中山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下落，信中说：“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急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这封信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沉入大海，让吴宓先生枉耗牵挂，也让几十年后读到这封信的我辈潸然泪下。吴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陈寅恪夫妇早在两年前悲愤去世。60年后的2004年，作家叶兆言写到吴陈这一段情谊，动情地说：“友谊有时候正是因为距离，因为离乱，会产生特殊的美感。”叶兆言的感叹可谓由衷而发，一语中的。叶兆言的父亲是叶至诚，叶至诚的父亲是叶圣陶，家学渊源，难怪言语朴实动人。而吴陈二人在很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比如都育有三女，比如都离开北京南去，比如都把学术当作生命的根本，就连晚年的遭遇也惊人地一致，都是“膑足盲目”，凄凉弃世。
　　1944年整个漫长的春天，吴宓先生都住在昆明大西门附近一栋老式木制楼房的阁楼里。每天从学校回来，吴宓先生要爬50多级楼梯，扶手已经很老了，像是经过了一百年，仿佛稍一用力就能拉倒。吴宓先生每次爬楼梯的时候心里总在嘀咕，“是它扶我还是我扶它”？战时的大后方没有电灯，晚上吴宓先生只能屏气吞声，慢慢地摸上楼去，像一条史书里的蠹鱼，没有丝毫的波澜。和昆明所有阁楼一样，屋子中间高四面低，吴宓先生进到屋里必须低头弓腰，才能过他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的教授日子，而他的三本英文著作，正是在这里写成的。
　　就在吴宓先生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吴宓先生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先生要来菜单子，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亲手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
　　昆明的晚上有雾，师徒一行出得饭馆，光滑整齐的石板路在雾气里湿漉漉，雾蒙蒙。学生拥着老师，像一群依恋母亲的孩子。吴宓先生穿长衫，戴礼帽，携一文明棍，在那样一个浓雾弥漫的晚上走在薪火相传的古道上，所有的喧哗和市声都被雾气清洗，没有人知道吴宓先生想什么、看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是对先生无比的依恋和浓浓离情。夜色渐深，两旁商铺的檐角偶尔有水滴滴落，打在同学的头上，打在吴宓先生的帽子上，打在后人记忆的湖面上，直到如今还在泛起层层涟漪，荡漾成1944年有关吴宓、有关清华、有关抗战、有关知识分子的种种回想。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40
　　
向驯兽师学家教王　悦编译
　　我在厨房里洗盘子的时候，儿子满头大汗地跑进来：“妈妈．嘟嘟不见了……”
　　嘟嘟是他的玩具猴。说完，小家伙又乒乒乓乓地向客厅奔去．我们家的狗小迪紧跟在他身后．不知道自己的主人为什么这么生气。
　　如果在平时．我会说：“别担心．嘟嘟丢不了……”或者“旱告诉你不要随便乱放玩具……”不论哪种说法都只会让儿子更着急。不一会儿，失踪的小猴就会引发一场家庭危机。但现在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潮湿的盘子上。既没转身也没吭声，因为我正在试验一套刚从驯兽师那儿学来的教育方法。
　　儿子司考特快5岁了，跟所有的调皮鬼一样，他可爱之极，但也有不少坏习惯；而我也和所有母亲一样，希望有一个完美的宝贝儿子．一个懂事乖巧的“模范儿子”。于是，我开始着手改造儿子。试验过不少育儿专家的“绝招”之后．我发现他们的方法在儿子身上统统失效。不知不觉地．我抛弃了理论和建议，拿起家长最常用的武器——唠叨和责罚。结果非但儿子的坏习惯没改掉，我们的关系反倒变得紧张了。
　　就在这时．事情有了转机。因为要编辑一本跟驯兽学校有关的书，我开始每天都到一所驯兽师学校旁听老师讲课。如何教大象画画，如何训练海豚做空翻，如何叫一鬣狗跳芭蕾舞，如何让狒狒溜滑板……职业驯兽师说这些奇迹背后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如果动物做了你希望它做的事，奖励它；如果它做了你不希望它做的事，装作没看见。
　　我突然想，这条原理对另一类固执但又可爱的物种——儿童．是否也适用呢？回家以后，我迫不及待地把驯兽师的技巧用在儿子身上。如果他把一个玩具放回玩具箱里。我立刻连声夸奖．如果儿子放了两件进去，我就亲吻他。与此同时，我对乱扔在地板上的玩具视而不见，一句责怪的话也不说。在我的鼓励之下．地板上的飞机大炮、猫狗猴子越来越少了。
　　第二次去驯兽学校听课，我又学了一招——不相容法则。老师告诉我们，非洲冠羽鹤喜欢站在驯兽者的头顶或者肩膀上，为了让它们改掉这个坏毛病，驯兽师训练冠羽鹤站在一块彩色的毯子上。因为鹤一次只能站在一个地方．习惯站在毯子上以后，它们就不会站到人的头顶上了。老师解释说，想训练动物不做某件事的时候，可以教它们做另一件事。如果这两件事符合不相容法则．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以前做饭的时候，儿子总爱跟在我身后添乱，不是缠着我给他念童话书。就是跑到炉灶前跃跃欲试。学会不相容法则后，我在厨房里离炉灶最远的角落，放上一小盘洋芋片和调味汁。并告诉儿子要等到晚饭以后才能吃。果然．儿子每次一跑进来就被角落里的零食吸引过去，趁我不注意偷偷拿上两块，然后带着战利品匆匆逃走。他的小动作我其实都看在眼里，只是没出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担心小调皮在炉灶跟前捣乱了。
　　活学活用了驯兽师的技巧以后．我发现儿子越来越可爱了。驯兽学校的宣传语成了我的座右铭：“永远不是动物的错。”当我的育儿计划遭到挫折的时候，我不再怪罪儿子，而是采取新的办法。
　　另外．驯兽师还告诉大家．动物有些本性就连最高明的驯兽师也无法改变。我相信小孩子的天性也一样，如果儿子有些小毛病实在改不掉．我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俗话说得好：你不能教猫咪跳水。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23
　　
像水一样流淌作者：张建伟
　　从小，他就有从大学中文系到职业作家的绚丽规划，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1955年，他的哥哥要考师范了，但是，父亲靠卖树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供兄弟俩一起读书，父亲只好让年幼的他先休学一年，让哥哥考上师范后他再去读书。看着一向坚强、不向子女哭穷的父亲如此说，他立刻决定休学一年。不过，就是这停滞的一年，命运，天上，地下。1962年，他20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　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1961年这个学校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一年之隔，四个班考上大学的人数却成了个位数。他面前的这座高考大山又增高很多，结果，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
　　高考结束后他经历青春岁月中最痛苦的两个月，几十个日夜的惶恐紧张等来的是一个不被录取的通知书，所有的理想前途和未来在瞬间崩塌。他只盯着头顶的那一小块天空，天空飘来一片乌云，他的世界便黯淡了。他不知所措，六神无主，记不清多少个深夜，从用烂木头搭成的临时床上惊叫着跌到床下。
　　沉默寡言的父亲开始担心儿子“考不上大学，再弄个精神病怎么办？”就问他：“你知道水怎么流出大山的吗？”他茫然地摇摇头。父亲缓缓说道：“水遇到大山，碰撞一次后，不能把它冲垮，不能越过它，就学会转弯，绕道而行，借势取径。记住，困难的旁边就是出路，是机遇，是希望！”父亲又说：“即便流动过程中遇见了深潭，即便暂时遇到了困境，只要我们不忘流淌，不断积蓄活水，奔流，就一定能够找到出口，柳暗花明。”
　　一语惊醒梦中人。
　　1962年，他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将村小学任教；1964年，他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任教。后来，又历任文化馆副馆长、馆长。1982年，他终于流出大山，进入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1992年，正是这40年农村生活的积累，使他写出了大气磅礴、颇具史诗品位的《白鹿原》。
　　他就是陈忠实。
　　以后有人问他：“怎么面对困难与挫折？”老先生总淡淡地说：“像水一样流淌。”
　　像水一样流淌，这是岁月积淀的智慧。遇见困难，努力了，无法消灭它，不如像流水一样，在大山旁边寻找较低处突围，依山而行，借势取径。只要我们不忘努力，不断奔突，也一样能够走出困境，到达远方，实现梦想。
　　本文摘自《讀者》2007年第01期P10
　　
小盒子，大爸爸作者：＇美＇　贝迪兹？罗斯诺
　　每年父亲节，学校都组织孩子们动手给爸爸做一件礼物。今年，儿子的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准备一只小盒子，里面要装上能代表爸爸的东西。第二天，他们要在课堂上装饰这个盒子。
　　这个主意挺新鲜，但我和儿子犯难了，什么东西能代表他爸爸呢？丈夫常用的工具太多太大了。我们也不能把他的书房塞进小盒子里。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鸭肉和羊肉，但装在盒子里，过不了几天，腐肉就会熏死人。
　　我们最后选中了一个黄色的网球和一只榔头。因为丈夫爱打网球，平时也爱做木工活——儿子的小树屋就是他爸爸亲手造的。对了，还有一张棒球明星卡片，因为丈夫是儿子所在棒球队的志愿教练。
　　然而这个盒子始终显得轻飘飘的，不是因为它太小，装的东西太少，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多大的盒子，和太多需要装进去的的东西相比永远都太小。盒子装不了温暖的拥抱和慈爱的亲吻；装不了那些为了看儿子学校剧团演出而耽误的商务会议；装不了那些精彩的睡前故事；装不了无数个教儿子游泳的周末；也装不了那些打雪仗的下午。
　　其实盒子里装不了的那些东西才真正代表了父亲，代表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25
　　
心中有朵扁豆花作者：黑白
　　“文革”期间，汪曾祺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迫搬进了拥挤霉湿的大杂院。汪老是个随遇而安气定神闲的达观人士，他把那间简陋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还用破缸种了一架扁豆让老伴画画。扁豆藤蔓越长越密，无数蝴蝶一样的小紫花次第开放，把前屋人家窗户遮得严严实实。
　　窗户后面，时常可见一双幽深的眼睛注视着汪老，注视着汪老老伴一笔一画地在宣纸上涂抹。
　　秋天里，扁豆花落了，小耳朵一样的扁豆长起来，汪老摘了几斤送到前屋人家，敲开门他吃了一惊，男主人五大三粗，脸上横卧着一条蜈蚣似的刀疤。见了汪老，男主人开口道：能不能送我一幅扁豆花？汪老马上答应，回家挑了一幅最好的送来。后来有邻居告诉汪老：你真是吃了豹子胆，敢把他家窗户遮得密不透风？他是本地地头蛇，坐牢十年人见人怕——可他对汪老总是极好，在窗口照面，一定会送来一个善意的微笑，那幅扁豆花，一直贴在他家显眼处。
　　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少年时骨瘦如柴，因为贫困，他甚至混杂在一群农民中去农场帮工，吃最粗劣的饭食，晚上累了，就睡在麦草垛上。后来他前往圣地亚哥求学，也是席地而睡，饿着肚子读书，每晚对着落日写诗。一天，在小酒馆里，两个流氓大打出手，聂鲁达上前劝慰，恶战双方的拳头同时砸向管闲事的聂鲁达，文弱的诗人哪里受得了流氓的拳头？但是，奇妙的一幕出现了：高举的拳头缓缓落下，松开成手掌，并且慢慢地犹豫地伸向聂鲁达：你是聂鲁达？诗人点点头。流氓的眼睛一亮，惊喜万分地说：我深爱的女子最喜爱你的诗歌。他注视着聂鲁达，眼睛里面不再有凶恶与杀气，而是充满了虔诚与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