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7年合订本 作者:多人-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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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桥绫子身上，有一种穿透父母那代人的脸、去倾听历史大音稀声的力量。
　　但在列岛，快乐的童年依然在沿途撒下鲜花与歌声，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因战后高速增长的经济，从国家体制到社会生活形态大跨度地西化，给这代青年以多少诱惑，又有多少机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了父母那张一半朝着阳光、一半埋在阴影里的脸。列岛上下遍布着这样充满日本特色的脸，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怪诞。
　　源自高村光太郎（18831956）的一首诗《坠子之国》。作为雕刻家和诗人，大约是因为主要生活在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理想与骗局肥皂泡般破灭的年代，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总以自嘲或自我厌恶的语气否定日本人。
　　坠子也是日本民间一种小手工艺品。将烟盒或药袋塞在腰间时，为防止掉落而在其绳端附上雕有各种人物、动物等形状的坠子，材质有玛瑙、珊瑚、牛角、象牙等，手工十分精细。在高村眼里，坠子却是没有生命的，再精巧也只是雕虫小技。但一次，当他看到出自名家的几件坠子上雕着些许人物，惟妙惟肖，让他一下认定这就是日本人最典型的脸——
　　颊骨突出，厚唇，三角眼。长得像是名人三五郎雕出来的坠子/失魂落魄神态木然/不了解自己汲汲营营/生命如鸿毛/爱慕虚荣/藏头缩脑不满现状/如猿猴，如狐狸，如鼯鼠，如鲨鱼，如兽头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
　　高村一定是〃爱之切，恨之深〃了。其实，高村笔下〃一般的日本人〃，我们在中曾根康弘、太平正芳、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士等历任、甚至在现任上争议不断的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脸上看不到，在池田大作、胜田昭夫、松下幸之助、黑泽明、小泽征二、东山夷魁、高仓健等各界精英的脸上看不到，更不要说是最能体现日本女性气质、风度美的栗原小卷、中野良子、小鹿纯子了。
　　上世纪90年代访问过日本的梁晓声先生在他的访问记里写道：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点。'〃
　　我亦有同感。而且，在我看来，近些年相当多的中国男人、中国女人，倒显得〃汲汲营营〃，〃藏头缩脑〃，或有猿猴般的灵活，或有狐狸般的狡黠，或更善鲨鱼一样的撕咬。以至于几乎人人发出〃中国人素质太差〃这个仿佛是万古不磨的感叹，与此同时，许多人又在一个强烈的〃民族互憎感〃中，以形形色色见怪不怪的〃假冒伪劣〃，以过江之鲫般的大案要案，轻贱同胞，作践同胞，榨取同胞，这可能在时下环球各民族中尚找不到第二例……
　　但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凡要对待〃中国归来者〃，凡要应答仓桥绫子这样的后代，凡要谈论起这场战争，的确是遍布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
　　它们热情而又冷漠，充实而又空洞，坚毅而又暧昧，紧张而又迷茫。
　　可只要投去了其他对象，其他问题，它们瞬间就可能变得明净起来，和谐起来，真实起来，因此你可以说这张脸是一个四处游布的假面具。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8
　　运气＇英＇克里斯廷。格尔曼
　　一位姑娘把一束鲜花放在火车站的书摊上，选取好一本杂志，然后打开钱包。那束花开始向边上滑去，我伸出手去将花挡住。她当即对我嫣然一笑，接着拿起杂志和花转身走了，我上了火车后，又在车厢里见到了那位姑娘，她旁边有还有一个空座位。“这里有人坐吗？”我问她。她抬起头说：“没有，你请坐吧。”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我想与她交谈，但又找不到话题，真是可笑。于是我就抬头看行李架。她的那束花放在上面，还有她的蓝色小提箱。我看见小提箱上印着她姓名的缩写字母Z。Y。这个名字不多见，我心里想。
　　火车开动了，驶出站台时，她站起身来推窗子。
　　“等等。让我来。”我说，连忙起来把窗子打开。
　　“我来来是想把窗子关上的。”她微笑着说。自然我表示了歉意，并把窗子关上了。从这以后就随便多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
　　“你是去度假吗？”我问她。
　　“不，”她回答说，“只是去和父母亲住几天。”
　　“我也是，去一个星期。”
　　列车员推着食品车过来了，我提出请她喝咖啡。
　　“谢谢，”她说，“从早晨4点到现在，我还未喝一口水。”
　　后来我们又交谈了一会儿，当火车到达一个车站时，她站起身来，从行李架上拿下她的东西。我问她是否要下车，她说：“是的，要换车了。”“希望能再次见到你。”我对她说。
　　她说她也希望如此，然后下车走了。火车离开车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太笨了，连她的姓名也没有问。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工作。我或许在这个城市里转上数年也不会碰到她。
　　而我很想再见到她，但有什么办法呢，关于她我知道什么呢？当然，我知道她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这又能告诉我什么呢？她叫“佐伊。耶顿”，还是“普诺比亚。亚罗”？不得而知。
　　返回市里以后，我翻看了电话本，以Y开头的姓有几页纸，但没有以Z开头的名字。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努力回忆着，有关她的情况我还知道些什么。她有一只印着她姓名首个字母的小提箱，她还拿了一束花。
　　花！她不可能是早上买的花，因为花店要9点才开门，而我们乘的火车是8点50分开。对了，火车站的西边有一家已经开门营业的花店。要看得见这花店，她一定是从西边进站的。
　　在西边停的有哪些公共汽车呢？我查询着，一共有3路，都通向市郊。
　　我还能想起些什么来呢？书摊，她在那里买了一本杂志。是什么杂志呢？我不知道，但我确实记得她挑选杂志的那个书架。我走到那个书架前看了看，上面摆放着各种杂志：《建筑业者专刊》《高保真画刊》《教师月刊》……她会不会是个教师呢？这不可能――她乘车那天不是周末。还有《电子学评论》《护士杂志》……难道她是位护士？
　　我突然记起来，在火车上她说从早上4点起一口水也没有喝。早上4点，说明她刚下夜班。
　　我又看了看公共汽车的路线表，其中有一路车经过一家医院――皇家医院。
　　我来到这家医院，站在门口的车道上，观察着该在哪里询问。我看到一间房上写着“问询处”正想往那里走去，突然一辆救护车飞快地驶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让开，我只觉得被车的侧面刮了一下，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我问道：“我这是在哪里？”
　　“你在医院。”一位护士告诉我。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位姓名的首个字母是Z。Y的护士？”我问她。
　　“我就是，”她说“我名叫泽娜。耶茨。有什么事吗？”
　　“你不可能是，”我说。“任何一家医院有不可能有两个姓名首个字母都是Z。Y的人。”
　　我在那里想了好几个小时，思考着如何才能找到我要找的人。后来我与这个名叫泽娜。耶茨的护士说起那件事，她解开了这个迷。“我把自己的小提箱借给了另外一位护士，她的名字叫瓦莱里娅。沃森。”
　　我想见的她最后终于出现了。她坐在我床边，嘴角带着一丝愉快的神情。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她问道。
　　“运气，”我微笑着说，“就是一点小运气”。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04
　　有一种爱我们还不认识流沙
　　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她每天上的是夜班，回家途中，要经过一段荒凉的路，因为这段路没有路灯，她心里总是惴惴的。
　　但随着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都是平平安安的，她就放下心来。夏天来了，女人所住的小区里治安不太好，女人又开始惴惴不安。她的丈夫提出，每天接她下班。女人没有答应，因为丈夫白天工作很辛苦。
　　一个下雨的晚上，灾难降临到女人的身上。一个歹徒，在那段荒凉的路上把女人挟持了，不仅抢走了她身上的财物，而且还强暴了她。悲愤欲绝的女人，选择了报警。
　　但这起案件迟迟未破。女人的丈夫一直同情妻子，而且深深自责自己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
　　日子仍然波澜不惊地过下去。但一个细节，在家庭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女人在遭到歹徒强暴时，央求歹徒戴上安全套，说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那个安全套竟然是女人包里装着的。
　　丈夫对妻子的做法，根本无法理解。但是女人说，在包里放一个安全套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当生命遇到威胁时，不一定非要以命相搏。丈夫对妻子的解释感到屈辱，他认为妻子是肮脏的，他们开始了漫长的冷战。一年后，他们离异了，成了陌路。
　　这是发生在滨海城市里的一个真实故事，女人的做法，许多人都说不可思议，无法理解。这种说法，让人感觉手脚冰凉。在一些道德家的眼里，女人的尊严是可以不必考虑生命的，女人在遇到性侵犯时，只有当一位烈女，才会有尊严。但是，她们的生命权利呢？
　　我也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故事，澳大利亚的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时，会要求女孩在她们的书包里，放上一个安全套，在遇到性侵犯时，请让那个“恶魔”使用它。而放置安全套的工作，大部分是由家长完成的。许多母亲在给女儿的书包中放置一个安全套的同时，还会在自己的包里也放上一个，很少会有一个男人会因此感到屈辱。一位在澳大利亚任教的大学教授说，我爱她们，她们是我的亲人，我永远离不开她们。但她们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安全中，当她们遇到危险时，我想她们第一件所要做的事，就是让自己安全地活下来。虽然，在澳大利亚，这样的事，其实很少很少发生。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25
　　一把小刀的力量黄兴旺
　　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濒临北海。受洋流的影响，每到夏季，就有大批鲱鱼洄游到荷兰北部的沿海区域。
　　14世纪时，荷兰人口不到100万，却有近20万人从事捕鱼业。在当时，荷兰人每年可以从北海中捕获超过1000万公斤的鲱鱼，小小的鲱鱼为五分之一的荷兰人提供了生计，并成为荷兰人的经济支柱。
　　荷兰人不敢想像，没有了鲱鱼，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造物主并没有给荷兰人独享鲱鱼的权利，生活在北海边的其他民族，也组织了捕捞鲱鱼的船队，以获得这种自然资源。和其他鱼类一样，鲱鱼保鲜的时间只有几天，而当时还没有制冷设施。随着大量的鲱鱼涌入欧洲市场，荷兰人的鲱鱼开始滞销、腐烂。这让一些荷兰人的生活陷入贫穷的危机。为了减少其他国家的捕捞量，荷兰人曾和他们的邻居苏格兰人爆发过三次战争，以争夺鲱鱼渔场。但战争也没能改变荷兰人的命运。
　　威廉姆？伯克尔斯宗，是荷兰北部一个小渔村中的渔民，和很多荷兰人一样，威廉姆一直靠捕捞并出卖鲱鱼来养活妻子儿女。没有人买他的鲱鱼，就意味着威廉姆一家无法生存下去。那些日子，威廉姆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鲱鱼：“市场上的鲱鱼太多，就不会好卖；鲱鱼不能快速卖掉，就会变质腐烂；鲱鱼烂掉，就会没有饭吃……”威廉姆在思考中，竟然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鲱鱼的腐烂。如果有一种方法能不让鲱鱼烂掉，所有的难题就都会迎刃而解！
　　这个念头让威廉姆兴奋不已，他开始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最终，威廉姆发明了一种特制的小刀，用这种小刀，一刀就可以除去一条鲱鱼的鱼肠，然后再把盐放到鱼腹里，就解决了鲱鱼腐烂的问题。经过这样处理过的鲱鱼，可以保存一年多的时间不变质。在没有冰箱的时代，这种独特的方法让荷兰的鲱鱼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战胜对手，畅销到整个欧洲。
　　就这样，荷兰渔民凭借一把小刀，将一种人人都可以染指的自然资源，转化为荷兰独占的资本。紧接着，借助畅销的鲱鱼，荷兰人开始了商旅生涯和海上贸易。到17世纪的时候，这个仅有150万人口的国家不但成为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还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当时，人们称荷兰为“海上第一强国”。
　　如今，在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市中心，仍矗立着威廉姆的塑像，细心的人会看到，威廉姆的手里拿着鲱鱼和一把小刀。这个塑像似乎在提醒人们：荷兰的发展和崛起，是从威廉姆的那把小刀开始的。
　　如同14世纪的荷兰人，每当危机降临到头上，人们的表现总是方寸大乱，然后千方百计去寻觅一种能破解危机的利刃，却没想到，那利刃就藏在每个人自己的心里，它的名字叫智慧。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1
　　言论
　　我是个忠诚、诚实、公正、拥有智慧和决断力的人，我关爱他人、珍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事实上，我还拥有博大的胸怀，包容所有分歧。——萨达姆“绝笔信”中评价自己
　　2006年8月，在NBA休斯敦火箭队效力的姚明与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一起出席了由美国野生动物救援协会组织的“护鲨行动从我做起”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姚明发布了这样一个宣言：“今后，我本人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拒绝食用鱼翅。为了我们的未来，请和我一起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