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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07年合订本 作者:多人-第1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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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走廊里疏离的歌声与打闹。
此后我便再也不让父母去学校看我。我宁肯浪费宝贵的时间,将不小心丢在家里的课本,自己跑50多里回家去取,也不会让父母送来,连带地将自己晦暗粗糙的一切,重复展览给人。我只是发奋地学习,将那些外人的嘲讽、冷漠与不屑全都踏在脚下;一同踩下去的当然还有原本让我温暖的父母的关爱。
卧薪尝胆式的努力之后,我终于考入了理想的大学。去读大学那天,父亲执意要去送我。可是在临上火车的时候,看着父亲挤在一群家长里,那么笨拙地帮我搬着行李,又因为有人无意中踩了我的脚,而差点在车上争吵起来,便终于一狠心让父亲回家去,一切我自会处理。
父亲第一次跟我急了,说:“这么小,又没有出过远门,一个人怎么行?”
我也在周围的吵嚷里发了脾气,说:“你不也是一样没有去过北京?况且你连字都不认识,除了给我带来麻烦,还能有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便觉得心里空了,那些淤积了许多年的泥淖与杂草,倏忽之间便全都被除掉了。
50岁的父亲,在一个又一个人的推挤里呆愣了许久。直到火车快要开了,他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笑着帮我把行李放好,又去给我接了一杯热水,这才转身走出车厢。我在慢慢启动的火车里,看见父亲在送行的人群中,拼命地跑着,似乎要跟着这火车一同跑到北京去,但他最终还是被疾驰的火车无情地丢在站台上,再也看不见了。
二
我很少回家,电话也是从来不在宿舍里打的。即便是在电话亭,也要等到最后,人都走光了,才匆忙地插进卡去,与父母说几句闲话。大部分的时间,我是泡在自习室里的。家庭的贫寒,让我始终没有勇气与人自如从容地交际。而爱情,更是如此。
我是在被学校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后,才开始与暗恋了我两年的媛交往的。媛低我两级,是学校一个教授的女儿,但她并没有因此像那些娇生惯养的城市女孩一样,骄横霸道。我应该会主动追求媛的,如果没有媛优越的家境横亘在中间。
媛也是个矜持的女孩,等了我两年,见我依然无动于衷,这才着了急,一次次地跑来找我。媛的父母始终是不喜欢我的,尽管见面的时候,也会与我说话,但言语里明显地带了高傲与骄矜。幸亏媛是善良的,她知道我的学费都是贷款,知道我的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打工挣取,知道我的父母无法给我的前程带来任何的帮助,依然执着地爱着我。
是媛的坚持最终给我们的爱情带来了春天。媛的父母,为了宝贝女儿,动用关系,将我留在大学,并在我毕业半年后为我与媛举办盛大的婚礼。我没有告诉媛,在我们家乡,喜宴,是一定要在男方家举办的,否则,男方父母必将被亲戚朋友嘲笑为没能耐。我的父母,也曾一次次无比憧憬地谈起我的喜宴。但我还是隐瞒了这个秘密,我知道对于媛的父母,喜宴是他们一种变相的交际手段,他们骨子里的骄傲绝对不允许他们女儿的婚礼在破败的山村里举行。
三
我的父母不知何时学会了沉默。对于这次婚宴,他们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是托人捎话给我,说一定会坐火车赶来参加我的婚礼。但我还是不放心,甚至睡觉时都梦见父母在喜宴上。我梦见他们每说一句话都招来外人的哄笑。我为此曾小心翼翼地打电话给父母,暗示他们到时一定记得不要随便说话,以免惹得岳父岳母生气。
喜宴终于来了。我在父母迈进豪华宾馆的时候,便红了脸。他们尽管穿了簇新的衣服,但他们的神态与举止却与周围的一切如此地不和谐。我将父母安排到饭桌前坐下,便随岳父岳母去接待那些身份显赫的客人。
忙碌的间隙,我偶尔瞥见父母在角落里孤单地坐着,像是两个被我极力想要摆脱掉却又躲闪不及的乡下亲戚。这是他们儿子的婚礼,却与他们没有丝毫的关系。开席时,涨红了脸的父亲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句上得了台面的话,司仪只得请一旁的导师代表父母作了发言。我依了繁缛的礼节,一桌桌地敬酒,但一颗自尊的心却是在周围人意味深长的注视里碎掉了。
我在父母走后许久,还无法洗清烙在身上的难堪的印痕。半年后,我回家。小姨和我聊起我的那场喜宴,说:“知道么,你的婚礼,给你父母留下了那么深的疤痕,他们从来都不愿在人前提起你这个留在大城市且富贵起来的儿子。他们不愿意我们去看望你,不愿意我们给你打电话,不愿意我们在你的岳父岳母面前露面……可是,你不知道,他们也同样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曾有过这样一个忘记了自己根基的儿子……”
我一直以为,父母是自己笔挺的西装上难堪的一片菜汁,却是没有想到,原来自己也是父母身上一团尴尬的饭渣。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54
问对问题●赫广才
查理是许多公司的企管顾问,他闯荡江湖的绝招就是“问问题”。
有一次,一家专门在欧洲机场做咖啡餐饮的连锁公司,请查理来帮忙,想找出提升业绩的答案。查理把几个机场的店长找来,然后开始问问题:
“你们感觉业绩不能提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人太多。”其中一个店长说。
“什么意思?”
“就是店里老是客满。”
“客满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在机场的旅客他们进到咖啡店,一屁股坐下来就不动,一直等到要登机,才会起身。中间他不会多点东西,他只是占着位置……”
“对,其他客人也进不来,所以店里老是客满,看起来好像生意很好,其实业绩不佳。”另一个店长附和着说。
“好,问题是旅客占着位子不走。那怎么办?怎么让客人快点走呢?”
“把椅子换成硬的,让他坐得不舒服,这样就待不久。”
“我的办法是盯住客人,只要他杯子一空,就过去清桌子……”
“如果客人不动呢?”
“我刚刚没说完,接着问他要不要再点什么?”
“如果他说:不要,谢谢!怎么办?”
“那就叫每个服务员每隔30秒,就过去问他要不要再点什么?”
“再不行,就叫最丑的恐龙妹服务员去问他点东西!”
“可是你们的女服务员不都是漂亮妹妹吗?”
“那就每店雇一个恐龙妹!”
“不,说正经的,我认为可以在每张桌子装个计时器,坐超过时间就加钱,跟计程车一样,时间也算钱嘛!”
“不,这不实际,我认为只要加收座位的桌钱,很多人就会选择站着吃喝,吃喝完就走人。”
“不,加收不好,不如是带走的算便宜……”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查理眼看快不可收拾,赶快拉回正题,说:“好,大家刚才说的都是要做什么才能让客人早点离开。有没有不做什么?就可以达到效果。”
“不做什么?关店不卖吗?”
“有点接近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客人在店里,眼睛都在看哪里?”
“看妹妹啰!”
“还有呢?”
“对啦,客人最常看着‘航班显示机’的电视嘛!”
“客人在咖啡店里,都是等着要登机。如果有航班显示机,他们就会安心等待,不怕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
“如果把航班显示机关掉,假装坏掉,他们便坐不安心,一定坐不久的。”
“一直都关掉吗?”
“不,等客人少了,便把显示机打开,其他的客人就会进来。”
“然后呢?”
“等人多了,再把显示机关掉,假装故障。”
“各位,你们真是一流的店长,我想我们找到答案了。”
这家机场连锁餐饮公司,就靠着假装故障的航班显示机,业绩果然大增。
所以,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找问题。 但是要注意问题往往不在问题的本身。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61
温情人生●琳达?赖恩奇 ○聘 卿 编译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医院的急诊科工作。作为这个科室的新成员,排值班的时候,我总是做殿后,特别是圣诞节晚上的值班非我莫属。平安夜上班是公认吃亏的事,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家。那天,我吻别家人,去医院上班。晚上九点,救护车送来一位60岁的心脏病病人。他脸色灰白,抽搐颤栗,心跳微弱,他在死亡线上徘徊。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抢救。终于,病人的心率恢复了平稳,能够从急救室转入重症监护室了。第二天早晨下班时,我还特意去病房察看病人的情况。这个从死神魔爪中逃脱的人已经睡着了。我悄悄地进去,静静地离开。急诊医生不像其他医生那样,可以同病人保持较长时间的联系。我们总是接手那些急性发作的病人和突发事件的伤员。送来的人一般都是经过抢救后送出急诊室,急诊医生就很难再见到他们。我也不再去想那位犯心脏病的人了。
第二年圣诞节的晚上,还是我值班。这种情况恐怕要持续到科室再来新成员为止。晚上九点整,保安来告诉我说,有一对夫妇正在门厅里等着,说是有话要跟我讲。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那男的自我介绍说他是李先生:“你不记得我了,去年圣诞节晚上,是你救了我的命。感谢你给了我这一年的生命。”夫妇俩热情地拥抱我,并送给我一件精巧的圣诞礼物。那天晚上,我感觉好极了,不仅仅是意外,更多的是暖意融融。他们让我意识到我所从事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和神圣。
第三年,科里来了新成员,我的家人很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在家里过圣诞节了。可是我想,李先生和李太太可能还会再来。如果他们来了见不到我怎么办。于是我主动要求在第三个圣诞节的晚上值班。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心里惦记着门外会有人来。果然,刚刚九点钟的时候,李先生夫妇推门进来了。李太太抱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襁褓,是他们刚满月的孙女。我和他们拥抱,叙家常。李先生说,他以后每年圣诞节晚上都要来看望我,因为他很珍惜这第二次人生。如果哪一年他没有来,那就说明医生给他的额外时光到头了。
后来,我在急诊科又工作了10年。10年中,我又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但是,再没有第二个人像李先生夫妇那样来过。每到圣诞节晚上,李先生夫妇总是准时在九点钟的时候,来到我的办公室。全科室的同事都知道了我和李先生一家共度圣诞节的事,都大受感动。他们把休息室里的杂物拿走,放上热咖啡壶、冰箱和微波炉。好让我们短暂的团聚更愉快、更舒适。就这样,我们一起共度了13个圣诞节的晚上。平安夜值班的机会自然都是我的了。
我最后一次见李先生夫妇的时候,李先生送给我一件礼物。我打开包装,里面是一个水晶球,水晶球上刻着一个单词:“友爱”。第十四个圣诞节晚上,李先生没有来。以后我也离开那所州立医院去了科罗拉多。现在,我的家人和朋友,每到圣诞节晚上九点钟的时刻,就会摁响自家的门铃来纪念李先生,并给这位重情意的人献上一杯酒。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1期P57
威胁生命的无价值感● 黄国泰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看待各人的价值高下,常常以其所获得的成就而定。我们一定要问的是:“他是干什么的?”而不一定问:“他是谁?”我们常常重视他的名衔、工作、成就、职位和社会地位,因为这一切很重要。对一个人的最低评价就是一事无成。工作、发迹、金钱——还有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吗?问题就在于:仅仅是这些,就能使人变得幸福吗?
由于工作的关系,在为不少老年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过程中,我发现价值感对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同样的年龄段,责任感被激活,感到生活有价值的老人,他的快乐程度较高,健康程度亦较高;觉得生活不再有意义,生活已不再有价值的老人,生活的激情和活力也日趋缺乏,说话越来越少,很不开心,身体也慢慢垮掉了。在同样的年龄段,觉得“活着有意思”的老人中有15%的人死去,而觉得“活着无价值”的老人的对照组却有30%的人死去。无价值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寿命。
当人处于事业失败、年老、晚期疾病、经济拮据的状态下,常常会产生无价值感,带来消极的认知:我不能贡献社会,我不能完成个人分内的事情,不能积极参与有趣的事情,已成了家人的拖累。这时,人们常会依次经历典型的三个阶段:事业——竞争——崩溃。就像易拉罐一样,用完了,该扔了。
我认识的广州某研究所一位林姓所长,50多岁了。在位时他曾是一个热情肯干、工作认真负责的领导者,当发现患上胃癌后,他做了手术,接着是化疗。几个月过去了,他不能再工作,来探望的同事也日渐减少。他变得越来越虚弱,也越来越失望,家务及日常活动也放弃了,觉得人生的价值已跌落至零,自尊心也降到了最低点。应该说林所长的抑郁沮丧并不是因恶性肿瘤引起的,而是由于扭曲的心理状态剥夺了他的自尊。
作为一个人,一生成就会有高低,职位会有升降,但人的自身价值、尊严却不应等同于职位、财富、名声。对于人的自尊和价值而言,成就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即使是生长在路边的一丛最最平淡无奇的青草,比起那些漂亮的塑料花来,也要卓越得多,因为它有着任何科学家所无法赋予的东西——生命。比起一个爬卧在乡村小屋地板上身患疾病的小孩来,古希腊最美丽的石雕像又算得了什么呢?后者虽然是美丽的,却是无生命的。这意味着,人的价值与尊严不是靠外在的东西赋予的。当林所长明白了这个道理后,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感。在他身患癌症、经历手术化疗、身体极度虚弱时,他也依然保持着乐观昂扬的心态。他的抑郁、沮丧被笑声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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