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7年合订本 作者:多人-第3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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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的礼物之链
　　◎徐贲
　　前不久，美国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件事：28岁的男子马修做出一个决定，他愿意为一个完全陌生的肾病患者捐出自己的一个肾。马修的条件是，接受者的家人也愿意以同样的条件。为另一个陌生的肾病患者捐出一个肾。医生们通过美周全国范围的搜寻，为马修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受赠者。
　　受赠者巴巴拉是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女士。她的母亲和祖母都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因肾脏疾病去世，她自己电从小就有肾病。她的丈夫罗纳德愿意为她捐肾，但他不是合适的捐赠者。巴巴拉意外地得到了合适的肾脏，罗纳德很愿意为另外一个陌生患者捐出自己的一个肾。他对记者说：“巴巴拉有了这个肾，我们终于可以白头偕老，我们可以一起看着孙儿们长大。这真是一件神奇的礼物。”
　　接受罗纳德肾捐赠的是安琪。安琪32岁，多年来靠透析存活，每星期都得在血液透析机上度过数个小时。罗纳德的礼物，让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安琪的母亲含着眼泪对记者说：“今天是安琪新人生的第一天。”为此，她要为一个陌生人捐献自己的肾脏。和捐肾给她女儿的罗纳德一样，安琪的母亲成了捐肾礼物链上的一环。美国人体器官匹配联合会主任迈克？里兹从这个礼物之链上看到了器官捐赠的崭新前景。他说：“美国未来将不会有所谓‘愿意但不匹配’的捐赠者。只要你愿意，我们一定可以实现器官移植。”
　　在这个生命礼物的捐赠之链中，开始的启动者马修是一个完全无私的利他者，他的捐赠是不需要回报的。他的捐赠行为，证明了康德关于利他心是一种理智能力而非单纯“同情”或“恻隐之心”的论断。马修并不知道谁将是接受自己肾捐赠的患者，他的捐赠并非出于帮助具体对象的感情冲动。我们知道，人即使有了同情心，也不一定会付诸实施。而没有同情心作为原动力的道德理性，反而会让人有深思熟虑的道德行为。
　　马修的捐赠是无私的利他行为。一旦从此启动利他的礼物之链，其余的每个环节，接力者不必出于完全利他的动机。可以说，罗纳德和安琪的母亲，实际上都是因为自己亲人的缘故而捐出自己器官的。他们的捐赠因此包含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但是，这并不降低他们行为的利他价值。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可以形成一种并非完全无私的利他关系。
　　这种利他关系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契约。献血可以说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我献血，我并不知道我的血会救谁的命，我也不指望在我需要用血的时候，那个受血者会为我献血。但我相信，由于我和别人生活在一个需要有人帮助的潜在契约关系中，我需要用血时，一定会有其他人为我输血。这种潜在的社会契约，为许多利他行为提供了一种并非完全无私的选择。
　　这种状态一旦遭到大规模破坏。就会开启一种性质相反的恶性循环。在一个利他行为潜在契约有效的社会里，我看见一个人从白行车上摔下来，前去关心，有需要还会送他去医院。我这么做，并不一定是因为我特高尚、特道德，而是因为我的潜意识会让我自然地将心比心，告诉我自己，如果摔的是我，别人也会这么做。在一个人际潜在契约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里，别人摔了，我会袖手旁观，我的理由是，好人做不得。不要说以后我自己摔了。别人不会管我，就是眼前，我帮他。说不定给讹上了，马上就有麻烦。
　　潜在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涉及了利他行为和社会正义的关系。一个社会越正义，在彼此需要帮助时潜在契约越有效，社会中的人就越会有利他行为。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社会中越多的人有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潜在的社会契约就越有效，也就越具备鼓励其他人助人为乐的整体正义环境。我们的社会有待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社会契约。
　　（班超摘自《新京报》2007年8月25日）
　　广场上的白头巾
　　◎筱敏
　　30年过去了。她们还活着。
　　她们是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她们的孩子失踪了，在军政府恐怖统治时期，甚至更早的庇隆政府时期，铁血的罪恶袭击了那些孩子，他们被从家里、从学校里、从黑夜或白日的街头。三十年，杳无音信。年复一年物换星移，天空的颜色由猩红而漆黑，由幽绿而皓白，天空已经完全不是母亲和孩子一同晒过太阳的天空。母亲的头发全都白了，如秋深飘落树冠的枯叶，寒冷进入树根。母亲们围起白头巾，那是她们年迈的悲痛的旗。30年，她们还在这里。
　　起初她们是14个人。1977年4月30日，十四个母亲出现在五月广场那座玫瑰色的宫殿前面，询问她们儿女的下落，要求军政府对她们儿女的失踪作出解释。她们面对的是“石头”，“石头”僵硬而且庞大，既看不见她们也听不见她们。
　　——没有什么年轻人失踪。
　　——这些失踪的年轻人是国家的敌人。
　　母亲的行走就是那天开始的，母亲们绕着广场在“石头”面前行走。她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哪里能有一盏垂顾她们的风灯，在“石头”和铁的国度里，母亲完全没有道路，然而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母亲必须行走。她们互相挽着，走一个圆圈，再走一个圆圈，就像她们生火、烧饭、缝小袄、洗尿布……从黎明操劳到夜深的周而复始的日子，从春到冬，从冬到春的循环往复的生命。
　　广场上伟大的金字塔，伟大的骑马的青铜的将军，伟大的总统府和市政厅。伟大的脚下，这些渺小的女人。
　　那些用制服和武器撑起来显得像伟大国家的人，吆喝警犬扑向她们，讥笑说：绕圈吧，就像瞎眼的母鸡在笼子里绕圈，可怜的候鸟在旋风中打转。绕圈吧，不想活了的疯女人。
　　她们的回答是她们活着，并且也要孩子们活着，所以她们继续行走。有谁比母亲更懂得生命，更敬畏生命，谁比母亲更深地体味活着的美好，生命在她们体内萌动的幸福时分。她们拒绝相信她们的孩子已经死去，她们寻找，农妇不就是这样绕着田野呼叫孩子的吗？女人不就是这样绕着街院寻找孩子的吗？她们把孩子的照片挂在胸前，喊着孩子的名字。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即没有武器也没有力量，她们只有一个一个真实的故事，她们只有诉说，再诉说，在不断的诉说中阻挡一个一个年青生命的消失。她们跟所有的母亲一样，要看见自己的孩子。为这天底下最简单的诉求，她们必须活着，她们靠自己的悲痛活下来，在悲痛中寻找自己的生命。
　　从此她们每个星期四都来这里，她们诉说，并互相倾听，也祈祷大地倾听。
　　一位儿子，失踪时只有19岁，他清澈的眼睛多么像我们家乡的天空，歌声就像天空飘荡的彩云，他在教育学院学习他热爱的历史，希望毕业后能在高中教历史。他的罪就是太年青，太爱思考。1976年5月12日黎明，两辆福特汽车和五个持枪的人闯进家门把他带走，并搜走了他的身份证明。他们声称代表联邦警察局而来，然而警察局却将叩门寻找的母亲推出去，——不，没有，没有抓捕，没有拘押，没有什么五个持枪的人，假使是有，他们当时出示的证明也是伪造的……一个女儿，22岁，在大学里念心理学。那一天，1976年9月1日，灾难降临，我们完全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形下，什么人把她掳走了。那么善良纯洁的孩子，总是记挂着世界上受苦的儿童。她爱着一位男孩，约定相爱一生。出事后我请求那男孩离开这个国家，他回答我说：我不想被她当作懦夫，我希望她一直爱我，我要留在这儿和你们一起找她，好让她回来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然而一年后，那好男孩也遇害了……我的儿子在获释后的三个月再次失踪，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们一起吃午饭，还一起跳了一支华尔滋舞，他走出家门，自此再也没有消息。我去了警察局、监狱、政府大楼、内务总理办公室、停尸所……我得到的回复是：根本不存在我儿子失踪的档案，或许他在哪里呆着，又或许他根本不会再出现了，谁知道！我去了无名死者公墓，带了一大束剑兰，我给每一个无名的坟冢都插上一枝，希望能从中感应到我的儿子……整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整一个阿根廷，还有什么角落我们没有寻找过。当局不但没有给我们任何交代和解释，还恐吓我们不许再追问有关我们孩子失踪的事情。我们需要平安，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下落，我们祈祷公义，只有公义能够给予我们平安。
　　母亲的队伍越走越长。日子一周一周延续，越来越多的母亲来到五月广场。这是因为失踪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了，这是因为这片土地有越来越多悲痛的母亲，越来越多敢于起身追问的母亲。
　　一边是伟大的强硬的铁和“石头”，一边是弱小的柔软的躯体；一边是军人的方阵和笔直进军，一边是母亲挽起来的圆环。凶手销毁所有罪恶的痕迹，只留下恐怖的空白，母亲就把自己的脚踏在空白之中，让空白振动生命的响声。母亲们曾经生下了她们的孩子，现在是孩子将她们带进了这个寻找公义的世界，是孩子激荡了她们的生命。
　　与她们的白发同样悲痛的白头巾是她们的旗，把她们变成了共同的母亲。
　　共同的母亲大声抗议死亡，她们不能停止，停止抗议就意味着被死亡战胜。她们抗议屠杀，抗议恐怖，抗议掩盖和推诿，抗议镇压和监禁母亲，抗议人的失踪之后记忆的失踪，抗议统治者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时用爱国热情掩盖罪恶愚弄人民，正如他们在1978年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喧哗欢腾掩盖罪恶愚弄人民。母亲们唱连祷歌，母亲们行走，母亲们的白头巾连接成白色的横幛，母亲们的心写满失踪孩子的名字，她们现在要求当局交出杀人犯和帮凶者的名单，母亲们绝不宽恕，当有人念到一个罪恶的名字，母亲们就齐声高唱——主啊，别宽恕他们！
　　30年，广场都长出花来了，繁华的喷泉，太平的鸽子，变幻着颜色的难以言说的天空。母亲们还在这里。母亲们的白头巾还在波涌的圆环里飘动。
　　母亲们活着，母亲们行走。
　　于是，这”石头”的广场，还有比广场宽阔的大地，不得不记住她们的孩子，连同记住那血写的历史、记住生命。
　　事故之后
　　韩少功
　　有个村庄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啊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贸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辨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12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出人意料。
　　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着。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儿太……”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但他们放点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买几张单，麻将桌上少放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切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