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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古文观止-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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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金溪县人方仲永,世代务农。方仲永五岁时,还不认得笔墨纸砚,一天忽然哭闹着索要这些东西。他父亲很奇怪,就向近邻借来给他。方仲永马上写下了四句诗,并且写上自己的名字。那诗表达了孝养父母,团结宗族的意思,诗被乡里一位读书人拿去阅读。从此以后,旁人只要指定某一物作诗题,方仲永就能挥笔立就。诗的文字技巧及意境都达到一定水平。乡里人对他非常器重,并渐渐对他的父亲也礼待起来,有的施舍钱财给他。方仲永父亲觉得这是件有利可图的事,就每天携带仲永向乡里人到处乞讨,不让他进校学习。
  我很久就听闻此事了,明道年间,我跟从父亲回到家乡,曾于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我们叫他作诗,已经与我过去所听闻的水准不能相比了。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到舅家去,问起方仲永,人们告诉说:“他已天才泯灭,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了。”
  我认为:方仲永的聪明颖悟,是上天赋予的。他有天赋,比起力学而成的人要优越得多;然而最终还是和平常人差不多,那是因为没有受到常人所受的教育的结果。他的天资是那样的好,只因为没有受到教育培养,尚且沦为普通人一样;现在一般说来天分不高的人自然是很多的,如果再不加以教育培养,恐怕会连一个平常人都不如吧?
  (丁如明) 
答司马谏议书
  〔宋〕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选自《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  
  安石敬白:昨日承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觉得与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议论国事时常常意见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吧。即使想要勉强多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后来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辨的,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一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决了。如今您来信用以指教我的,认为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末我承认错误;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衷心想念和仰慕您。
  (曹光甫)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宋〕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姓名。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始稽之众史,而自李缭纮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杨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劝已下,又得其在事之岁时,于是书名而镵之东壁。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行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其职事如此,则其人之贤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观其人,以其在事之岁时,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则其人之贤不肖,与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盖吕君之志也。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三司副使官署中,以往不记录历任副使的姓名。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冲之方才开始查考各种文献资料,终于查明了从李纮以前直至第一任度支副使查道的姓名,以及杨偕以前历任度支副使的官阶品秩,从郭劝以后,又查清了历任度支副使任职的年月,于是将他们的姓名写在石上并且刻在度支副使厅的东壁上。
  能聚合天下之民众的是经济,治理天下经济的是法令,执行天下法令的是官吏。官吏不好,则虽有法令而不能贯彻;法令不当,则虽然经济形势很好而无从管理。经济形势很好而不妥善管理,那样连一般富商豪民都会有操纵市场的势力,获得垄断各种物资的利益,来与皇帝争夺黎民百姓,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的无穷欲望,这不一定需要豪门强宗大势力的人才可以办到。如果到了这个地步还说是皇帝没有失去百姓,那只不过是徒有天子之名罢了。即使皇帝粗衣淡饭,终日操劳得精疲力尽,忧愁郁结于心,想使天下富足政治安定,我们知道这依旧是行不通的。由此看来制定正确的法令,选择好的官吏来贯彻,从而管理好天下的经济,即使是上古时代的尧舜也不能不以理财为第一重要的事情,更何况后世乱乱纷纷的世道呢。
  三司副使是当今的大官,朝廷所以在各方面都非常器重。因为如今管理经济方面的法令,如果有不足之处,主管者就有权在朝堂上与皇帝一起讨论后而加以修正,并不一定要求死守现成的法令,把财政收支管得太死,只要听从上级的命令就算了。它的职务是这样的重要,那么担任此职的官员的好坏,关系到天下百姓的利害也就多么重要啊!我们看到历任职官的姓名,并且知道他任职的年月,来考究他的政绩对于今日的影响,而且考察他辅助皇上管理经济的方略
  ,那么这人究竟是贤能还是不称职,把天下是否管理好,我们就可以因此而明白了。这大概就是吕君刻石的用意所在吧。
  (丁如明) 
留侯论
  〔宋〕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材,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是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一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古代所谓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气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宝剑跳起来,挺身去决斗,这可谈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称“大勇”的人,当突然面临意外时不惊慌失措,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的抱负很大,而他们的志向又很远。
  张良从圯桥上老人的手里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么能断定这位老人不是秦朝隐居的有识之士出来考验张良的呢?观察老人用以含蓄地表达自己意见的,都是圣人贤士相互间劝诫的道理。世人未加细察,以为他是鬼怪,这就不对了。而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兵书上。当韩国灭亡的时候,秦国正强盛,用刀锯、鼎镬迫害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无罪被杀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这时即使有孟贲、夏育再世,也无所施展。一个立法严厉、苛刻的政权,它锐利的锋芒不能触犯,而当它走到末路时就可以乘虚而入了。但张良却忍不住愤恨之气,凭借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铁椎的一击来达到目的。当时,张良虽然死里逃生,实在是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真太危险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决不肯死在盗贼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宝贵,死在盗贼之手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人的杰出才干,他不去规划伊尹、周公那样安邦定国的谋略,却想出了荆轲、聂政那样行刺的下策,完全因为侥幸才得以不死,这正是桥上那位老人为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礼的行为重重地刺激他,让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后才可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说:“这小伙子值得一教的。”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袒露着身体,牵了羊去迎接。楚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低声下气地对待我们,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于是就从郑国撤兵。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就投降吴国做吴王的臣妾,三年中丝毫没有懈怠。如果只有报仇的志向,而没有屈从忍耐的功夫,那不过是普通人的所谓刚强。那位老人,以为张良的才干绰绰有余,就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刚强锐利之气,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呢?老人与张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却命令他做仆人、婢妾的事情,而张良却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责怪老人,这样秦始皇当然不能使他惊怕,而项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
  观察汉高祖刘邦所以取胜、而项羽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忍耐或不能忍耐。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所以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出兵。高祖刘邦能够忍耐,保存强大的兵力以等待项羽的衰亡,这是张良教会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占了齐地,想自立为王时,刘邦勃然大怒,并且显露于言辞和脸色。由此看来,刘邦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盛气,除了张良,又有谁能替他补正呢?
  太史公司马迁曾猜测张良一定是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但实际上张良的身材、相貌就像少妇、少女,同他的志向和气概并不相称,所以我以为这就是张良所以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
  (王兴康) 
贾谊论
  〔宋〕苏轼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舜尧,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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